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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理由解釋不反的荒謬之處

2020/1/5 —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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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文清】

一月一日下午五時半,警方強行終止民陣遊行。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稱民陣沒有權力、能力反對警方終止遊行的決定,但沒有「同意」終止。那麼警方終止遊行的權力又從何而來?因為「不反對通知書」、《公安條例》?這只解釋終止遊行集會的法律依據,卻沒有解釋背後最重要的道德和邏輯論證。

自由與公眾安全存在根本矛盾。假如我有絕對自由,包括傷害他人的自由就會威脅公眾安全,所以當我們身處社會和國家的公共空間,我們已放棄了部分自由,以換取自身的安全,和社會整體的安全。那麼,以公眾安全為由限制集會自由又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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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自由意味著人民和平示威、表達意見的權利。當我們談到這些權利時,很多時會以法律解釋,包含本地法和國際法,例如《基本法》第二十七條:「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又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七條:「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

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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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權利之行使。」從這個層面,集會自由是一種合法權利(legal right),即因為法律賦予,所以我們擁有這些權利。但這就會陷入一個困境:如果修改法律,例如人大釋法,刪改《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的意思,是否香港人就再沒有集會自由?

集會自由同時是一種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它未必是基本人權的範圍(basic human right),因為就算失去政治權利,我們也不會死亡,只是生活上處處受到限制。然而政治權利對組成現代國家十分重要,公民失去政治權利意味國家失去其正當性(legitimacy),亦不再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力(power)。以香港的情況而言,警方由始至終沒有正當性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終止遊行集會,而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也沒有正當性。以下大致分為三個原因論證:

第一,從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 theory)出發。社會契約論是現代國家成立的基礎,簡單而言就是人民與國家簽訂契約,加入國家,受政府管治。這個契約不是強迫簽訂的,而是理性的人權衡輕重後的選擇,所以國家不是以單純的力量管治人民,而是因為人民的同意(consent)而有管治的正當性。社會契約論又分為霍布斯式(Hobbesian)、洛克式(Lockean)和盧梭式(Rousseauian)的論證。其中洛克提出人民進入國家,給予國家權力,以保護個體的權利。所以如果國家錯用這些權力,未能保護人民,人民就有權推翻及重新建立一個政府。香港的情況就更不言而喻,警察濫暴不但侵犯我們的政治權利,連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受威脅,即政府的權力和正當性受到質疑,有如此情況下,政權(包括警方)又有何權力來源限制人民的集會自由?再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解釋,他以共和主義的角度提出,國家成立是為了人能夠更好地合作,以追求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公意(general will),所以國家應該按照公意行事。一旦政府錯估民意,行錯方向,人民就有需要告訴國家公意是什麼,希望國家改正,而遊行集會就是反映民意的方法。所以,限制集會自由,剝奪政治權利,會導致國家的正當性和權力來源受到質疑,一個現代民主政體不應有如此限制。如果香港政府仍堅稱自己是一個民主政體,不是極權,就不應限制人民集會,取消不反對通知書制度。

第二,從公民身份(citizenship)出發。馬歇爾(T.H. Marshall)從三個角度講述現代的公民身份的意涵:政府保障人民的公民權利(civil rights)、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會權利(social rights)。我是這個社會的公民,代表我的政治權利應該受到保障,包括集會、結社、罷工等自由。失去這些自由代表一個人不再是這個社會的公民,只是一個被奴役的奴才。終止遊行是剝奪政治權利的行為,即香港政府不把103萬參與遊行的香港人當作公民。這絕對違反了一般人對政府的期望,亦是警方沒有權力終止遊行的原因,因為宣布中止的一刻,就意味牠們把自己當作主人,示威者當作奴隸。

第三,個體主體性的建構。失去政治權利的人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集會自由不單是合法權利,不是因為法律賦予我們,我們才擁有,而是建構我地每一個人,作為社會動物、政治動物很重要的一部分。阿倫特(Hannah Arendt)稱之為擁有權利的權利(the right to have rights),我們只希望如其他人、普通人一樣活著,如果做唔到這點,我們就不是一個「人」,作為「人」的主體性就不能構成,只會淪為勞動動物。唯有進入公共空間言說和行動,才能回答「我是誰」、「我從何來」的問題。而且,在政治行動(包括遊行集會)中,通過集體行動,我們能夠建立一種共同身份,這種身份是回答「我是誰」的關鍵。

總括而言,集會自由不單是合法權利,更是政治權利,它就算不是天賦人權,也不是因為法律「准許」而出現。這種政治權利保障個體自由和主體性的同時,能建立政權的正當性和賦予它權力。香港警隊沒有權力強行終止遊行,因為人民從來沒有賦予牠們任何權力。退一百萬步,就算香港人有賦予牠們權力,一個民主政體亦不應這樣做,因為這樣會毀掉自己與人民簽訂的契約,同時因公民身份的缺失導致政權的正當性受損。

不反對通知書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個體要求國家履行責任,保護人民,要求國家按照公意行事,不需要政權的「不反對」。建構我自己作為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性,亦不需要政權的批准。不反對通知書由始至終就是一個錯誤的命名,讓人有錯覺遊行集會需要正確的「不反對」,卻忘記了個體才是建構權力最重要的部分。

(作者自我簡介:不學無術的大學生,教育推動者,希望所有人都擁有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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