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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冷戰下,香港往何處去?(上)

2020/7/3 — 16:31

中共出手前已通過壓力測試?

香港曾是公認的國際金融中心,但港區國安法使美國國會快速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很可能制裁有份打壓香港的個人、企業及與其有業務關連的金融機構,牽連甚廣。與此同時,加拿大、英國和澳洲先後更新了對港的旅遊警(提)示,意味作為旅遊城市,香港在先進國家國民心目中蒙上抹不走的政治陰影。

中共強推國安法,不賣賬給美國,雙方借香港過招。香港再不能穿梭於中美之間獲取特殊待遇,反而腹背受敵,受到惡法和制裁措施的雙重打擊。作為國際樞紐,一旦失去西方世界的加持,命運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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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反送中抗爭,曾盛傳中方會出動解放軍,楊潔篪秘密訪美試探特朗普虛實,內情到底如何,外人無從得知。但最終只有一些解放軍十分鐘抵港的風聲,並無出現六四的鎮壓場面,坊間普遍解讀為中國不要見到香港失去金融中心地位。中央智囊、清大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去年底曾在一個論壇指出,用武力解決香港問題,會影響中國的外匯供給,在連鎖效應下,將為內地金融系統帶來災難性影響。

既然中共清楚明白香港的戰略價值所在,為何未夠一年便改弦易轍,不惜挑動美國底線,也要在港實施國安法,而且條文苛刻,連身在外地的非本港永久居民也被波及?難道中美另有枱底協議,定下臨崖勒馬的機制,搏拳搏到最後會懂得收手?抑或中國已有對策,再不懼怕美國制裁中資銀行,限制其運用 SWIFT,導致無法經營涉及美元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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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再倚重香港的代理人

浸大政治學教授 Jean-Pierre Cabestan 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說:「我認為北京不再信任香港精英了。」這裡所指,包括忠於中共的香港高級官員、建制派人物和權貴階層。

作為官方喉舌,譚惠珠指出,港版國安法促成「二次回歸」,可笑是這些建制派頭面人物,在人大的立法過程中,根本無甚角色。他們經常前言不對後語,似為吸引傳媒注意,刷存在感。所謂一國兩制,已踏入代理人退場、港官替京官效犬馬勞的時代。

隨著港人聲音不再受重視,去年選舉大敗又說明靠蛇齋餅粽籠絡民心未必能等價交換,投資與回報不成比例,那就索性把中國那套維穩模式照搬來港。筆者估計,港官、保皇黨和親建制商賈將會把統戰工作的重心轉移,不再爭取最大的民意支持,而是改行震懾路線,主力執行無須主見、以完成上頭指令為己任的職責和任務。中共趕在六月底立法,便是要充分利用七一這個大日子的象徵意義:廿三年前解放軍入城,廿三年後國安法實施。

但正如先前所講,事情不單關乎中港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否則,人大審議法例期間,楊潔篪便不用專程飛往夏威夷與蓬佩奧會面,更不會出現法例已通過,條文細節卻延遲曝光的場面。有理由相信,中方去到最後階段仍在審時度勢,因應美國可能出的牌而做壓力測試,決定國安法有幾辣 —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人大表決前,便宣布撤銷對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香港官員和建制派大佬在這等國家大事上,當然無置喙餘地。

在未來,香港各種政府政策事宜,也會沿用這種以國家最高利益為大前提的思路。以教育事業為例,因應世界的急劇轉變,學債膨脹、學歷貶值和 AI 搶飯食,理應著手研究對策,但現在政府把精力集中在國民教育和策劃廢通識。香港的長遠發展如何,不用擔心,因為有祖國做靠山,完。試問香港的人力資源培訓怎會不出大問題?當香港對國家的貢獻因冷戰和政治掛帥方針而日漸減少,大灣區化相應加速,此消彼長下,會否反成為國家的包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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