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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國家」的前世今生 — 重構建國理論

2021/1/4 — 10:09

《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書封

《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書封

【文:莊嘉穎著,譯:鄺健銘】

(本文為《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第一章)

於二十世紀中葉之前,在歐洲現代國家體系之外,為何政體都以主權國家方式建國?畢竟,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間,殖民地、聯邦、宗主附庸等其他政體建立方式仍然流行於全世界。我們不妨以東北亞與東南亞為例。數百年來,中國一直是大陸帝國(continental empire)。自十六世紀起,現為印尼的土地被不同歐洲列強殖民。從十八世紀開始,暹羅是東面柬埔寨、東北面萬象與瑯勃拉邦、南面馬來半島蘇丹國一眾附庸地的宗主國。這些政體都難以被歸類為「主權國家」。中央集權、獨占領土、自立於外部勢力之外,都屬傳統「主權國家」定義,但這些定義並不完全適用於上述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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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二戰、冷戰、反恐戰爭期間的帝國擴張、殖民統治、國際協作歷史都在顯示,外來勢力對在地管治模式與政治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二戰後馬來亞與南越的案例,乃至不久之前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及埃及的例子也都說明,外國干預能形塑治理本土的法制。簡單說,這些政體的發展都在告訴我們,上至確立國家主權,下至政治分裂、附庸地的本土政治大小事務,都受境外干預和左右。

不過,外來干預與國家建構之間的關係,卻甚少受國際關係與比較政治學學科研究重視。值得探究更多的,是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在法制不穩定的政體之中,這個問題更顯迫切重要。外國勢力影響弱國政治發展,至今已成世界政治現象之一,故此我們需要研究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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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要旨,正是解構虛弱政體建國進程,進而分析外國勢力角色,這需要有系統地梳理地方政治組織、本土政制、外來角色及國際體系壓力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將會指出,本土管治模式之設計與政治權力之本質,是眾多外國勢力競逐介入本土政治的結果。外國勢力對介入本土政治機會成本之評估,能夠左右這種角力。也可以說,外國勢力左右本土管治模式的變革路徑,進而在國際體系制約下增強自身利益。

更具體地說,本土建國時機,往往在於外國勢力認為,介入該地政治的機會成本偏高,繼而願意退而求其次,扶植本土政治力量,以阻止其他外力對手主導當地政治。換言之,外國勢力會培養本地協作者,推動當地國族意識發展,以確保一眾外力能於當地保持均勢,乃至嚴控其他外力於當地的勢力擴張。這意味,本土會否成為附庸國、會否政治分裂、會否成為殖民地、會否消失於世,取決於外國勢力的介入方式。我因而認為,一眾外力對介入當地政治成本效益的理解,會形塑虛弱政體的本土政治命運與形貌。

我的核心觀點是,外國介入勢力傾向直接控制虛弱政體,以完全阻截對手在該地的勢力擴張。若然此一期望的機會成本偏高,外國勢力會願意以更為間接的方式試圖執行控制。可以說,外國勢力會否介入一地政治,視乎介入決定所獲的相對效益,但若然決定的預期成本高昂,外國勢力便會改而更著重決定能夠換取的絕對效益。這是外國勢力干預一地政治的基本行為模式。

外力眼中的「預期干預成本」,意指外力介入一地政治的收益與機會成本之差距。「預期干預成本」的多寡,取決於不同因素,當中包括:一,對控制一地市場與資源的效益評估;二,意識形態;三,對形勢的判斷。若沒有知識與情報制限,那便意味,外國勢力不用與對手角力,能在當地隨心所欲得到預期好處。本書將從實證研究角度,察看外國勢力領袖如何權衡輕重。各種心理、意識形態或其他解釋皆有助分析,但這並非本書研究焦點所在。

外力介入一地政治的預期成本,並不一定取決於物質條件。例如,政府官員或會按一己信念行事。我確信,政府的政策辯論及其文宣,都有份定義干預成本。本書關心的是政府決策層如何思考介入成本,最終介入成本與預期有何落差、為何如此,卻非本書研究重點。

在本書分析之中,本土力量的角色較為次要,原因之一,是虛弱政體需要外力援助,以制衡各個勢均力敵的本土勢力。為阻止本土力量與外力串連,虛弱政體尋求外援之時,往往會接受由外國勢力所訂立的條款。這種合作關係自然會削減本土組織對建國事務的話語權與影響力。在強勢本土力量掌政,成功制衡各個外力之前,此一情況會一直延續。

本書的目標,是補足傳統國家建構理論的不足之處。過去學者多以現代歐洲、非洲與拉丁美洲案例為綱,視建國為本土產物。即使國際政治涉及其中,學者仍會堅持原有看法,視此為本土建國進程的短暫外部衝擊。研究外國勢力如何形塑國家輪廓的學者,也多只聚焦於國際系統之中的政體數目變化。研究虛弱政體與外力之間的互動,對理解阿富汗與伊拉克等地的政治發展尤有啟示。

1.1 從歷史視野看國家主權之確立

在二十世紀中葉之時,於世界之中,主權國家並非主流政體構建模式。儘管在較早期歷史之中,處於全球邊緣位置的政體曾一度以類主權國家方式示人,但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間,這些政體多以殖民地、附庸國、較為鬆散的邦聯制[1]等形式存在於世,這類模式都與主權國家有別。

