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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替控罪 — 律政司掩飾自己無能的遮醜布

2020/9/18 — 16:11

圖片素材來源:立場新聞資料圖片、政府新聞處

圖片素材來源:立場新聞資料圖片、政府新聞處

【文:中大法律國安法關注組 CUHK Law NSL Concern Group】

交替控罪是普通法體制下的一個常見概念。在刑事訴訟裏,確定性是至關重要的。一條控罪,必須清楚告知被告涉嫌犯下的,是根據甚麼條例以及建基於甚麼事實基礎上的罪行。在最理想的情況下,被告應該可以盡早收到控方的控罪書,上面清楚列明控罪內容,所依賴的事實基礎不會隨便改動,讓被告能夠準備好答辯甚至審訊。當控罪書上的罪行未能達致毫無合理疑點,法庭不能夠作出「罪名成立」的裁決,交替控罪(不論是否有在控罪書上列明)就是可以基於已接納的證據繼續對被告作出裁決的罪行,一般都會比原本控罪的嚴重程度為低。

例子:胖虎被控以謀殺,但他神智失常,並以此作抗辯理由

控罪:謀殺 → 行為:殺害小夫 → 意圖 → 有

控罪:誤殺 → 行為:殺害小夫 → 意圖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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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訊過程中,胖虎否認謀殺,他的代表律師表示他有精神病,不能夠控制自己,沒有意圖地殺了小夫。法庭接納「神智失常」的抗辯,胖虎沒有意圖,所以不能夠被判謀殺罪名成立。但是小夫毫無疑問地因為胖虎的行為而死亡,因此儘管「誤殺」沒有列明在控罪書上,法庭仍然可以作出胖虎誤殺罪名成立的裁決 [1]。

在香港有不同種類的交替控罪,最常見的會是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51(2) 條交替 [2]。交替控罪的原則在於秉持公義,當一名被告的確有做一些犯罪行為,但未能達致控罪書上原本控告的罪行所要求的標準,為免被告完全脫離罪責,法庭便會以毫無合理疑點的證據為基礎,判被告一條較輕的交替控罪罪名成立。凡被告人不被落案起訴交替罪行,則法官沒有責任就所有交替裁決指示陪審團,除非有證據證明就其中一項或其他交替罪行有罪的裁斷具充分理由:Cheng Chiu v R [1980] HKLR 50 (上訴法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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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常見的交替控罪例子:原本控罪 ↔ 交替控罪 — 條例/案例

猥褻侵犯(非禮)↔ 普通襲擊 — R v Chung Wai Ki [1988] HKC 711 (高等法院)

盜竊 ↔ 處理贓物 — 《偷竊罪條例》(第 210 章)附表1

危險駕駛 ↔ 不小心駕駛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 章)第 36A(16) 條

大部分刑事罪行 ↔ 企圖犯罪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第 51(3) 條;R v Lee Tin Sung [1983] 1 HKC 611(高等法院)。

販運危險藥物 ↔ 管有危險藥物 —《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第 42 條及附表 3

9 月 6 日新巴車長被警察以危險駕駛拘捕,後來被控不小心駕駛,兩條控罪可作交替。

9 月 6 日新巴車長被警察以危險駕駛拘捕,後來被控不小心駕駛,兩條控罪可作交替。

自 2019 年起出現了大量涉及反修例運動的案件,當中亦不乏「交替控罪」的出現,尤其是當案件牽涉「暴動」控罪的時候,控方常常會在審訊前或開案陳詞說明若果「暴動」罪名不成立,應該以「非法集結」作交替控罪,例如 7.28 三人暴動案 [4] 及 8.31 八人暴動案 [5]。

《公安條例》(第 245 章)第 19(1) 條「暴動」,指如任何參與憑藉第 18(1) 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這亦都是坊間經常提到的說法:「非法集結」是「暴動」的基礎控罪。若果我們細看第 18(1) 條的條文:「凡有 3 人或多於 3 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暴動」與「非法集結」只有一線之差,社會安寧有否受實際破壞是非常主觀的判斷。例如 2016 年旺角警民衝突中,被重判 7 年的盧建民當時只是投擲雜物、泥沙、及水樽,他並沒有參與任何縱火或投擲磚塊的行為 [6],他被控以「暴動」;2019 年 8 月機場「和你飛」集會中,一名廚師被指向警車投擲雜物,他被控以「非法集結」[7]。

被指 2016 年旺角警民衝突中參與「暴動」,被判罪成監禁 7 年的盧建民。

被指 2016 年旺角警民衝突中參與「暴動」,被判罪成監禁 7 年的盧建民。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另二人 [2020] HKCA 275 案判詞第 51 及 53 段,上訴庭已經說明在普通法下,「非法集結」和「暴動」有相同的要求:

「51. 非法集結本是普通法的罪行,其元素是(一)犯案者在一起或一起前來之犯罪行為(actus reus),以及(二) 涉及已經危害公眾安寧的手法意圖達到一個共同目的之犯罪造意(mens rea);兩者需要同時存在。有關法律原則見 R v John Mckinsie Jones & Others (1974)59 Cr App R 120, 第127頁。」(後加強調)

