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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差異在於法治質素高低,不在於大陸法和普通法

2020/6/18 — 21:01

北京一面搞「大躍進」,由人大常委替香港立《國家安全法》,又一面製造煙幕,由中港官員宣稱兩地刑事司法制度類同,即使法律制度有異,大家均遵守無罪假定、無追溯期等刑法原則,因此香港人不必擔心。

不過,中港法律的制度差異,不在於中國行大陸法,而香港行普通法,而是法治程度高下立見,按照「全球公義計劃法治指數 2020」的排名榜,香港全球排第十六名,中國則排第八十八名。後者在「基本權利」、「政府權力所受約束」兩項,更名列全球倒數第三和第六。

換言之,根本問題不是普通法和大陸法的差異,而是中國並非法治之邦,這從幾個方面可以輕易見到。首先是政治掛帥,以言入罪。例如「顛覆國家政權罪」,維權律師王全璋便曾經因此判監四年半,而其涉罪行為,按北京的指控,不外是為海外機構提供中國人權狀況、發起示威活動、替「邪教」組織辯護而抹黑政府等,完全沒有暴力成份,目的也不是推翻政權。至於「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罪門檻更低,如另一維權律師江天勇罪成的原因,是由於他在網上批評政府,又聲援多名維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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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當局的執法和查案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被捕人士絕不手軟,是另一法治重災區。例如 2015 年 7 月 9 日大抓捕維權律師及維權人士,超過三百被捕者當中,大多受到長期覊押、長期跟外界隔絕、刑訊逼供、不人道對待、不能見律師也不能自聘律師、秘密審訊、刑期不斷後延等等惡待,在在違反國際人權條約,也抵觸了北京有份簽署的《禁止酷刑公約》。

究其因,是在維護國家安全之名義下,中國法律(如《國家安全法》)授權執法部門大量調查權力,限制資訊公開,也限制受調查者保護自己的權利。若當局認定案件涉及國家機密,即可長期拘禁疑犯,不得自聘律師,不可告知家人,以至審訊也只會秘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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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憲法》講明「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三條),也「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三十七條),理該可保障受查者的應有權利。奈何《中國憲法》雖然是根本大法,但實際上只為政權提供法律基礎,制訂法律,從而授予執政所需權力,卻不讓國民運用來司法覆核執法者是否越權,以保障人權,維護法治。因此,《中國憲法》特別在保障人民權利部份,由於不能「司法化」,正長期處於北京大學憲法教授張千帆所指的「休眠」狀態。

追深一步看,憲法處於「休眠」狀態,是由於權力高度集中,只有憲法沒有憲政,公民無法通過憲法制約政府的權力,以至保障人民的權利。一黨專政下,執政機關固然由中共主宰,立法機關同樣聽命於黨委,黨也就擁有所有法律的最後解釋權。黨要怎樣解釋《憲法》和法律,就通過全國人大常委去傳達,因此即使可以按照《憲法》去覆核政府的決定和作為,但條文的解釋權卻操於政府手上,司法覆核還有何意思?

加上審案的法院同樣由黨控制,司法覆核更顯得多此一舉。從權力架構看,目前大陸的司法機關由所屬地方的黨委員會領導,黨委會可直接發號司令,也可由轄下政法委書記下達命令,而轄區內法院院長通常由政法委書記出任。再從運作看,法律解釋需要緊跟全國人大常委的說法,根據的先例,亦需要依循法院的黨領導所選定的案例。跟政府打官司要勝訴,恐怕是天方夜譚。

《國安法》由上月底全國人大決議立法至今,未有透露半隻字的內容,避免大家抓住紕漏之處不放,讓當權者全力推銷立法,卻無須解答具體質疑。儘管機關算盡,但當沒有內容可供討論,只懂宣傳國家安全是一國一制,大家自然聚焦於大陸法制的諸多毛病,從以言入罪的法律觀念、踐踏人權的執法手段再到政府操控的法律解釋、無從監察的公權力,在在都表露中國法治的不堪。單憑信譽破產的特首林鄭月娥之流痛罵批評者「妖魔化」《國安法》,只能替露出赤裸權力的政權體穿上無人見到的新衣。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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