殖民地能維持領土邊界,可實行中央集權,其治理卻從屬於外部權力。邦聯式政體享有自治權,較不受外力影響,卻難以在領土內集權。附庸國能擁有中央集權和一定程度的外交自主,但其社會、政治、經濟發展卻最終仍受宗主國意願左右。

簡單說,主權國家特點有三:第一,政治集權程度高;第二,享有免受外力影響的域內自主權;第三,領土邊界能隔阻外力。不過,二戰終戰之前,於歐洲以外,主權國家占少數。在二戰後不久,建立主權國家漸成世界各地不惜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政治理想。

「主權國家」理念源於歐洲,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是理念之中的核心思想,這類核心思想繼而引發非洲、亞洲、美洲革命與解殖運動。自十九世紀末起,在非歐洲地區,以建立主權國家為目標的民族主義運動開始湧現。在一九一一年滿清政權被推翻之前,於十九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中國民族主義者同樣變得活躍。在一八九八年,菲律賓民族主義者亦奮起,嘗試終結西班牙的殖民管治。事實上,在一八七二年之前,菲律賓人曾反抗西班牙政權達三十四次。西班牙殖民管治被終結後,菲律賓民族主義者的軍事力量甚至能將美國殖民管治推延近十五年。

在一八二〇年代,於荷蘭殖民時期爪哇王子蒂博尼哥羅治下的首批民族主義者,也在爪哇戰爭中與荷蘭人作戰與對峙。[2]不過,直到二十世紀中葉,從菲律賓、印尼至中國,主權國家仍然未曾出現。縱然在二十世紀初之前,暹羅(今泰國)步上建立主權國家之路,其民族主義意識卻在一九一〇年代才變得成熟。受巴黎和會影響,直到二十世紀初,民族自決思想才開始得到國際社會支持。

儘管在一戰之後,民族自決思想開始在學術與外交圈流行,但對很多從屬於外部政治力量的管轄區而言,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仍然相對微乎其微。在印度內外,一直有人力呼建立主權國家,但直到一九四七年,印度才脫離英殖管治。

在中國,外國勢力建立政府機關、勢力圈乃至殖民地,享有治外法權與政經特權。儘管民族自決與獨立呼聲不絕,在整個二戰當中,緬甸、東印度群島、馬來亞、菲律賓及非洲區域仍然不離殖民管治。二戰之後,世界各地去殖化歷時數十年。直到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大部分亞非地區才得以擺脫殖民管治,東歐、中歐、中亞更要遲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得自主空間。[3]

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想之湧現及民族國家成形之間的時間差距,意味前者並非決定主權國家能否確立的唯一關鍵因素。再者,過分強調民族主義與民族自決思想對建立主權國家之影響,也無法解釋何以主權國家成形早於這類思想湧現之時。新加坡、馬來西亞或泰國是相當有趣的案例。在此三地,民眾對抗外來統治,並不足以解釋主權國家之源起。換言之,主權國家成形,不能簡單歸因於民族主義思想。

從民族主義者角度看,本土身分與文化傳統,是建立主權國家的重要條件。這種觀點的有趣之處是,若傳統如此必要,為何不以帝國、宗主國、附庸國或邦聯等更傳統的方式建國?事實上,民族主義者往往視傳統為阻礙發展的絆腳石,他們所追求的國家政體,與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歐洲現代政治理想更為相近。[4]如果民族主義者既講求地方文化身分之承傳,又強調變革,這不免顯得自相矛盾、語無倫次。既有在地身分意識與傳統並非主權國家誕生的先決條件,韃靼(Tatars)、泰米爾(Tamils)及柯薩(Xhosa)都是很好的參考案例。

本書的要旨並非是為說明,主權國家乃近世二十世紀歐洲獨有產物。早在戰國時期(公元前四七五至二二一年),類似主權國家的政體已在中國出現。在前殖民時期的非洲,主權國家也已萌芽。[5]於近代主權國家成為常態之前,遠在歐洲中古時期,主權國家同樣有跡可尋。[6]不過,帝國、城市聯盟、特許貿易公司領地等其他歐洲政體模式也一直存活至十九與二十世紀。[7]既然主權國家早已在世界不同地方若隱若現,那麼在二十世紀中於世界不同地區受歐洲啟發的主權國家夢如何變得無處不在,便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近代國家如何誕生,其實仍未有定論,思考國家成形過程因而更具學術意義,考察主權國家這外來概念如何在虛弱政體落地生根由此變得必要,故本書將會研究十九至二十世紀中國、印尼與泰國的國家建構史。境外勢力看似不是中、印、泰三地主權國家之確立背後的助力,但從本書理論框架角度看,其實不然。

1.2 回顧東亞建國史

縱觀東亞政體,建立主權國家並非理所當然之事,主權國家只是其中一個管治模式選項。直到一九三〇年代,主權國家在東北亞與東南亞遍地開花並非容易預見的事。再者,不少非洲與亞洲痛苦的後殖經驗顯示,建立主權國家,並不保證地方能自此富強,域內民眾的生命與財產並不一定自此受保護。[8]這類政體形態如何主宰東亞及其他地方,這種政治趨勢如何在某特定歷史時空展開,都是值得深究的問題。

