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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黨的歷史真相

2020/2/2 — 11:49

image credit: Jatin Garg, https://bit.ly/2QZluiz, Public Domain Phot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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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週知,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7月成立(實際上是7月23日,但毛澤東在1938年已確定為7月1日)。2020年是中共政策宣示「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週年、建國一百週年」的第一個一百年之末,正是宣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年份,宣稱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比2010年上升一倍。鑒於中共慣性造假,再加上美中貿易戰升級、武漢新冠狀病毒肺炎、經濟衰退、人口老化、香港抗爭運動等複合因素的影響,事實真相往往不會是中共所講的那一套,識者當然不會受其蠱惑。

回顧歷史,探尋真相,留下記錄,相當重要。環顧目前香港初中三年級中國歷史教科書,我發現市面上很多教科書似乎在寫神話,寫小說,寫劇本,為當權者寫宣傳材料,而不是客觀記載歷史真相,或者至少在課文遣詞用字方面多有誤導,甚至對於關鍵事實真相不置一詞,以偏概全。洗腦教育的幽靈,揮之不去,陰霾密佈,滿城喧囂,先洗老師的腦,再洗學生的腦,卒致師生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見識境界猶如活在楚門的世界。有鑒於此,對於香港未來,實在茲事體大,因此我會通過一系列文章,嘗試針對中共創黨以後若干關鍵歷史事實,與目前中史教科書不一致之處,逐一解剖,以正視聽。當然,由於史實汗牛充棟,妖異之處不勝枚舉,所以我所寫的往往都是九牛一毛。對於慈禧、袁世凱、孫文、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的重新評價,尚待日後有機會逐一專文探討。我目前先專注於跟中國共產黨相關的歷史真相。

齡記《新簡明中國史(三甲)》頁156是這樣寫中共創黨:「公元1920年,共產國際派代表來華,與陳獨秀、李大釗等接觸,幫助他們建黨。公元1921年7月,各省代表在上海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通過了黨章,推選陳獨秀為書記,於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會議進行至30日,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與會者為了避開耳目,便轉移至嘉興南湖的遊船上繼續開會。最後,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綱》,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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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中國史遊蹤3甲(下)》頁188是這樣寫中共創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更派遣代表來華,協助陳獨秀、李大釗及毛澤東等人宣揚共產主義,包括創辦刊物及在多處建立研究小組,並籌備建黨工作。...1921年7月,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於上海舉行會議(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中通過組織章程,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陳獨秀當選為黨內中央局的書記(後稱「總書記」)。...蘇聯亦派遣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由於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捕,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至浙江嘉興南湖一艘遊船上舉行。(注:書記原指負責文件紀錄或負責繕寫的人員,但在一些社會主義政黨中(包括共產黨),則指一些主持日常事務的領導人。他們除了是各項決議、決定的執行者外,還擁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

乍看之下,似無問題,實則不然。綜觀這些段落,其實這些教材企圖傳遞一個重要訊息:中國人是創黨的主角,自發開會,自主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而蘇俄或共產國際只不過是擔當「接觸」、「幫助」、「出席」的配角角色,而陳獨秀也是出席的中國人自主地「推選」出來的書記,甚至被說成是「擁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至於為甚麼會「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捕」,這些教科書都沒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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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關鍵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否蘇俄及共產國際精心策劃導演、「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各項細節的結果,抑或只是幫助協調的啦啦隊?答案當然是前者,不是教科書說的後者。

