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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學苑人 6】民族自決 不如推翻中共

2015/3/13 — 19:50

程翔覺得,自己和這一代之間,隔著難以踰越的思想鴻溝。

於是一坐下,他就說,「我怕我不符合你們的主旋律喎。」

原來,他剛讀過我們訪問《學苑》2013年總編輯梁繼平那一篇 — 〈香港人的最後武器〉,覺得裡面的想法,跟自己素來信奉那一套,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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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連忙解釋,「五代學苑人」專題從來沒有既定的主旋律。即使身處同一間學苑房,每一代人,都因應時代,奏出截然不同的旋律。由梁繼平到袁易天,周華山到吳俊雄,一直如是。

程翔微微點頭。「咁我睇下講到幾多啦……」但他同時強調,在那代人之中,自己是異類,想法未必太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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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他的意思。翻開他在學那幾年《學苑》,編輯名單盡是現在的建制派人士,劉迺強,馮可強,陳文鴻、宋恩榮、關品方、紀文鳳……不是根正苗紅,就是走上迥然不同的康莊大道。

唯有程翔,從不否認自己愛國。但同時亦從不吝嗇,他對共產黨的恨。

他眼中,兩者並無矛盾。「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

所以他才無法理解這代人的《香港民族論》。

「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他直截了當。

「因為你七千萬個廢柴黨員,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1972年《學苑》編委會名單。

1972年《學苑》編委會名單。

訪問當日,天氣又轉涼了,街上吹起凜冽寒風。程翔穿得有點單薄,捲起衣袖的恤衫、灰色的毛冷背心,外頭披著一件薄薄的風褸。傾談期間,我們換了好幾次位置,都是因為冷氣太猛,吹得他有點不舒服。

程翔年紀不輕了。他1969年進港大讀書,1972年擔任《學苑》副總編輯,1973年畢業,一年後到《文匯報》當記者……都是四十多年的事了。他口中的好些大學用語,譬如是「拉記」(即圖書館)、「so-get」(即social gathering),今日的大學生,都聽不懂了。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也無法理解,程翔和他那一代,當年為何會這樣思考的。

學苑為什麼要鼓吹認識中國?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但大家對自己的祖國都不認識,不了解。不但不了解不認識,甚至還抱有無謂的疑惑和無名的恐懼。二十多年來,我們都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欺騙了,他們透過種種宣傳工具,造成一種無形的政治壓力,使我們不敢公開談論祖國的事,不敢對祖國表示自己的熱情,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多麼羞恥的事哩!

— 《學苑》社論.20/05/1972

顯然,程翔那一代人,跟中國走得很近,而又甘之若飴。翻開他任副總編輯的1972年《學苑》,第一期封面是「祖國行」,第二、三期是「認識中國」,第六期是「從中國婦女解放談起」,第七、八期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總之就是中國、中國、中國。

對於當年《學苑》的親中取態,程翔沒有否認。「你要認識國家,一定要認識佢點諗嘢,即是佢的意識形態。我們比較多介紹內地一些好新、好得意的觀念,譬如『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這些term呢,聽起來好啱囉,當時亦無太多的經驗去睇出這些口號背後,存在什麼問題。」

但對新一代人來說,最大的問題恐怕也是最基本的 — 為什麼要認識國家?

 

1972年第二期《學苑》。

1972年第二期《學苑》。

他愛中國

因為對程翔而言,「認識國家」跟「關心社會」,根本從來都是同一個概念。

他自中學時期開始關心社會。那個年代,沒有實質的政治活動、社會運動,青年關心時事,通常有兩種途徑。一是參加文社,發表文章,議論時政。「《中國學生周報》代表右派,《青年樂園》就代表左派的,這兩份,我都經常去睇的。」

另一途徑,名叫「修橋補路」。「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搞緊大躍進,餓死好多人,大量內地的人走難來香港,完全無依無靠。他們好多都是農民,來到香港,在木屋區呀,棚戶、艇戶安頓下來。有的去了新界settle down呢,就開發新的農村,他們完全無means㗎。」於是當年不少有社會意識的青年人,組織社會服務隊、工作營,「真的幫他們修橋補路,起碼頭呀,so as 他們可以改善交通。」程翔參加了好幾次。