53. 暴動罪本來也是普通法的罪行,共同目的亦是其中一個元素。在 Caird 案(R v Caird & Others (1970) 54 Cr App R 499),英國上訴庭法官在第 504 及第五零頁說(意譯):

……非法集結及聚衆鬧事的形式有多種……無論當初的意圖是多麼和平,當身處該人群中的人一旦為了共同目的而開始行動,互相支持,而這種情形令一般合理市民害怕社會安寧受到破壞時,該集結即變成非法……集結最遲在有人開始使用令人恐慌的武力或暴力是變成聚眾鬧事。」[8]

當暴動罪不成立的時候,非法集結罪根本都不應該成立。先把《公安條例》的人權保障和合憲性放在一旁,單憑「非法集結」和「暴動」兩條控罪,罪行元素的重疊、無法捉摸的檢控標準,就已經足以證明兩條控罪本質上無大分別,律政司選擇控告哪一條,除了是證據上的差別,例如有否投擲汽油彈,便是一個政治決定了。甫開審便要提醒法庭必要時要用「非法集結」「包底」,以免他們眼中的「暴徒」逍遙法外。

律政司亂用交替控罪都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早於 2016 年衝擊港大校委會事件中,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被控以一共 4 項控罪其中第一項為「刑事恐嚇」,但第二項「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在控罪書上竟然列明為第一項控罪的交替控罪 [9],兩條在性質和罪行元素上截然不同的控罪,竟然可作交替檢控。這充分反映了律政司作為香港刑事檢控的話事人,只會濫用「交替控罪」作其無基礎檢控的護身符,掩飾其無能。

2016 年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事件,學生包圍並衝擊校委會。

2016 年香港大學香港大學副校長任命事件,學生包圍並衝擊校委會。

當然,交替控罪本身是否能夠秉持公義都引起不少討論,例如交替控罪和同罪兩審(double jeopardy)可能有原則上的矛盾。同罪兩審是普通法之下的重要原則,在 Connelly v DPP [1964] 2 All ER 401 中確立了同一個被告不能夠就相同的犯罪行為被審判超過一次,當以上情況有機會出現,便會對該被告造成嚴重危險(peril / jeopardy)。當控方選擇用交替控罪控告一名被告的時候,就是用上同一款事實基礎或者極為相似的事實基礎用兩條罪控告。當法庭裁決被告較為嚴重的控罪不成立的時候,要再為程度較輕的交替控罪再作裁決,這無疑會給予公眾一個「點都要鋤入佢」的感覺。同一時間,若然檢控一方因為手上證據未必能夠穩妥地把被告用更嚴重罪行定罪,而保險地選擇只控告較輕的罪行,又未必能夠反映事實的全部。在 R v Stone and Moore [2012] EWCA Crim 186 之中,被告原本被控以串謀欺詐(conspiracy to defraud),但後來只控以涉及不公平及惡意商業行為(engaging in unfair and aggressive commercial practices),原本分別判刑 3 年及 4 年,但上訴後減刑至 30 個月及 2 年,原因是控方沒有再以較嚴重的控罪檢控,即時犯罪行為有機會符合其控罪元素,法官都不能夠考慮,只能夠以實際寫在控罪書上的罪行裁決。

 

[1]《殺人罪行條例》(第339章)第3(3)條:任何人若非因本條規定原可被裁定犯謀殺罪(不論作為主犯或從犯),則可轉而被裁定犯誤殺罪。
[2] 《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221章)第51(2)條:如在審訊任何並非叛逆罪的罪行而提出的告發、指控或公訴書時,經證明被控人於該罪行無罪,但告發、指控或公訴書中的指稱(不論明示或隱含地)構成或包括屬主審法院司法管轄權範圍內的另一罪行的指稱,則可裁斷被控人就該另一罪行有罪,或可裁斷被控人就假若有明確控告該另一罪行的告發、指控或公訴書時他可被裁斷有罪的罪行有罪。
[3] Hong Kong Bilingual Legal Dictionary: “交替裁決 Alternative Verdict”。
[4] 明報報導:控方外判資深大律師郭棟明在開案陳詞希望法庭在暴動罪不成立時,考慮用非法集結罪作交替控罪裁決。
[5] 蘋果日報報導:控方外判大律師張錦榮在開案陳詞希望引用《刑事罪行條例》,即使法官裁定各被告暴動罪名不成立,亦可裁定各人較輕的非法集結罪名成立。
[6]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梁天琦及另二人 [2018] HKCFI 1329; [2019] 1 HKLRD 1330; HCCC 408/2016 (11 June 2018) 第32段
[7] 蘋果日報報導:一名廚師被控以非法集結罪,控方指稱他向警車投擲雜物。
[8] 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湯偉雄及另二人 [2020] HKDC 588; DCCC 872/2019 (24 July 2020) 第88段
[9] 香港特别行政區 訴 馮敬恩 [2017] HKMagC 4; ESCC 2357/2016 (21 Sept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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