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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第三方的迷思

2020/1/2 — 11:04

立場新聞資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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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社會撕裂時,總會有人出來做「中間超人」、「第三勢力」,可幸一向在香港地並無市場。不是筆者或者香港人不喜愛和平,是這種中立的提出其實相當可疑。

其實,這是社會上存在多元價值而互相衝突的問題。極右的回應就是力拒與己相異的價值,要建立一元社會。此風在過去幾年在全世界大行其道,香港也不乏其代言人。然而,正如筆者之前的文章已有論述,極右不能夠建立公民社會,對香港民主化的進程極為不利。歐美民主國家一時風行極右,只要制度不變仍可靠著民主的方式改道,在香港這個四不像的系統內行極端道線卻很容易繼續深陷其中不能挽回。香港就在這個困境之中。

那麼所謂中立第三方又能否拯救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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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奧·施特勞斯 (Leo Strauss)早年已經面對這個多元社會問題,並認為多元社會是解決自身猶太人問題的方法。猶太人之所以是問題,就是因為他們自羅馬帝國以自來雖然散居各處,卻又保存自己的文化而拒絕同化,故歴世歴代屢受迫害。納粹的大屠殺就是這種極右思潮的結果,故此産生了錫安主義建國的構想。(香港也有類似的極右建國想法)可是施特勞斯卻認為只是還有極端的思潮在社會互相傾軌,建國仍不能夠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要徹底以多元社會抵擋極端思潮,施特勞斯認為哲人據自然律立正義之法(natural right),以確保各個參予者能共存並按其心願追逐美德。可能看倌會對這句說話中的「自然」感到奇怪,施特勞斯認為自啟蒙以降扭曲了自然成為客觀的自然科學,使其不能成為哲人美德的基礎,故他需要回到古希臘哲學尋找這個基礎。另一方面,施特勞斯這個論述是深化當時公法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同樣對於自由主義的批判,社會上的多元價值若互相攻擊將帶來毀滅性效果。但同時施特勞斯卻認為施米特仍立足於自由主義,不像他能夠立足於各種立場之上的自然律地位上進行批判。

施米特需然沒有點名回應斯特勞斯,但他有另一套政權權力中立的論述去處理多元價值的問題。一言敝之就是「誰把真理鑄成有效貨幣」的問題?作為一個法學家,施米特看到價值到社會上施為的方式,就是法庭的判決和政府的行政。一個政治實體的核心價值的載體就是其憲法,但憲法卻不是直接的法律條文,代表人民所守之法和政府所守之約不同。對施米特而言,公義平等等價值是處於超越的地位,並由政府作為憲法的守約人而執行,而不是任由社會上自然地衍生。故此,國家需要中立於各個價值和政治治立場,向各門派施行相同的功能,並按憲法核心價值立民法。政府不能說他站在正義的一方,它的正義只是維持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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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的分別相當明顯,有如天主教神學與自然哲學的分別。施特勞斯反對美德是由政府與人民立約而成,那就墮入了「歷史主義」失去自然法永恆不易的功效。對施米特而言,繞過政府法院直接施行的價值只會做成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衝突(施特勞斯認為這只是啟蒙後政治的後果),而最後演變成「絕對敵對」:敵對一方宣稱自己站在正義一方而對手為必需消滅的邪惡。

回到香港究竟所謂中立第三方還有沒有作用呢?縱觀以上施米特和施特勞斯,筆者其實比較認同施米特的論述(雖然施特勞斯的答案也非常有趣)。今日政府高官要止暴制亂要復和,警方高呼和理非與暴力割𥱊也不停製造暴力的重影,而看見香港主流民意仍在抗爭一方使他們十分惱怒。問題係其實是在於他們本身不單沒有維持秩序,更成為了北方帝國的打手,成為對敵的一方與香港人對頭,才令他們灰頭土臉。另一方面,早有論者指出,議會中的比例代表制不單不鼓勵合作,更容易使參予者走向極端(如極右)以爭取支持,加上分組點票使政府和保皇一方有持無恐,結果產生反送中運動。本來如果政府秉持中立行政的話,面對激烈反對就應立即縮手撤回。但今日政府已成為北方帝國走卒之一,必須堅持立功奉主,就成今日敗局。在這個時候,再有人走出來做中立第三方並沒有用,反而是要政府自己做中立第三方,如上文施米特所說。看倌想像一下如果反送中只是泛民和保皇一方的鬥爭,結果可能十分不同。

在一個公民民主社會上,兩黨相爭的情況很多時候也在維繫局面的大前提下能自然產生妥協。只有在相當極端的情況下才需要有第三方調停。在香港這種情況不單沒有用,反要呼籲香港政府若要社會復和必先重新肩負其中立第三責任才能解決有轉機。可是以現時情況有甚麼契機能走到這步,就筆者也想不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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