早在1961年《學苑》,而有文章談「修橋補路」。這一篇的作者,是當年《學苑》中文版總編輯黃湛森,亦即黃霑。

早在1961年《學苑》,而有文章談「修橋補路」。這一篇的作者,是當年《學苑》中文版總編輯黃湛森,亦即黃霑。

如情此景,今年的年輕人恐怕很難想像。「對比今時今日,香港青年人對大陸來的人呢,是喊出『蝗蟲,返番去!』程翔感慨。

「當年他們就是下來佔資源呀,上面無得食無得住咁來香港,我們是很voluntarily地幫他們修橋補路,完全沒那種排斥的心理,完全無呀。」那些年,香港人很自覺地扶助內地同胞,甚至主動把物資運上去,給親朋戚友。「大熱天時過關,著哂冷衫呀,褸呀,幾條褲呀,為什麼?就是返到去,可以逐件逐件剝下來,比親朋戚友。大熱天時喎,戇居居喎。」

「當時無這種……第二個民族的概念。」程翔苦笑。「老實講,大家都是中國人,同胞有難,大家就義無反顧去支援。」

他強調,是中國人,不是香港人。

「我們那個年代的香港人呢,無人query自己中國人身分,無。」他用1968年出版的Borrowed Place, Borrowed Time作例子,「(書名)好貼切形容當時香港人的心態,因為絕大部分的人都是走難而來,本土的population,即日本侵華前已經是香港原居民的人,其實甚少。」程翔托一托眼鏡。「無人會特別differentiate香港人、中國人。」所謂的香港身分、本土意識,要到七十年代中期開始,才在社會慢慢浮現。

當年大學生的民族意識,既有社會背景,又受政治大事牽動。

譬如1971年的保釣運動,「你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話,就不會有保釣。」當年七月七日,學聯在維園發起示威,最後演變成嚴重衝突,大批警察揮動警棍,驅散示威者。「大家的民族意識當然是好強,(覺得)中國要強大。」程翔說。

同年七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冰封多年的中美關係起了變化。少年程翔當年極其震撼,「你自然要問好多問題,為何美國佬封鎖咁多年都係唔掂,最後要同中國握手?」民族主義自然湧現。「作為中國人,你條氣會順啲,這方面是中國的成就嘛。」

還有1972年1月的港大學生會訪京團。當年中國實施鎖國政策,香港人無法踏足神州大地,對上面的一切卻又很好奇。「(那次是)1949年以來第一個學生會的訪京團,他們回來後,當然會講好多嘢、觀感呀。」因此,當年《學苑》就用了多頁篇幅,鉅細無遺地呈現訪京同學的所見所聞,甚至是新奇發現。「譬如針刺麻醉,好令人震驚喎,活生生的人,劏開個肚,還可以同你傾計。這些東西你不能不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一些成就。」四十年後,這些細節,程翔彷彿歷歷在目。

在民族主義以外,那一代人關心祖國的原因,也在於希望摸索香港的未來。「雖然那時是英國佬管,但大家都明白,水是她(中國)俾你的,食物又是她供應的,她可以操控你的命運嘛,所以大家自不然去關注。」當年尚未出現回歸問題,但大家已有心理準備。「所以你關心社會呢,一定要認識中國,否則完全切割,不去了解以後影響香港社會最大的未知因素,點得呢?」

因此,程翔那一代人,才熱衷將不能分割的「認中關社」,掛在口邊。

「我知,對你們這些新一代來說,我這些人,就是『(大)中華膠』。」他自嘲,然後露出一記苦澀的笑容。

港大學生會訪京團回港後,《學苑》用大篇幅寫他們的所見所聞。

港大學生會訪京團回港後,《學苑》用大篇幅寫他們的所見所聞。

他恨中共

自嘲,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大中華膠」思想,今天很難受年輕人所認同。但即便是當年,在同代人中間,程翔同樣是異類。

原因很簡單:他愛中國,但對於共產黨,他有很大很大的戒心。

這份戒心,要由1967年說起。當年左派暴動,仍在讀中學的程翔,最初對工人予以同情,到後來左派訴諸暴力,燒死林彬,炸死無辜學生,他開始起了疑問。「慢慢開始睇到香港的暴動同大陸有關。」