可以說,回顧東亞政體成形史,是研究虛弱政體建國過程的理想進路。在二十世紀中葉,全球周邊虛弱政體開始以主權國家模式屹立於世,傳統政治與管治模式,乃至殖民管治,都被取而代之。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期間,與世界其他地區一樣,東亞同樣感受到民族主義浪潮、外國勢力滲透、列強角力之影響。東亞在此時期建立主權國家,猶如虛弱政權建國的示範案例。

研究東亞建國歷程既有助省思現存理論,也對此一地區意義重大。在東亞,國家主權爭議從未間斷。有別於歐洲與北美,東亞局勢未平,軍事衝突未止,一直離不開以下因素:第一,領土邊界紛爭;第二,已集權政體之誠信;第三,政體於國際舞台的活動空間。區內涉主權爭議的案例,遍布於竹島/獨島、釣魚台/尖閣列島、台灣、南中國海、安巴勒(Ambalat,位於印尼附近)及柏威夏寺(Preah Vihear,於泰柬邊境)等。換言之,主權國家確立的過程與影響仍然牽動地區安全。諷刺的是,這種地區不穩,與源於現代歐洲早期「國家」概念不無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東亞社會曾嘗試力抗這些所謂「西方」政治傳統與管治觀。

在很多人眼中,在今天的東亞,作為歐洲產物的主權國家已變得根深蒂固,附庸國等其他建國模式已幾近煙消雲散。[9]今天東亞政體模式的地景,猶如古老中國諺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相反。「西學」已成東亞建國根基,「中學」則影響國家日常運作。[10]在本書研究的中國、印尼與泰國三國案例中,這點尤為明顯。

從十九世紀中起,主權在中國被視為象h酔サ代之物。中國嘗試與外在世界建立關係之時,這種觀念尤其鮮明。從十九世紀中洋務運動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各種有關中國世界角色、外交關係、政府職責的辯論裡,主權一直是重要議題。一般看法都認為,在中國崛起之時,國共政治運動能變得普及,與追求國家主權的訴求息息相關。[11]直到今天,中國政治的核心環節,仍然不離主權事務。中國對國際組織權威的異議、對台灣政治地位的看法、對邊界爭議的取態都清楚反映這一點。[12]

需要再次補充的是,於中國近代史中,主權思想來自外國。[13]不能否認,在中國探索主權國家之路時,民族主義、身分意識、現代性等觀念同樣發揮影響力。[14]不過,直到二十世紀初,在中國政治之中,國家內政不受干預、自決、外交上的法理平等等重要主權國家思想仍未變成政治常識。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日後會否建立主權仍屬未知之數,現在回望,不免事後孔明。遲至一九三〇年代,共產陣營的國際主義、西方優越論乃至無政府主義,也是主權國家確立的絆腳石。

對於今天而言,近代主權思想的流變,同樣是值得探究的重要問題。設於首都雅加達的印尼國家政府曾花費不少人力物力,以確保摩鹿加群島、伊里安查亞、亞齊、東帝汶等群島的領土完整。印尼政府能否集權、能否維持國界,與馬六甲及巽他海峽航運,乃至納土納群島與亞齊等資源豐富地區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印尼作為主權國家,一旦崩潰,東亞貿易與能源供應便會受影響,經濟、社會與政治騷動會隨之而來。

一般觀察者認為,印尼所以能變成主權國家,主要推力來自對抗荷殖、主張集權的泛群島民族主義運動。在印尼歷史之中,中央集權是近代產物,直到荷殖晚期,中央集權才開始成形。不論是荷蘭人、英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都選擇與本土精英合作,以控制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尼)。從十七世紀初荷殖時代開始,這種重分工與協作的共治模式便已展開。

有別於中國與印尼,在歷史之中,暹羅成功擺脫淪為外國勢力殖民地的命運。在十七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的時期裡,處於曼谷的暹羅王室,其實是柬埔寨、今天寮國部分版圖乃至馬來半島蘇丹國的宗主國。至二十世紀初,暹羅已能集權與維護國界,具主權國家之形。

在此之前,於暹羅之中,其他地方常見的反帝國管治民族主義運動不曾出現。很大程度上,泰國民族主義是隨主權國家確立後而衍生的現象。一般說法指,暹羅可以確立主權國家,是因為政府能使一眾外國勢力相互競爭乃至制衡,故此暹羅得到自主空間。不過,暹羅也曾放棄大部分附庸國的管治權。為什麼暹羅會願意縮減所持有的附庸國領土,以維護自身國家與集權?

