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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學苑人 2】六四那夜,他病了

2015/2/17 — 14:20

1989 年 6 月 4 日後發刊的首份《學苑》題為「駐足篇」,卷首編者話由一個署名「袁家利」的人撰寫。他是當年《學苑》的副總編輯。

26 年後,這代大學生如今多已不知「袁家利」是誰。屈指一算,1989 年他們還未出生。對於這件夢魘一般的事,這代人只能透過前人述說去了解。負責出版《學苑六十》的袁源隆在翻看「駐足篇」之際,本以為會讀到許多用血淚寫下的悲慟文字,結果卻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幾乎沒有。之後幾年的《學苑》也是。除了寥寥數筆或偶有提及之外,幾乎沒有關於六四的長篇論述與反思。

「我看的時候特別缺乏時代感,好像六四沒有發生過一樣。」袁源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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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當時的學生太過傷痛,反應不過來吧,他如是想。後來袁源隆始從潘小濤(1992 年編輯)口中得知,1989 後大量學生轉向犬儒,不理時政,因此《學苑》才會缺乏對六四的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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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利在「駐足篇」寫的編者話題為「行行重行行」,內容是檢討《學苑》出版狀況。旁邊配一張正方形的照片,上面有一個女人和一個孩子,他們在微笑,看來笑得非常開心。Caption 是:「請大家幫都幫幫忙,多投稿啦!」隻字未提六四。

袁家利的筆名,叫易天。

* * *

沒有很多人知道袁家利,卻大家都認得袁易天。他是香港少數資深農夫之一,18 年來提倡有機耕作,現在是馬寶寶社區農場成員及導師,就在上水馬屎埔村居住。我有一個朋友是他徒弟,尊稱他師父,因此我也叫袁易天「師父」。

訪問那天,師父一如以往起得很早。我推門進農場卻不見他,只聽到噹啷噹啷的聲響,原來他正在廚房煮麵。

他身穿一件襯衣,一條布褲,外面掛一件綠色大褸,沒有多餘的修飾,好像農夫就該這樣,一派樸實氣。

但是在 1989 那年,他在《學苑》 soc 房過的可說是不無荒唐的生活。許多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會與野狗展開一場場追逐戰,然後逃到《學苑》 soc 房樓下。「方樹泉文娛中心」的大門早已鎖住,他就自 soc 房破爛的窗戶攀爬而入,徹夜與莊友談哲學、批判自己、批判社會、貼版植字,一邊抽煙一邊寫作。

當然也經常喝酒,而且喝醉,喝醉了就吐,吐完就睡。

袁易天不得不喝酒,因為他失眠得厲害。

「那幾年大學生活過得最辛苦。」他說。

卻不是出於甚麼悲天憫人的理由,而是因為「把自己煎皮拆骨」拆得太厲害。

入大學前,袁易天自稱為一舊有道德操守的飯。「而這些道德操守是很有問題的。」甚麼問題?比如說,反對同性戀,認為男女間不宜有婚前性行為。

他笑了笑:「我是一個好保守好懵的人。」

因為愛好文學,讀的也是比較文學,以為《學苑》就是搞文學創作,因此加入。

在那只有二十幾人參與的迎新營中,卻驚覺前輩們沒有談詩論賦,反而老在質疑價值觀。你質我,我質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他們就問你為甚麼信神。如果你不撐同性戀,他們就問你為甚麼反感。後來袁易天明白,前輩不是想強逼人不信耶穌或支持同性戀,只是想這些新人知道自己在想甚麼。批判與思考,才是《學苑》要做的事。

「就是這種討論把你煎皮拆骨。如果你願意思想,面對自己,這會讓你散掉。」他說。

打從一開始,袁易天就不是深度介入社會政治的人。較之於搞學運,他更願意思考自己的東西。他會問,自己怎樣生活;或者是否支持或批判某種價值觀;或者人生在世,所為何事;當個大學生,又是所為何事?

