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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想令香港繼續「繁榮穩定」需對民意實事求是

2020/4/26 — 14:10

【文:南渡】

繁榮穩定一直是中央政府、內地輿論和學術界對於香港《基本法》實施的期盼和理想目的。但是基本法的實施卻往往事與願違。原因之一是內地一直沒有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香港已經今非昔比了。在《基本法》制定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維護當時剛剛靠成功的工業化邁入發達地區的香港的「繁榮穩定」仿佛只需要政府繼續保持其小政府角色,同時維護政治和社會「不出亂子」即可。但時移世易,香港這座城市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市場不再是完全不受監管的自由主義經濟,港府也不再是不承擔社會責任的小政府,香港社會也已走過了那個被認為只會搵錢政治冷感的時代。在這種時勢下,要讓早已被地產金融綁架的、進入了後工業化時代的香港的繼續繁榮,需要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進行利益的再分配。這個負責任的政府,在許多港人看來,只有一個普選之下產生的政府進行再分配,才具有認受性(legitimacy),或者簡單來說,才值得信任。這是香港過半數市民的共識,也早已為多個民調所確認。事實上,這一點在《基本法》實施的當初,曾經也是中央和香港的共識,所以「普選」才被訂明在《基本法》內。對很多港人來說,如果沒有民選的政府,想要繼續的繁榮穩定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由於缺乏民意代表,港府在政策上長期偏袒由少數地產、商業霸權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團,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退,更加劇了普通香港市民對於香港能否繼續繁榮穩定這一前景的不確定感。

同樣重要的是,由於在港府在制度上缺乏足夠的民意代表,香港近乎自由的社會和表達權利就變成了激進民意的揚聲器。於是,在歷次社會、政治運動當中,許多香港市民都把握這種來之不易的機會,對政治議題進行「一次過」的表達。而由於難以掌握大權,即使是民主派議員,也傾向於當激烈表達意見的批評者,而不是當一個建設者。這種因缺乏足夠民意代表帶來的政治參與的稀缺感,進而引發的政治無力感,是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在一系列政治運動中越發激進的根本原因。在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內地的經濟騰飛和中央政府對自己的制度越發自信,兩地之間價值觀的沖突日趨明顯。內地對港「以父之名」的家政邏輯漸漸抬頭,將香港斥之為「不肖子孫」的言論居然甚囂塵上。近一年來,甚至在香港爭取普選、爭取責任政府的聲音也被內地官方主導的輿論污名化為「港獨」。在一國兩制沒有重大制度性變革的情況下,卻發生兩地社會、輿論的進一步撕裂,乃至無法溝通的奇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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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環境下,繼續要求香港「履行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義務」,進行「二十三條立法」,無異於緣木求魚,甚至招致市民的極大反感。最近一段日子發生的因港澳辦、中聯辦對香港特區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事項發聲而引發的中央駐港機構是否構成「中央干預香港自治範圍內的內部事務」的巨大風波,背後所反映的也是這 一一 國兩制的實踐運作至今最深層次的衝突。如果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以及後面提供支持的中央政府的信任問題不解決,一切憲制層面的變革都會難以啟動。如果繼續無視香港的民意,不拿出解決問題的真誠去討論香港的普選進程,那就可能連香港目前的「繁榮穩定」都無法繼續維持。對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來說,實事求是,才是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

(作者簡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博士候選人,來自內地,主要從事比較憲法、中國政治與法律、言論自由,以及基本法研習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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