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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諾獎得主給當權者的忠告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四)

2020/9/20 — 15:39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教授(Amartya Sen)(資料圖片,來源:UNU-WIDER 影片截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教授(Amartya Sen)(資料圖片,來源:UNU-WIDER 影片截圖)

浸大宗哲系陳成斌教授撰文,從哲學的角度切入,介紹 199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並稱許他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陳教授指,森教授提出一套可稱為「比較式正義進路(comparative approach to justice)」的正義觀 。在處理實際的正義問題時,它尋求的是實在情境下怎樣才是比較上不正義。有一些情況,不正義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飢荒、貧窮、文盲、酷刑、隨意囚禁等等。森認為,就算我們沒有一個完美的正義理論框架去判斷我們每種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亦可知道(例如)發生飢荒的社會比起沒有飢荒的社會是更為不義的。換了香港,更貼切的例子,顯然是貧富懸殊的社會,比起貧富差距有限的社會更為不義。

多年前,森教授到過香港,並接受林行止的《信報》專訪。

訪問中,他提到他的媽媽和泰戈爾是好朋友,他的名字是這位 1913 年文學獎得主改的。Amartya 的意思是不朽。「我嘗試在經濟思維背後加上道德判斷的思索。」這一點,森和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張夏準不謀而合。後者在其著作《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中強調,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是政治思辨,而非對錯分明的「科學」,故應廣納不同的治學方法,並讓彼此交叉授粉。民眾只要明白這道理,就會有信心參與經濟討論,不會被專家學者以真理守護者之姿恫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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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教授一向關注貧窮、被剝奪的人,他說,衡量一個社會的成就要看社會裡最貧困者的生活情況,他不願看到一些人的極度富裕建築在另一些連基本需要都沒有的人身上。他特別提到具有視野的領導(visionary leadership)的重要性,並指出三個先決條件:

  1. 胸懷不被私心局限的人才;
  2. 忠誠、有力且敢言的反對黨,他們的聲音迫使當權者檢討自己;
  3. 言論自由的傳媒。

想不到多年之後,香港人對他這番話的感受會如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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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很不健康的現象。這個在經濟學界大有貢獻,而且相當入世的頂尖兒 — 曾創立聯合國的人權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長期關注飢荒和貧窮,近期還呼籲各國要小心處理疫症帶來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 活躍於香港的一班經濟學 KOL,以及王于漸和雷鼎鳴兩個芝加哥學派大老,絕少向讀者推介其理論,或以其理論論政。就算提及其名字,都是彈的居多。

陳成斌教授在文章中,介紹森的後果評價 — 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要人「為自己選擇的後果負責」— 但香港人過去多年,無論政府、傳媒抑或政黨,都吹噓所謂自食其力的獅子山精神,強調人的自私和理性,反對大魚吃小魚有任何限制,漠視二者有巨大實力差距。一般人被芝加哥學派的語言偽術洗腦(請注意,這並非否定芝加哥學派在學術界的貢獻,而是針對這幫人搬自己那套去議論現實世界時,總以真理化身自居,毋視經濟學有不同派別,各有千秋),把反對其意見者抹黑為民粹、仇富。欠缺阿馬蒂亞.森或皮凱提這些重量級經濟學者的理論支援,被芝加哥學派牽著鼻子走(當年領匯上市,主流社會都相信這幫人的公共資產私有化建議),一般人又何來有真正的選擇,又如何為自己選擇的後果負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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