本書會以上述案例為基礎,解構主權國家成形過程。本書主要探討的問題,是主權國家作為政治組織模式,如何在東亞與不同脈絡內開花結果。世界當時較落後地區最終都步向同一政治發展道路,共同建立主權國家。但在此之前,馬來半島、中南半島、婆羅洲、菲律賓、琉球、韓國及日本的建國起點差異極大,曾施行各類非主權國家政體模式,本書理論因而可被應用至不同地區。

研究東北亞與東南亞案例,有助理解全球不同地區的民族主義和身分意識,與主權國家確立進程有何關係。這是很具啟發性的研究題目。漫長而顛簸的民族主義運動史往往說明,主權國家之確立其實並非必然,但卻往往是運動的最終目標。但到了今天,主權爭議卻已成為能夠影響世界各地的國家安全、政治穩定與繁榮的少數恆常國際政治議題。研究主權確立史有助我們理解在不同社會與政治脈絡下,政治秩序輪替如何發生。

1.3 國家形態與主權國家

在進一步書寫之前,我希望闡明幾個關鍵概念。第一,所謂國家形態,意指能夠定義內政權力分配與外交定位的制度結構。政府如何集權,與外力維持何種關係,在世界政治中有何自主權,都取決於國家形態。從制度角度梳理國家形態種類,用意是為指明,政治秩序、權威、管治模式的建構方式,並非只得主權國家一途。[15]這是觀察國家制度變化的前設。

觀察國家形態變化,自會涉及內政與外交互動關係之問題。內政與外交對比鮮明,前者有集權與層級,後者所處的場域,是近乎無政府的國際社會。[16]這意味,不同的國家形態,隱含本土與世界之間不同類別的關係。不過,我也要指出,國家形態只是定義主權方式之一,「主權」一詞意涵如何變化,有何相關細節,都不是本書研究範圍。[17]

我的見解與蒂利(Charles Tilly)相同。本書認為,權力運用不可預測,主權國家隨之而來,並非歷史之必然。本書的焦點,在於解構主權國家模式如何被用以定義一地之內政與外交,相較比較政治、政治理論乃至社會學學者研究主權的方法,後者較關心正義、政權類別、發展、社會等議題。[18]政體在何種情況以何種原因選用主權國家模式建國,是本書寫作重點。本書會將主權國家以及邦聯、宗主國、附庸國、殖民地、城邦及城市聯盟等其他模式並置分析。

國家與國家形態其實是兩個不同概念。所謂「國家」,意指在特定地理空間與人口之中施行威迫力量的政治架構。凡是能影響這種政治架構之運作的社會活動,國家都有權將之制限。國家權限程度,乃至這種權限的實行方式,都取決於國家形態。所謂「國家形態」,包括帝國、附庸國、殖民地、城市聯盟、城邦及主權國家,但不包括氏族、部落、家庭、族譜、企業、教會、政黨、行政區等。[19]在本書中,「政體」與「國家」意思相近,本書會交替使用兩詞。

國家形態涵蓋三大範疇,分別為:一,領土自主(territorial exclusivity)程度;二,集權(political centralization)程度;三,外部自治(external autonomy)程度。所謂「領土自主程度」,意指國家限制外力直接干預本土行政事務的能力。所謂「集權」,意指政府將權力集中至單一、分層的政治結構之內的能力。量度「集權」程度的方法,是考察國家變革本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向的能力。所謂「外部自治」,意指國家處理外交事務的能力。

在此國家形態三大範疇之中,主權國家模式得分最高。邦聯較難擁有領土自主與政治集權,但其外部自治度較高。中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是有趣案例——其領土同時受皇帝、教廷、地方君王制約,地方君王甚至能與皇帝及教廷相互締結條約甚或向之宣戰。[20] 衍生法國卡佩王朝(Capetian France)的封地、公爵領地、侯邑、王室田產也都是邦聯例子。[21]

相較之下,殖民地政體享有較高領土自主度,甚至能集權,能自立於宗主國權力中心之外。殖民地管治架構權力線單一,分層級,頂層為宗主國權力中心。在一戰時期,澳洲與加拿大殖民地政府能獨立行事,能自行決定日常事務,甚至享有外部自決權。當然,宗主國權力中心仍然握有殖民地進口等涉外事務的最終決定權,殖民地終究處於次要位置。

傳統大陸帝國及海洋帝國的領土自主程度同樣較低。 [22] 對羅馬、蒙古及大唐等帝國來說,邊陲往往是醞釀新一波勢力擴張的短期中途站。[23] 被帝國吞併的地區,難有領土自主、政治集權及外部自治。

附庸國的外交內政事務(包括選拔領袖)雖受宗主國掌控,但在其他範疇仍然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從屬於十三世紀蒙古帝國的高麗與越南,是其中兩個附庸國案例。至於古代的雅典、文藝復興時代的威尼斯及現代的新加坡等城邦,其政體能集權,且享有外部自主,但控制國界能力較低,同時易受外圍環境變化影響。[24] 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之類的城市聯盟,其實是城邦聯盟。這些自治但並非相鄰的城邦相互協調內政與外交事務。[25]

圖表1.1總結了上述各類國家形態在三大範疇的表現。

圖表1.1顯示的,是各類國家形態的理想狀態,各類政體的具體表現可隨不同時空而變。在不同歷史轉捩點,政體或會以混合方式示人。本書將從國家形態角度解構主權國家成形史。

我們首先可以提出的問題是,於某一時刻,在政體之內,誰可決定國家形態應具備何種特徵?簡單答案,是國家內的掌權精英,這些精英可以是團體、家族、宗教力量、政黨乃至外國政府。

不過,這個答案仍不夠穩妥。有兩個重要且相關的問題仍然尚待回答:第一,誰能掌權?為什麼?第二,為何掌權者會以不同國家形態建國?要回答這些問題,便需要考察外力介入對本土政體的政治影響。這正是本書目標所在。

