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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衰」之下的香港政治形勢 — 記練乙錚講座

2019/1/18 — 16:48

練乙錚(資料圖片)

練乙錚(資料圖片)

今日(2019年1月13日)有幸參與練總為立場新聞主講的一場講座《「中衰」之下的香港政治形勢》,寫下了一些筆記與感言,所記的可能掛一漏萬,僅供參考。

一)中國局勢分析

還是回到「支爆」的問題上。練總主要用人口學分析,兼及日本例子,去論述中國國力將快走下坡。他從總和生育率(TFR)入手,去了解中國未來人口消長。TFR反映整個國家所有女性,平均一生人中會生多少個小孩。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TFR維持在2.1就可以保持人口。然而中國近年的TFR一直低於2.1,最近下跌到1.07後,由於數字太嚇人,官方只好把它修改成1.6左右。如果以1.07計算,中國人口在本世紀末會減少至5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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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人口減少會有什麼影響呢?練總提到日本在50年代起推行節育,政府鼓勵日本人減少生育,由此家庭收入變得充裕,從而提升消費,刺激經濟發展。日本2007年到達人口高峰,其後開始回落,但其經濟困難早在90年代開始。當中涉及工作人口、總人口及供養率問題。當TFR低於2.1,人口及經濟不會有即時問題,因為在生的人還會工作,並且工作人口比例會因為下一代人口減少而上升,造成經濟榮境。但當上一代人口開始退休需要供養時,其下一代人就變成以較少人口供養更多人。日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90年代開始供養率不斷上升,經濟就持續陷入困難。

中國在80年代強行一孩政策,事實上也是在重複當年日本戰後的路線。2000至2020年可以享受工作人口比例上升的好處,但其後工作人口比例下降,經濟就會開始困難。最好情況是GPD保持平穩,最壞是人口急速收縮,GPD就有可能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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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宏觀經濟學來看,中國經濟長遠難免有問題。然而經濟困難並不意味政治危機。練總指出,無論是古代中國,或是近代共產中國,人民對高壓統治和經濟困難的容忍度都極高,亦沒有人民推翻政府的案例。有的只是王權或高壓政權的更替。由此,共產中國縱使面對經濟崩潰,還是可以存續、坐穩江山,由此可以推論香港的民主運動在可見的將來仍然是非常艱難。但他補充,高層的政治鬥爭而引來派系更替,機會卻不低。他認為習近平在中美關係一環的處理差強人意,由毛澤東在70年代末開始,每任領導人都促進了中美關係,就到了習近平才令中國陷入中美貿易戰。

二)中國國力下滑對香港的影響

雖說中共不容易倒,但國力下滑仍然對其統治有影響。中共過去的歷史可證,凡是中國經濟出現大問題,政府就會放寬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控制。練總指這種放寬大概會滯後十年左右。即是說,這兩年中國經濟盛極而衰,那這十年內也「有可能」會對香港慢慢放寬。而近期風向標有二,李克強重點提「一國兩制」及張曉明說香港角色不可替代。但練總態度審慎,指中共慣用的手法不會輕易放棄和倒退,例如DQ並不會消失,只是有可能減少。

三)香港抗爭運動回應高壓的策略

練總認為中共高壓前所未見,過去行之效的民主運動模式也需要檢討。他以「邊際回報」的概念作分析,認為競選議席變得非常低效率,投入極大,回報卻越來越少。而有許多一直低投入的抗爭,相比之下可能變得更有效、有回報。是時候要再檢討和進行資源再分配。至於什麼活動更有回報?練總就坦白說這需要評論員、政團以及廣大市民一起去思考和嘗試。抗爭的漣漪其實可以帶動社會多方面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而資源再分配就是很直接且有效率地增加抗爭平台的方法。練總其後也提到,其中一種值得做的工作就是書寫香港回歸以來的歷史。只有人民自己寫的歷史,才能表現出人民的自主和價值。

