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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街1號》與平反六七暴動

2018/5/25 — 0:19

趙崇基先生的《中英街1號》電影(以下簡稱「該電影」),還沒有正式上演,已經引起很多討論。有人認為他有意替「67暴動」平反(至少是漂白),他則極力否認,無論是在影後的座談還是接受媒體訪問,他都強調完全沒有這個動機。他只是想是比較兩代年青人在面對社會不公義時,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動。與此同時,很多趙崇基的支持者則譴責批評者用「誅心論」來看待這套電影,先入為主地對電影作出不公允的批評。

筆者認為,引起人們認為趙導演在為「67暴動」平反或漂白的原因,不是觀眾懷有「誅心論」,反而正正是電影的處理手法。電影在處理「67暴動」和「雨傘運動」時,手法比較偏頗。

《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

《中英街1號》導演趙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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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導演應該知道,「67暴動」是一件極富爭議的事件,但不知何故,他選擇用影像(image)來表達左派的觀點,卻只用聲音(sound bite)來表達非左派的觀點。大家知道,用影像表達,它對觀眾的感染力遠遠比用聲音表達要強得多,這是基本常識。觀眾在該電影中,看到左派的觀點是一而再地以影像來作正面表述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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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崗工潮的原因;
・老師灌輸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不道德性、全體學生站立起來表示要出來抗爭;
・工會領導人強調要鬥爭,工人同仇敵愾地、義憤填膺的響應;
・警察打人、強力拘捕的場面
・一批無辜的青少年被鎖上豬籠車、被判刑……等等。

影片用了相對多的時間來表達這些耳熟能詳的左派觀點,有畫面,有聲音。

但是,對於另一方的意見呢?很抱歉我似乎看不到有呈現任何非左派觀點的畫面。當然有可能是我看漏眼,但如果這些非左派觀點有足夠多地呈現的話,我是不可能一而再地看漏眼的。即使是林彬被燒死和清華街兩姐弟被炸死這兩件「67暴動」的標誌性事件,導演都僅僅採用聲音,一句話就輕輕帶過,以此來試圖「平衡」一下。

第二,導演在處理「67暴動」的年青人的手法,讓人覺得他們是很陽光的,充滿正義的、勇於慨然赴義的。例如,游學修被打傷後,為了不拖累工人,寧可死在木屋裡也不願意到醫院求醫(因為送院會暴露工人行蹤);他的女朋友去看望他後被捕而且被「屈」參與暴動(在該片中她的確是無辜的),當她面對入獄或者認罪就可以獲釋的選擇時,雖然母親和另一個男朋友苦苦哀求她認罪,她都寧可入獄也不認罪。在導演的安排下,人們看到「67暴動」的青年人都是正氣凜然的。

《中英街 1 號》電影劇照

《中英街 1 號》電影劇照

但是,在導演的安排下,參加「雨傘運動」的學生領袖(也是游學修飾演)卻不知何故潛了水,影片似乎說他是因為自己的行動拖累了同學因而自責起來,不敢面對現實被迫東躲西閃長達一年。他因為潛了水,把思子成狂的母親弄到瘋瘋癲癲,也被女朋友質問有沒有考慮她的感受。由於這個學運領袖,穿的 T-shirt 都印有傘運期間的學生口號,而呈現在觀眾面前的畫面卻在數說他的不負責任,這就很自然使人得出「傘運青年」不負責任。

事實是:參加「雨傘運動」的前線領軍人物,除了黃台仰離開香港沒有回來外,找不到任何一個人是為了怕承擔責任而「潛水」的。相反,大家都是坦然接受被捕、被起訴的後果。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導演會想到用一個因為自責而潛水,表現得對家人和女朋友很不負責的形象來代表傘運青年。這種違背事實的處理方式,客觀上是起到褒「67暴動」而貶「雨傘運動」的效果。

第三,導演抹去兩場運動的時空背景,然後突出兩者的終極點是相同的:相同之處,一是「行動最重要」;二是「因為愛這塊土地所以願意為它付出」(大意)。

導演很強調他想比較不同歷史背景下的政治運動中兩代青年人的出發點、動機和他們面對困難的態度和人生選擇等等。他的意圖本來也是可取的,不同背景的政治運動當然可以比較,但對這兩個截然不同背景的運動,在作出比較之前,是否也應該先交代一下他們有什麼不同,而兩代年青人又是怎麼樣站出來的。這些涉及到大時代的是非問題不交代清楚,又略去複雜的政治背景,然後總結出「行動」和「愛這塊土地」是兩代年青人的共同情操,那麼客觀上就是為充滿恐怖主義色彩的「67暴動」起了美白的作用。

《中英街 1 號》電影劇照

《中英街 1 號》電影劇照

趙崇基導演這個處理辦法,恰恰就是「67暴動」的參與者希望達到的效果。他們希望香港社會對雨傘運動的同情能夠投射到他們身上,因為他們與傘運的朋友都同是為了「愛這塊土地」而「行動」起來。他們對香港社會普遍支持雨傘運動而排斥「67暴動」是有種悻悻然的感覺,這種很不甘心的感覺躍然於言文上(請參考「六七動力研究社」社長陳仕源在2015年9月20日發表的《我們的公開信》)。即使筆者相信趙崇基沒有為「67暴動」漂白的動機,但他在處理一宗非常具爭議性的歷史事件中,沒有做到應有的反覆查證(due diligence)。在《中英街1號》劇本的文字版內附錄了他與「六七動力研究社」開座談會的情況,卻沒有相反觀點的輸入(input),這就不可避免地在處理電影的過程中不自覺地向「67暴動」傾斜。

基於以上三點,趙崇基導演不能怪責觀眾以「誅心論」來看待他的作品,而是他在電影中對兩場運動的處理手法本身就足以引導觀眾得出為「67暴動」美白的結論。

對於曾經親身經歷過「67暴動」的人或者對「六七暴動」有比較深刻認識的人來說,這些偏頗的處理手法,是引起社會上質疑導演動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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