這並非無的放矢,而是程翔親眼所見而得出的觀感。

當年他在港大對面的聖保羅書院讀書,每天放學,都路經西環海皮,不時目睹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水警經常撈一些浮屍上來,那些浮屍,都是五花大綁的。」雙手向後反屈,腳向上屈,手腳縛在一起,明顯就是活生生地被扔進大海,溺死,然後屍體就飄到香港。「你諗下,當時我中四,一個𡃁仔見到這個場面,會思考好多問題,點解咁殘忍呢,然後你會馬上聯繫到香港的暴動,燒死人呀。」

少年程翔於是得出結論,共產黨、文化大革命,都未必是大家所想那一回事。

兩年後,中共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年程翔讀中六,看到中共九大的黨章列明林彪是接班人,深覺這個政黨很有問題。「一個正常的機構、社團,或者政黨,無理由列明某某人是接班人嘛!」程翔形容,這是他的小小gut feeling。「有一種好直覺的是非感,覺得這樣做是錯的,個政黨一定有好嚴重的問題。」果然到了1971年,林彪就「被墜機身亡」。

程翔對共產黨的戒心,再次得到印證。

但因為愛國,他始終沒放棄這個國家。大學畢業後,他先教了一年書,然後開始到《文匯報》當記者。1981年起,他長駐北京,對於共產黨,對於中國,開始有更深刻的感受。

「駐京之後,對共產黨我是更加負面的,因為近距離接觸嘛,睇到它體制上好多潛在的問題。」但他從沒動搖,沒想過離開。「因為當時的中國處於文革之後最自由的年代,儘管你睇到好多問題,但你睇到希望。鄧小平出來,又話我們要搞政治改革喎,到下一個世紀2050年前後,我們中國都可以搞普選喎。」程翔雙眼發光。「連領導人都睇到問題,願意去改吖。」當時的他是這樣想的。

直到八九六四,「發覺唔係改的,得個講字。咁就從此切割。」同年他毅然辭去《文匯報》的工作。「我的忠誠是對中國人民,不是對共產黨,從來沒有含糊過。六四後我對人民的情不變,但對共產黨不再姑息,我會以嚴厲批評的態度對它。」

共產黨對他也很嚴厲。2005年,他被指干犯間諜罪而被捕,在大陸受了近三年的牢獄之苦。

愛國,但要坐牢。

1971年某期《學苑》的社論。

1971年某期《學苑》的社論。

你的民族,我的民族

那你對中國的感情有變過嗎?我追問。

「無。」程翔搖頭。「正因為我對中國感情深,所以我先要批評共產黨。現在到它執政,而國民有權利去監督執政黨做得好唔好。」他的偶像是主張「愛國不等於愛朝廷」的梁啟超。「用今日的說話來說,就是愛國不等於要愛黨。因為朝廷就是要manage國家,朝廷不對,你可以批評佢,直到採取暴力手段推翻佢。」

偏偏北京最愛將「愛國愛黨」混為一談。「我成日都同人拗,反共不等同反華,你共產黨憑什麼等同成個國家呢?」程翔認為,現在的年輕人,偶爾也犯了這個毛病。「共產黨從壞的方面將黨等同國家,我們從另一方面亦都將黨和國家等同,因為共產黨唔好,所以中國我都唔要。咁……錯誤不就跟共產黨一模一樣?」

我們順理成章,談到《香港民族論》。

程翔當然有讀過這本著作。他認為,整套理論的核心思想,不在於「民族自決」,而在於「高度自治」。這一點,他同意。

但書中將香港人視為民族的觀點,他當然無法接受。

「民族可以有好多definition,用social或其他東西去differentiate,但你不能夠否認,最根本的differentiation,是血緣。老實說,我們同中國大陸的人basically都是同一個血緣的群體。夾硬去deny這件事,我覺得……佢需要多點思考囉。」程翔沉默了好一會才回答。

他認為,過度強調統一性,是中共管治的核心錯誤,「無端端去製造中央同地方的矛盾,這樣造成離心力。嚴格來說,(地方有離心)是中共製造出來的。」但最重要的問題卻在於,我們如何回應。