這點特別引來同場的吳靄儀回應。她矛頭直指提倡總辭、放棄議會的論調。她認為提出放棄議會的人,並沒有同時提出更可行的方案,變成只是放棄。並指出現時議會仍然有極大作用,問題是泛民的議員做得不夠好,不能說服公眾。解決辦法不是放棄戰場,而是要做好本份。至於其他民主運動的努力,吳靄儀也認為市民對之支持不足。就以立場和眾新聞為例,都是非常值得支持,又同時艱苦經營的媒體。

練總則簡單回應,他從來沒有支持完全放棄議會,只是希望大家在這個高壓的關頭,多找一直被忽視冷待的高回報抗爭方式去支持。

四)KOL與市民抑鬱

接續找尋高回報的活動和資源再分配,練總提到評論員和KOL可能的新角色。一直以來,評論都是努力回應政府政策和高官言論,分析問題,痛陳利害。但漸漸無論多有理的批評,政府似乎都是一概不理。反而這種反應性的評論,變成被政府牽著鼻子走。練總認為現時香港市民的普遍抑鬱,很大程度是因為一大堆評論員和KOL都只能怒罵政府,而沒有改變政府的辦法。無形中評論員都抑鬱了,市民也看不到希望,也一起抑鬱了。

練總認為解決問題的方向,乃在於評論員去思考和提出更長遠的分析和論述。急於反應性的評論,只是在加劇躁動和抑鬱。以他自己為例,他會定立一些讀書計劃去研究問題,希望從中找到更可以回應香港問題的方法。

結語:

筆者認為吳靄儀與練總在理論上其實沒有太大分歧,但實踐上的側重有所不同。練總並不是吳靄儀所批評的焦土派,沒有傻得叫人退出議會。而吳靄儀也非常認同市民要支持更多不同的抗爭運動。兩件事都有做的價值、都必須做,但資源如何分配才是重點。自己在抗爭運動中的經驗令我更傾向練總。如果你跟市民說去競選,是好容易籌到大筆資金的。如果說你是去深耕社區、做研究、寫歷史、辦講座,或是更新穎的推動民主方式,則很難籌到同樣多的經費。從沒有人想過要檢討資源分配。市民亦不了解選舉以外原來還有別的活動很值得很需要支持。當然有些KOL只是純粹地唱衰選舉路線,同情地說是矯枉必先過正,但事實就是成為吳靄儀所批評的純放棄論。進一步而言,我們應鼓勵有心搞社運的KOL將選舉以外重要的活動向市民多作說明。而練總的「邊際回報論」,其實就是這種說服的工具,從根本上鬆動市民的思維。

中國評論總是霧裡看花,問題根源是中國沒有資訊自由,消息極不透明,更不要提客觀的調查和研究。要了解政治及社會運作所需要的資料都欠奉或非常不確定。練總特別之處是其經濟老本行,能用宏觀數據去作分析。這些經濟數字雖也不確定,但至少沒有到社會政治研究那麼敏感,作為趨勢預測仍然有價值,就如人口數字第一比較難騙人,也同時不敏感。為此掌握到宏觀經濟的宗旨,就能做到有力的走勢預測。

至於人民革命與否的問題上,筆者認為無論多困難、多無望,結果還是得去做,還是要頂硬上。議會民主是個現代發明,民主革命以1789年起計,也不過二百多年。在此之前,中外所有人民都非常願意接受專制統治。二千的專制歷史可以論證國家難有民主,但若沒有人迎難而上,則所有民主革命前的國家都不可能有民主了。台灣民主化亦已過二十年,這也證明華人社會是可以追求及實行民主的。近代大量對民主轉型的社會政治研究,當中不乏分析轉型的路徑與可能的研究,許多做法還是可以拿來參考。

根據練總觀察,中國許多中產以上的民眾全程投入消費和享樂主義,對政治和民主避之則吉,亦對政權的穩定看得比任何東西都重,是中共統治的支持者。筆者認為這種中產在各個民主化前的發達地區都非常普遍。一個民主轉型的研究經典,正正是這些中產在遇上政治經濟動盪時,會有非常不一樣的反應。其實也不用求遠,香港在八十年代對民主和自決又有什麼訴求呢?短短三十年,香港對民主的追求就非常不一樣。可惜的是我們都忘了八十年代香港人的模樣,不知道我們起點之低。

(原刊作者 facebook,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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