89-90年≪學苑:仰首篇≫封面

89-90年≪學苑:仰首篇≫封面

上莊的第一期名為「仰首篇」,他在這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 港大是個養雞場 〉,批評大學生的膚淺。文章右上角是四個字:「明德.怪物」。

從前有人對我說港大是個養雞的地方,他說每當我們到餐廳進午飯或晚飯時,不妨買一碟雞飯,悼念我們的同胞。我不明所以。他解釋說港大的學生都「好雞」,不學無術。那些戴著四方帽在學園留影的腦袋,通常可分成三等級,比較可喜的是人頭裡供養著一個豬腦,但通常情形腦袋只不過是一個硬殼的草包,當然是差勁的第三級便是脊椎骨頂端撐起一個梳得滑溜的頭,這顆頭的裝飾費很昂貴,因為要掩飾裡面的空虛。他最後補充說在港大找一個真正的有識之士,其困難程度等於企圖令那些自以為高貴的大學生,認識自己的膚淺。

「我們很少說要創造歷史或者要推動甚麼。」他說。「現在人們常說大學生迷失,其實當年也不見得多有主見。」

89-90年≪學苑:急行篇≫封面

89-90年≪學苑:急行篇≫封面

第二期,「急行篇」。六四還未至,但胡耀邦已逝世,數十萬學生已聚集於天安門廣場。學生不知道在前面等待他們的,是機關槍和坦克車。學聯赴京支持北京學運學生但被香港報章冷待,《經濟日報》直叫學聯「早抖啦」。

袁易天這期撰下〈 最後關頭,始言戰鬥 〉,慨嘆社會對香港大學生要求過高,而學生畢竟是學生,在社會議題如基本法起草的問題上,一點沒有話語權。

字裡行間,是一股瀰漫在當時整個學界的無力感:

我們不能反英帝了,因為我們只有一個久延殘喘的香港政府,跟著的十年還是要借助的。反親英也毫無意義了,因為人人都親中了!反共黨,反親中?我們反些甚麼?不能反了,因為香港搞不成獨立。以後我們與大陸同胞都是一家人了,難道還要睜著眼珠對抗嗎?搞協商、搞共識算是親中了吧!以後的學運,會不會從今天鄙視政客與大陸大談共識,而到頭來我們也要來一套共識呢?

學運的確未死,但似一隻盲眼而承著重擔的瞎驢在喘息,迷惑、弄得遍體鱗傷卻毫無前景。

如果說,六四讓一整代大陸學生感到無力;那早在六四之前,這股無力感已經像麻醉氣體那樣深深滲入那一代香港學生之中。他們感到無力,是因為意識到香港在自身未來的問題上全無話事權。

我們談到現在《學苑》港獨論的時候,袁易天淡然笑了一下,道:「好正常。」

因為,這話題在他的那個年代早已經談過。「九十年代最猛烈的毒藥是:藏獨、港獨、台獨。」26 年後的今日,他還記得大學生的自己寫過這一句。

卻無論怎樣談港獨,也沒有一點意義。中國固然渴望香港回歸,不願涉足港獨問題;英國政府直把香港當做政治籌碼,也沒有把這籌碼丟掉的意思;就連泛民也因為中國情意結,迴避港獨的想法。

港獨無人說,說也無人理。

「我們不是不關心那件事(六四),只是會花更多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情。」袁易天回想道。

他們無力地走向第三期。這就是六四事件後的那一期。在這期「駐足篇」,袁易天除了在編者話喊「我無稿呀稿呀稿」之外,還寫了首詩。

〈 斷腿男人 〉

磚頭 啲──啲──嗒──嗒──
著長安街慢慢敲過來。
啲──嗒──啲──啲──。
於是有個男人,
用手走到寂寞的英雄紀念碑前──
默默無言。
彷彿──
看到很多年青臉孔,
和他的一雙腿。

89-90年≪學苑:駐足篇≫封面

89-90年≪學苑:駐足篇≫封面

六四之前,袁易天每日落街,示威,從北角走到港大,沿著電車路,來回。六月二日他生病了,不能再走,在 mini(mini hall,幾個學生夾租的宿舍)臥病在床。六月三日晚上,他聽著收音機說解放軍人城清場,半夜驚醒,想丟爛收音機,卻累得連這樣的力氣也沒有。

「我就是這樣經歷入城一刻的。」袁易天稍頓,又道:「好戇居。」

袁木說六四無死過人,袁易天和他的朋友們痛罵;李鵬上電視,他們說「一睇個樣就知到佢係奸」;鄧小平六四後首次現身是在事件發生五天後。起初他們以為他是忠的,但聽他叫六四喪生的解放軍為烈士,又覺得失望、被出賣。