「你問我,對我來說,推翻中共呢,個正當性就強過,因為中共唔妥,搞到中國唔妥,所以我同中國切割。因為你七千萬黨員做壞事,令到我要declare我同中國無關係?唔make sense囉我覺得。」他真心不能理解。

「你有膽就立下宏願,要消滅共產黨。消滅共產黨,so as為中國建立一個更好的執政集團,更好的制度,我可以接受,但你話,因為共產黨政策錯誤,個制度壓迫人民,所以不做中國人,要同中國切割,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所以我,點講呢……」他吃力地思考。「我同新一代的青年,有好多的……思想鴻溝。」

我努力點頭,於是程翔繼續說。「我不是想教唆他們這樣做(推翻中共),而是,我覺得這樣先至是對民族負責任的做法。如果你睇到共產黨咁(壞),我獨善其身,我獨立就可以不受你影響啦,非但政治上不可能,道德上我覺得都成問題。同埋,我真的覺得唔make sense囉。」

他重覆了許多遍,「唔make sense」。

「你明不明我意思呀?因為你七千萬廢柴黨員,壟斷了國家權力,造成生靈塗炭,因為一小撮人的政策失誤,令到我要放棄這個我有份的國家,我覺得唔make sense囉。」

我當然明白。但對這一代人來說,程翔的說法也未必make sense — 因為他們根本對中國沒感情,不但不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更不認為這個國家我有份。

程翔嘆了深深的一口氣。

「唉,說到底,文字、語言、傳統……你鍾意好,唔鍾意好,這些都將你跟大的群體bind在一齊㗎嘛,你可以好唔鍾意這個群體,你見到他們,視之為蝗蟲。」他再倒抽一口氣。「但你……你感情上、理性上,能不能夠因此就出去講,我唔係中國人吖。我就覺得……」他止住了話。

「唔知呢,可能他們覺得,叫『我係香港人』就會理直氣壯,叫『我係中國人』就好彆扭。」我大力點頭。

他苦笑回應,「哈哈,我唔知喇……」

1972年《學苑》的招募啟事。

1972年《學苑》的招募啟事。

兩代編輯,一個敵人

訪問後,我們一同步往現在的學苑房,打算拿《學苑》的六十周年特刊(結果發現未印好)。

路上我問程翔,是否還記得當年學苑房的模樣。

「唔記得喇。」畢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他只記得當年沒什麼人有興趣做《學苑》,「傾得投契就join㗎喇,你表現得積極一點,自然有人叫你揹莊㗎啦。」這,就是少年程翔當上副總編的原因。

當年,沒太多人願意為《學苑》工作,就連讀者,同樣不多。「影響力,講真不是太多。你白紙黑字record低那個時期的思想,六十年後睇返,你會覺得好重要,但當時來講,無人騷㗎。」但這並不代表它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在於record低這段期間,學生一些尖銳的思想。」

程翔那一代人記錄的,是香港社會作為borrowed place的最後時刻,以及當年大學生的中國民族意識;這一代人記下的,則是在中共壓迫下,香港年輕人牽起的自決思潮。兩代人,或許基於社會背景、身分認同的差別,而有不一樣的思潮,但不容否認的是,他們所作出的記錄,都給香港歷史留下了重要的一筆。

*    *    *

終於走到了太古樓二樓。應門的,是今屆總編輯劉以正。看見眼前人,他明顯有點錯愕。「你係……程翔先生?」問得戰戰競競。

程翔微微點頭,然後問他拿了最受爭議的兩期《學苑》(《香港民主獨立》、《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回家細閱。

「任何社會裡,學生的思想都是最激進、最前衛的。如果學生都出不到前衛的思想呢,咁個社會就無希望。所以縱使我不一定同意那些觀點,但我不會去責備佢地囉。我亦都會理解他們為何會產生這些觀點,因為,說到底,導致大家有這些諗法,錯誤的,不是學生。」

程翔說起來,從沒一絲猶豫。

「錯誤的,是共產黨的執政。」

來自北方的寒風依然凜洌,但程翔的身影,巍峨依然。

文/亞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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