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成為了全球左派顯學及左派革命綱領。1919年3月,蘇俄獨裁者列寧指示建立共產國際(第三國際),標榜「無產階級無祖國」,部署輸出共產革命到全世界。一開始,列寧在東歐等地的赤化運動遇到障礙而邁不開步伐,蘇俄國內社會主義統購統銷模式更加導致民生全面凋蔽,甚至引爆赤俄與白俄之間的內戰,於是共產國際很快就轉而把魚鈎和誘餌放到東亞。在中國北部,蘇俄派遣維經斯基,勾搭北大的李大釗,協助統戰直系軍閥吳佩孚,盼成傀儡,但遭拒絕。在中國南部,蘇俄派遣馬林,統戰主張聯省自治的廣東軍閥陳炯明,亦遭拒絕,於是馬林改向志在完成北伐統一稱霸的孫文打主意,開展所謂「斯內夫利特戰略」,聲稱可以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其前身為黨員全體只向孫文一人宣誓效忠的中華革命黨),令中國國民黨成為一個組織嚴密的多階級聯盟。與此同時,蘇俄也立即部署好第二手準備,成立一個只聽命於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附庸政黨:中國共產黨。換言之,無論孫文或任何日後上鈎的軍閥是否聽話及服從蘇俄,中國共產黨都可以起著雙重作用:內部滲透軍閥、外部分庭抗禮,但是無論如何,它都必須絕對服從蘇俄,在中國開展共產革命,擊敗帝國主義及中國軍閥,幫助蘇俄稱霸世界。

那麼,怎樣做才會令人心悅誠服,甘心為蘇俄及共產國際賣命,進而加入中國共產黨呢?欺騙、利誘、實力。一、欺騙。共產國際宣傳蘇俄《加拉罕宣言》,亦即蘇俄聲稱廢棄沙俄對滿清的一切不平等條約,藉以哄騙充滿民族主義情緒的學者及年輕人,讓他們誤以為蘇俄不會奉行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欣然投懷送抱。二、利誘。共產國際進而利用「生活費」等名目,供養那些想吃「布爾什維克革命飯的無業人員」,例如對於毛澤東之流的湖南分部領導,每月支付30元「生活費」,這筆錢遠比北大圖書館每月8元工資高得多。當時的毛澤東還剛發表《湖南改造促進會發起宣言》和《湖南人民的自決》等文章,呼籲廢除督軍、人民動議、人民制憲、人民自治、全民自決、湖南獨立。他之前寫過的東西喊喊就好,其實為了金錢、名譽和權力,他甚麼都可以丟掉。此外,當時陳獨秀因故被捕,共產國際的馬林為他保釋,陳獨秀於是也決定接受恩公的盧布。三、實力。更重要的是,蘇俄是血腥暴力革命起家的,有槍有炮,很多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人,都會預期蘇俄的槍炮最終必會協助自己發展在中國的政治事業。這些因素加疊起來,終於促成一個全國擁有57位黨員的政黨,被共產國際點出其中13人為代表,於1921年7月23日至30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開會創黨,亦即中共一大。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科斯基全程在場。

共產國際的馬林全面籌備、組織、出席、主導整場中國共產黨創黨會議。當時,陳獨秀是廣東省教育廳廳長,協助廣東軍閥陳炯明處理廣東省教育事務,而且李大釗又在前一個月被刺傷,因此二人都無緣出席這次創黨會議。奇怪的是,完全沒有出席會議的陳獨秀只派了包惠僧代表他,竟被「推選」為中國共產黨書記。試想想:如果沒有馬林的主導和操控,這樣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發生的。中共一大更通過組成「三人團」: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主編《共產黨》月刊。中共一大又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揭櫫中共創黨的宗旨和原則。最詭異的是,整份綱領都是用俄文寫成,沒有中文版本,因此更能突顯:中國共產黨從創立開始,就是蘇聯及共產國際的傀儡組織,就連黨綱都是共產國際寫的。黨綱規定: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及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共的基本任務是研究和領導各類工人運動、中共必須聯合第三國際亦即共產國際。最後這一點很清晰地顯示:中國共產黨只不過是共產國際的附庸組織,完全沒有任何自主性可言。所謂「建黨偉業」,講到中國共產黨人個個充滿自主力量和自信精神的樣子,完全是胡編亂造的混世謊言。全體中國共產黨員,只不過是蘇俄獨裁暴力共產集團的走狗罷了。