毋庸置疑,本書並未能完全反映國家形態的各種可能。本書書中的案例,有時介乎於殖民地與主權國家之間,有時則於宗主國與附庸國之間。在此列舉八類國家形態的用意,是希望以更廣闊角度分析國家構建的不同進路。不論國家形態變化多微細,這都足以呈現建國路徑。

前文不斷強調的一點,是主權國家僅為眾多國家形態的其中一類。關於這一點,我特別參考蒂利與史普魯特(Hendrik Spruyt)的研究,他們都曾分析世界政治系統的轉變,以及其組成單位的特質。蒂利分析歐洲現代國家崛起的軌跡,他的結論,是民族國家與邦聯情況有別。[26] 史普魯特既研究歐洲主權國家壽命,亦區分主權國家、城市聯盟、城邦、邦聯。[27]這類研究方法都有別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之法,研究重點都在於外力之於一地建國進程的影響、本土獨特的政體體制,而非單純在於政體正當性(legitimacy,又稱認受性)。 [28]  

視主權國家為其中一種國家形態,其實已與傳統政治學對主權與國家的理解分道揚鑣。[29]對於這種差異,過去已有不少出色研究,在此將之歸為五類,作簡單介紹。

第一類研究認為,所謂「主權國家」,意指在世界政治之中的自治體,但帝國、邦聯、城邦或城市聯盟各自不同的國家形態(即領土自主程度、政治集權程度、外部自治程度)卻被忽視。換言之,中世紀具邦聯色彩的封建模式也可被歸類為主權國家。[30]在國際關係研究文獻之中,這種觀點相當流行。

第二類研究認為,國際法角度是研究主權國家的重要路徑。這類研究認為,要確立主權國家,就需要得到其他眾多主權國家或世界強權承認。[31]換言之,這類研究從外至內而非內至外角度理解主權。不過,國家內外如何互動,卻非這類研究的焦點所在。[32]按照這類著重國際承認、失敗國家案例的研究,一國是否得到承認,與該國能否掌控國家事務,兩者並沒有必然關係。[33]本書會探究國家內外互動如何影響其主權確立,能彌補這類研究的不足。

第三類研究關心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 [34]這類研究認為,在某一議題之中,政府與社會不同階層互動,都會左右彼此內部力量分布。在社會轉型期之中,這更為明顯。與這類研究有別,本書只會探視國家如何成為政治角力場,以及這種角力如何決定國家形態。[35]

第四類研究從政治自由程度之角度理解國家。國家安全面對何種挑戰程度,殖民管治有何遺留影響,國家如何取得收入來源,本土政制如何開放等,往往是這系列研究所關心的問題。[36]不過,政治制度類型、集權、外部自主這三方面轉變的關連不大。畢竟,在德國與美國等政治制度較為開放的國家,其聯邦政制的中央行政、司法與立法機構都擁有相當強有力的境內否決權。緬甸與晚期蘇聯等專權體系雖能控制領土,享有外部自主,但其集權程度卻低於一般想像。[37]

第五類研究從管治能力角度理解建國。收稅、發展經濟、處理各類行政事務、威迫群眾等政府能力,是這類研究的焦點所在。[38]這基本上都圍繞官僚乃至政治集權之主題。本書關心的,是政府如何及為何採用某類政策,多於有關一國之內集權與自治的議題。[39]

可以說,本書將區分建國想像與最終國家形態。在十九世紀,中國對應國際貿易、炮艦外交、外國干預的表現,已反映政治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 [40]在十八至十九世紀時期,暹羅的情況亦相近。[41] 

1.4 研究案例與時代背景

相較歐洲、非洲、拉丁美洲研究,學者對現代東亞國家形態發展史較不感興趣。很多觀察者認為,在東亞歷史之中,主權國家之出現,是歷史之必然。本書以比較視角,實證研究中國、印尼及泰國三國建國史。這些案例的共通點,是三者曾為虛弱政體,同時受外力干預。

本書理論其實可被應用至其他地區。如克斯勒(Stephen Krasner)所言:

權力關係不對等,是外力介入乃至改變目標政體本質的必要條件。本土群眾能群起反抗,外力支持的統治者可以被指有欠忠誠。維持警力的成本高昂。

外力若要成功介入本土政治,還需要另外一個條件——其他外力不表異議。如果虛弱政體能尋得盟友,不對等權力關係便會消散。沒有大國間的共識,或相互承認的勢力範圍,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風險便會變得極高。維持地區安全,往往是外力介入目標政體,進而改變其政治結構的主要動機。[42]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印尼及泰國案例既反映外力介入的不同模式,亦顯示虛弱政體的共有特質。這三國提供的案例有助理解虛弱政體的建國進程。事實上,這些案例頗能演繹我的觀點。從表面看,這三個國家的建國進程看似不受外力干預影響:在中國、泰國與印尼一般的歷史書寫中,很流行的一個觀點,是其主權國家乃本土對抗外力之產物。這些案例因而或可證明,外力干預是建國背後的重要推力之一。

本書的主要研究案例,是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原因是對當時逐鹿中國的一眾外力而言,干預中國的機會成本變化極大,外力對介入中國政治的取態因而時有不同,這為檢視建國與外國勢力介入之間的關係提供了豐富研究素材。本書主要以歷史藻案與二手文獻為研究材料,所用的藻案在不久前解封。