「就連親共左派都失晒望。」

他們就這樣在無力的憤怒中,渡過一日一日。

半年後,東歐變天,共產政權相繼倒台,羅馬尼亞獨裁者被推翻、被逮捕、被處決。喝醉酒的袁易天在港大裡面高喊「打倒壽西斯古!」可是沒有人理他。當然沒有。

六四後刊的那期「駐足篇」,封面是一個骯髒,頹圮的民主女神像。那是 6 月 18 日由香港藝術界合力仿製的民主女神像,也是香港豎立起的第一座民主女神像。悼念活動結束後,女神像沒有地方安放,只好拆件放在黃克競樓對面、潮商學校旁邊一個丟空、放置雜物的課室。袁易天和他的莊友給它拍了照,做成了封面。他說,這很能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的心態。

他們莊最後一期,叫求救期。政治也好《學苑》也罷,因為求救無援,所以求尻其。封面是四個明星的照片,好像暗示了《學苑》和學生思潮從這一年開始轉向。從此,《學苑》愈來愈多講文化、講校園、講生活,那種硬橋硬馬的時政討論,買少見少。

89-90年≪學苑:求救期≫封面

89-90年≪學苑:求救期≫封面

六四後,中共招安,在香港大派糖果,上層社會很快就恢復恐怖的安寧,繼續做他們的生意賺他們的錢。畢業後的袁易天賣過中藥,當過綠田園農莊經理,做過《華南經濟》編輯。做了一兩年,一方面覺得自己的知識與分析力已經用盡,另一方面又厭惡「連釣魚雜誌都要放個靚女先賣錢」的傳媒生態,就不想再幹。

1997 年,香港回歸中國,袁易天則在粉嶺鶴藪找來一塊農地,也回歸了他的田園生活。他一家本來就是務農的,父親是傳統農夫,袁易天自小便已落田幫忙。他只是做回自己的老本行而已。

如今為人所識的,是那個頭髮黑白相間,皮膚粗糙黝黑的袁易天。很少人知道他學生時代的事。

作為記者,我還是對他做過傳媒這件事比較在意。「難道沒有像是使命感的東西嗎?」我問。

他思忖少頃,道:「倒沒有,真係無乜立場。當然我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基準,但對他人不特別有要求。」

對袁易天來說,政治討論有時會太過狹隘,講綠色生活卻也可以是另一種道德承擔。《學苑》的訓練,讓他從政治層面上的民主,反思到箇中更加生活化的意義。

「怎樣才叫民主?大家都講民主,但原來很多人生活上沒有這種價值觀。你常會聽到人說:『女人唔好講嘢』,這時候我就會很氣憤。原來民主只是純粹一個政治口號,叫就叫『民主潮流浩浩蕩蕩』,實際生活卻不是這樣。」

「做《學苑》最大得著,是自己意識型態的釐清。」袁師父啜一口清淡的素麵。

說起來他預科開始取筆名易天,不是因為想要改變天命,而是因為喜歡白居易字樂天,故各取一字,取名袁易天。

我跟他坦白說,有人會稱他這一代為犬儒。

他說他不認同。

「犬儒這個字不是這樣用的。」他道。「我所理解的犬儒,意思是你因為無力,自己找些理由把現實政治的不公義合理化。」

然而他堅決拒絕把不公義合理化。他不欲也無法抹去六四的記憶。當日走過的電車路,臥病在床的時間,想丟爛收音機的心情,早已融入在他的細胞裡,化成袁易天生命不可割離的一部份。在那以後,他生活的每個細節,對社會對事物的每種態度,無不背負著目睹過共產黨之惡的經驗。六四過後,他和他的朋友回到營營役役的日常生活裡去,但在每一年的六月四日,在維多利亞公園,大家總會打個招呼。不用講太多,已經彼此的情感了然於心。當這一代人開始有反六四晚會大台的說法,袁易天直言:「其實我對大台都無乜感情。」

重要的從來不是大台,而是再次互相提醒:

我們未敢忘記。

文/楊天帥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資料圖片:2014年 六四2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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