1921年中共一大之後,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公共租界召開。中共二大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一份《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寫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忠實代表」、「全面接受了列寧的建黨思想」。這些表述只不過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只是共產國際的附庸組織。當時,在是否接受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這個問題上,張國燾和蔡和森表示不會接受,但共產國際卻堅持國共必須合作。及至中共二大召開之後,舉行中央執委會,終於在共產國際的完全主導下通過決議,要求中共黨員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繼續領取共產國際的補助。換言之,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者,根本不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或者當時只是小角色的毛澤東,而是蘇俄及共產國際。及至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毛澤東終於鵲起,由於先前沒有靠邊站,於是僥倖獲得馬林賞識,成為中央局五位成員之一。先前不聽話的張國燾落選。滿腹牢騷的陳獨秀擔任委員長。毛澤東擔任秘書,負責內外文書及通訊開會記錄,享受部長級待遇:每月120元工資。錢多了,更賣命。由於當年1月,越飛與孫文已經發表聯合宣言,孫文欣然接受了蘇俄200萬盧布、一整船軍火援助、蘇俄軍事顧問、中共黨員融入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於是「聯俄容共」開始啟動,而毛澤東也在1924年1月成為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執委候補委員,具有跨黨身份。

寫到這裏,上述教科書中所謂蘇俄及共產國際只有「接觸」、「幫助」、「出席」的配角角色,顯然用詞偏頗,以偏概全,涉嫌誤導師生。正確的說法是:指揮、統籌、部署、監控。陳獨秀不是當時出席的中國人自主地「推選」出來的書記,只不過是共產國際事前點選、事後交由舉手機器通過罷了。在蘇俄的眼皮底下,書記也好,秘書也罷,根本不可能「擁有相對獨立的決策權」,只有蘇俄及共產國際擁有唯一獨裁的決策權。

話說回頭,為甚麼中共一大會議期間,「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導致「與會者為了避開耳目,便轉移至嘉興南湖的遊船上繼續開會」?如果只不過是純粹中國人之間自主結社組黨,法租界巡捕又為甚麼要緝捕他們?

中共創黨黨員之一的陳公博(他當時決定留在原址,其他人已逃離現場)在事發後立即撰寫並在1921年8月《新青年》雜誌上公開發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或許可以提供若干線索:「不想馬上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甚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裏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他搜查之後,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於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換言之,陳公博僥倖騙倒了法租界巡捕,而巡捕們當時想拘捕的對象,的確是蘇俄共產國際人員,以及日本人,但卻不是中國人,更不是支持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中國人。上述教科書中所謂「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騷擾」,就是因為法租界巡捕要對付蘇俄共產國際人員;所謂「與會者為了避開耳目」,就是指一眾中共傀儡合力協助蘇俄共產國際兩位老闆(馬林、尼科斯基)逃走的詭計罷了。說穿了,中共一開始,就已經是這麼盲從、齷齪、醜陋、變態。至於中共黨員之後去了浙江嘉興南湖,登上所謂「紅船」,都只不過是佯裝旅客,最後大家草草收場。習近平近年經常提及「紅船精神」,鬼扯所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其實所謂「初心」就只不過是賺取蘇俄共產國際的高額工資,所謂「使命」就只不過是無限服從蘇俄共產國際,所謂「奮鬥」就只不過是協助馬林及尼科斯基逃跑而已!

最後,大家不妨延伸思考一個問題:當年中國共產黨人的組黨行為,如果今天有人仿效,倘若適用今天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標準,是否愛國?是否違法?是否尋釁滋事?是否顛覆國家政權?是否破壞國家安全?需知道,民國初年的北洋政府及各地軍閥政府對於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一般來說都比較尊重,1927年後的中國國民黨政府更差,1949年後至今的中國共產黨政權最差。文明倒退,深陷獨裁,正是百年中國恥辱柱的漸變調子,於今尤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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