分析中國案例之前,我假設,外力干預無法影響本土建國進程。我的假設,源自民族主義、文化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觀點。這些理論認為,外力一直在分裂中國。如果在本書分析之中,這些理論能被否證,那便能夠印證外力介入與建國進程之間的關連。之前解封的中國與台灣藻案,乃至新近的中國的研究,都趨向指明這一點。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尼)與暹羅(今泰國),是本書會提及的另外兩個案例。這兩個案例都能反映,外力介入本土政治時,時有不同的機會成本評估。在二十世紀之前,對荷蘭乃至日本而言,介入今天印尼所在的群島政事之機會成本偏低。法國與英國固然意圖爭奪暹羅,但對這兩個國家而言,干預暹羅內政的機會成本卻偏高。可以說,以中國案例為基礎,檢視荷屬東印度與暹羅案例之後,我們會更了解建國與外力干預之間的複雜關係。

具體地說,印尼與泰國是兩個重要的比較研究輔助案例。相較中國主流歷史論述,在印泰史觀之中,否定外力干預角色的論述比重相對較少。印泰案例呈現的不同外力干預模式,能被用以測試本書理論的解釋力與應用範圍。

事實上,本書案例研究所得,能有助省思其他有關建國進程的各種替代理論。在當下的東亞,相較區域安全與合作等議題,主權事務往往更易成為焦點所在。書中三個案例交匯不多,這能為我們理解東亞地區乃至世界政治動態提供新視野。在世界政治舞台之中,中國經常強調,相較和平、穩定、合作,主權是重中之重的議題。對此一說法,本書研究或能提供新觀點。

本書將會觀察兩個歷史時段:第一,從十九世紀末至一戰餘波已在消散的一九二二年。在此期間,華盛頓會議(Washington Conference)舉行,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和中國在會中簽署《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簡稱《九國公約》,Nine Power Treaty);第二,以一九二〇年代初為始,以一九五〇年代初為終。在一九五〇年代初,二戰已然終結,《三藩市和約》和平進程展開。[43]所以聚焦於這兩大歷史時段,原因同樣與外力對介入本土政治的機會成本評估有關。在前一段時期,外力干預機會成本或高或低。在後一段時期,機會成本已居高不下。這與一戰之後世界體之內的競爭有增無減有關。

這兩段時期可作比較。於這兩時期內,在東南亞與東北亞,民族自決論述流行,大規模戰爭爆發,民族主義運動出現。比較這兩段時期,便因而能夠分析這些現象的影響力。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仍未擺脫殖民管治的東亞政體的發展史,素來被視為佐證民族主義影響力的有力案例。中國與印尼主權國家之確立,也被視為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

本書分析以一八九三年為始,因為對中國、印尼及泰國案例來說,這一年是歷史關鍵時刻。在中國學者與政府眼中,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前後,一向被視為中國國界與政治變化的分水嶺。當中的國界變化,既影響台灣的政治地位,也被用以證成中國於外蒙古的統治權。與此同時,在一八九三年,於國王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治下,暹羅政府展開一連串現代化改革。一八九三年,也是荷蘭頒布《道德政策》(Dutch Ethical Policy)之前夕,這項政策對印尼殖民管治影響至為深遠。簡而言之,以一八九三年為起點,有助研究三個案例之中的國家形態變化。

本書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小樣本(small-n)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又稱定性研究或定質研究)。透過這種方法,外力之間的互動,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策略乃至對本土建國的影響,都能被細緻梳理與考察。一般研究較少注意這些問題,本書或能成為同類實證研究的重要奠基石。

下表1.1與1.2概括了在上述兩段時期所涉的獨立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又稱自變項)、控制變項(control variable)及預期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稱解釋變項,explanatory variable)。

 

大清國/中國

荷屬東印度/

印尼群島

暹羅/泰國

時段始/終

(公元)

1893年

1922年

1893年

1922年

1893年

1922年

解釋變項

一眾外力

干預本土政治的預期機會成本

不一

不一

預期效應

中央集權

中等至高

外部自治

領土自主

中等至高

控制變項

民族主義運動/動員

被殖民經歷

(多重殖民者)

(單一殖民者)

國際晦自覺械規範

(威爾遜晦十四點和平原則械;改國際聯盟盟約魁)

(威爾遜晦十四點和平原則械;改國際聯盟盟約魁)

(威爾遜晦十四點和平原則械;改國際聯盟盟約魁)

快速經濟發展

戰役

多次大型衝突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

•義和團庚子事變(1899-1901);

•內戰(1911-1922)

小型衝突

•共產黨起義(1926)

小型衝突

•內部起義(1902)

表1.1 第一期(1893年-1922年)國情變異與預期效應

 

中國

荷屬東印度/

印尼群島

暹羅/泰國

時段始/終

 (公元)

1922年

1952年

1922年

1952年

1922年

1952年

解釋變項

一眾外力干預本土政治的

預期機會成本

不一

預期效應

中央集權

外部自治

領土自主

控制變項

民族主義運動/動員

被殖民經歷

(多重殖民者)

(兩個個別殖民者)

國際晦自覺械規範

(改國際聯盟盟約魁、改聯合國憲章魁)

(改國際聯盟盟約魁、

改聯合國憲章魁)

(改國際聯盟盟約魁、改聯合國憲章魁)

快速經濟發展

含混

(有,至1937年,之後無)

戰役

•內戰(1923-1949);

•中日戰爭(1937-1945);

•韓戰(1950-1952)

多次大型衝突

•太平洋戰爭(1942);

•印尼民族革命(1945-1949)

表1.2 第一期(1923年-1952年)國情變異與預期效應

本書會以二手歷史研究文獻與一手史料為基礎,建立有關外力干預與本土建國關係的理論。透過這些研究材料,我會著眼於兩點:一,外力如何評估介入本土政治的機會成本;二,外力以何種政策介入本土政治。在本書中,國家形態變化屬依變項。梳理文獻與史料時,我特別注意案例中的領土自主度、外部自治度、政治集權度的變化。結合一手與二手研究材料的用意,是梳理外力介入本土政治前後的思路,以便了解外力在過程中有何權衡取捨。

當某一外國政府認為,以有限之力阻截其他外力對手掌控目標政體之時,介入本土政治的預期機會成本便會下降,目標政體政事被徹底干預的機會便會愈高。當外力掌握當地邊境事務與涉外關係的完全否決權,當地政治便等同被徹底干預。當外力認為,介入機會成本增加,目標政體便較能自主。

引用二手研究文獻,原因是過去有關外力如何評估干預機會成本,如何操縱目標政體,如何影響目標政體的國家形態變化的研究成果,其實已頗為豐富。縱然這些研究觀點不一,但仍然能夠顯示外力干預本土政治的不同特定模式,故此前人研究不應被忽視,本書某程度上也是彙整過去的相關文獻。一手史料則對理解一地內外政治角色的複雜互動至為有用。有關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研究固然發展迅速,但有關外力介入與本土建國關係的理論卻仍未發展成熟,以此角度梳理有關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中國歷史的研究仍然不充足。對於印尼與泰國案例,本書則以二手文獻為主、一手史料為輔,藉此考察外力如何評估介入的機會成本,如何與本土政治力量互動。

1.5 結論

發展有關建國的理論,用意有三:第一,理解主權國家的前世今生。理解主權國家的起源,建立國家形態變化理論,會有助我們展望主權國家的未來;第二,理解權力、觀念與價值觀三者之間的關係。更直白地說,透過研究本土與外力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我想觀察政治力量、利益計算、各類價值觀如何互動。[44]說到底,主權國家、邦聯、殖民地等國家形態,其實都代表不同的政治組織概念和想像,反映當權者的所思所想。這種研究角度會有助我們理解在某一歷史時刻,為何某一種國家形態會被採用。

近年有關主權國家發展史的研究,都著眼於民族主義、啟蒙思想、宗教與反殖思想等各種政治理想的影響。[45]這種研究進路問題有二:一,這假設權力關係乃至物質利益計算於過程中毫無影響力;二,更甚者,這種研究進路並沒有意識到,以上政治理想其實可由權力關係與物質利益計算形塑。 [46]雖然已有研究更為重視權力關係的影響,但這兩大問題仍然值得思考更多,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認識世界政治體系的各種變化。

本書研究的第三大用意,是考察在國家成形過程中,民族主義與政治協作有何關係。近年不少政治科學研究都指出,在世界各地的前帝國版圖中,殖民管治的影響力如何延綿不斷,如何好壞參半。[47]這是相對新穎的研究進路。傳統研究側重二元思維,傾向簡單二分民族主義動員與抗爭,以及本土政治與外力藕斷絲連。[48]現今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所謂本土與外力勾結,以及民族主義運動,兩者之間的界線其實並不清晰。[49]本書會承襲後一種歷史與政治研究思路。

可以說,我在修正霸權與統治的定義。全球邊陲地帶的殖民地化、主權國家成形、外力干預等案例與議題,都可與本書理論對話。本書理論有助外界理解伊拉克、阿富汗、東帝汶、柬埔寨、納米比亞、蘇丹、敘利亞等地被外力統治的近例。全球政治史的一個發展主軸,是強國試圖干預弱國發展,[50]這種趨向歷久彌新。

與此同時,本書理論也有助外界理解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影響。至近世,外力介入本土政治的預期機會成本已偏高,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外力便不欲介入索馬利亞之類的政局,助其回復穩定。[51]同樣地,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國際社會沒有及時介入盧旺達、蒲隆地、巴爾幹半島的政治。不過,在二〇一一年的阿拉伯之春期間,基於偏高的預期效益,國際社會決定介入利比亞與埃及等國內政。從這個角度看,本書理論的應用範圍或不只限於亞洲。


[1]「邦聯」可以類同「中央權力分散、邊界模糊、但又有一定對外自主權的『封地』或『封建』政治模式。」由於「封建」在華文語系裡,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和歷史包袱,本書為了避免造成誤解,所以改用意思相似的「邦聯」代替。英文版則用「feudal」。

[2] Ali, 1994, 247-338; Ricklefs, 1993, 111-18; SarDesai, 1997, 93-95; Williams, 1976, 97-98.

[3] Beissinger and Young, 2002.

[4] 若以中國為例,當時民族主義的支持者,一般把如辜鴻銘、康有為、張勳和其他前清朝廷官員等主張復辟或重組帝制的人物和組織,視為對手和不受歡迎的角色。民族主義者當時也把君主立憲當成應該被遺棄的守舊思想,而因此蔑視如梁啟超等溫和派。

[5] Hui, 2005; Kiser and Cai, 2003; Young, 1994.

[6] Anderson, 1974a, 1974b; Strayer, 1970.

[7] Adams, 2005; Doyle, 1986; Spruyt, 1994; Watson, 1992.

[8] Centeno, 2002; Herbst, 2000; Jackson, 1990; Kohli, 2004.

[9] Acharya, 2004; Kang, 2004, 2005a, 2005b.

[10]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來自史學家黃仁宇對於當下中國史學研究的評論。Huang, 1998.

[11] Johnson, 1962, 1969; Perry, 1980.

[12] Carlson, 2005; Fravel, 2005.

[13] 對於華夏早期類似於主權國的政體之討論,請參見Hui, 2005.

[14] Leifer, 2000a, 1-125, 273-325, 361-401; Zheng, 1999.

[15] Hall, 1986; Van Creveld, 1999.

[16] 「無政府狀態」在此指的是缺乏集中的權威。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稱此為「洛克式無政府狀態」(Lockean anarchy),哈德黎・布爾(Hedley Bull)則稱它為「政府的不存在」(absence of government)。Bull, 1977, 44-49; 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Spruyt, 1994, 13; Wendt, 1999, 279-97.

[17] 至於主權的其他組成部分,請參見: Bartelson, 1995, 2001; Philpott, 2001; Walker, 1992.

[18] Ertman, 1997; Kohli, 2004; Weber, 1994a, 1-28.

[19] Tilly, 1990, 1-3.

[20] Spruyt, 1994, 34-57; Tilly, 1990, 53-70.

[21] Spruyt, 1994, 77-108.

[22] 至於不同帝國模式的討論,請參見: Bull, 1977, 207-20; Doyle, 1986, 30-47, 341-44; Watson, 1992.

[23] 本書稱「傳統大陸帝國」的政體,類同於亨利克・史普魯特(Hendrik Spruyt)所稱的「普及性帝國」。Kratochwil, 1986, 27-52; Spruyt, 1994, 16-17; Tilly, 1990, 91-95, 167-68.

[24] Spruyt, 1994, 130-50.

[25] Spruyt, 1994, 109-29.

[26] Tilly, 1990.

[27] Spruyt, 1994.

[28] Bendix, 1977; Weber, 1994a, 1-28, 1994b, 309-69.

[29] 參見Vu, 2010.

[30] Waltz, 1979, 93-97.

[31] Fazal, 2007, 74-88; Krasner, 1999, 14-25; Small and Singer, 1982.

[32] 對於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的詳細討論,請參見 Carlson, 2005; Krasner, 1999. 至於「內部主權」與「外部主權」之間相互關係的研究,請參見Spruyt, 1994; Tilly, 1990.

[33] Herbst, 2000; Jackson, 1990; Krasner, 1999.

[34] 參見Migdal, 1988, 1994, 2001.

[35] 對於國家如何在建國過程中,成為政治博弈的重心,請參見Vu, 2010.

[36] Ertman, 1997; Kang, 2002; Kohli, 2004.

[37] Scott, 1985, 1998; Scott and Kerkvliet, 1986.

[38] Brautigam, Fjeldstad, and Moore, 2008; Brautigam and Knack, 2004; Haggard, Kang, and Moon, 1997; Kang, 2002; Kohli, 2004.

[39] Vu, 2010, 148-51.

[40] Fairbank, 1964; Kuhn, 1980, 2002; White, 1998.

[41] Heine-Geldern, 1956; Scott and Kerkvliet, 1986.

[42] Krasner, 1999, 152-53.

[43] 一戰的和解進程起於一九一八年的停戰前後的交涉,終於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會議。而二戰的和平進程始於德國納粹政權一九四五年春天戰敗投降,直到《三藩市合約》一九五二年開始生效為止。

[44] 本書會以能力分歧為「權力」的定義。若希望更深入理解不同權力概念的討論,參見 Lukes, 2004.

[45] Anderson, 1991; Bukovansky, 2002; Gorski, 2003; Philpott, 2001.

[46] Acharya, 2009; Adams, 2005; Nexon, 2009.

[47] Haggard, Kang, and Moon, 1997; Kang, 2002; Kuhonta, 2003; Vu, 2010; Vu and Wongsurawat, 2009.

[48] Abdulgani, 1978; Johnson, 1962; Leifer, 2000a, 2000b; Nagazumi, 1972; Sato, 1994.

[49] Barrett and Shyu, 2001; Brook, 2005; Chen, 2004; Duara, 1995, 2003; Jansen, 1954; Kahin, 1952, 1977, 2003; Mitter, 2000.

[50] Berdal and Economides, 2007; Kinzer, 2006.

[51] Barnett, 2002; Berdal and Economides, 2007; Clark, 2001.

摘錄自:《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莊嘉穎著、鄺健銘譯,由台灣季風帶出版,於香港誠品與序言書室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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