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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抗疫:最大問題是不把人當作人

2020/3/22 — 12:05

【文:黃文清】

過去一個星期,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在歐洲蔓延,除了重災區西班牙和意大利外,疫情已蔓延至英、法、德等地。其中英國政府的抗疫政策被受批評,初期英國預期全國六至七成人口染病,當作大部分人自然康復後得到抗體,令英國擁有「全民抗體」。當然,去到今日(22/3),英國政府的抗疫處理又有了改變。這與香港、台灣的抗疫方法可謂完全相反。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核心不是哪一種抗疫方法較為可取,又或批判英國政府的處理方法,而是從社會大眾對「佛系抗疫」的批評作為現象出發,嘗試探討這個現象背後的意識形態。

香港和台灣,甚至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所使用的都是隔離政策,通過隔離檢疫 (quarantine) 的方式把染病者和密切接觸者隔離開去,令社會大眾不會與他們接觸,減低社會大眾染病的風險。所謂「佛系抗疫」則完全相反,讓病毒在社區裡爆發,然後期望人民自然康復並且獲得抗體。客觀而言,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抗疫方法沒有對錯之分,只是基於現實採用不同的方法。而兩者都存在缺點:後者的缺點十分明顯,要是病毒十分厲害,把大部分染病者都殺死怎麼辦?前者同樣存在缺點,就是如果有隱形病人出現,病毒就容易在社區爆發,令整個隔離檢疫政策如何虛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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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兩個抗疫政策各有利弊,為什麼人們對「佛系抗疫」會是一面倒的批評?第一,當然是基於對現況的評估。如果參考中國的數據,武漢肺炎的死亡率只有約 1%,換句話說,以英國人口為例,超過 6000 萬人口中會有約 4000 萬人染病(60-70%人口),而當中 40 萬人(染病人口的1%)會死亡。但前提是這些數字是真的。又有誰相信中國公佈的數據是真的呢?正因為香港人對中國的不信任,我們對這些數字存在懷疑,令我們從數據和推論上質疑「佛系抗疫」的成效 —— 這是基於科學、面對真相的批判。事實上,其他國家的死亡率也遠高於中國,例如意大利染病者的死亡率就高達 7%,這是歐洲國家的醫療體系不足中國,還是中國刻意隱瞞數據,相信大家已有想法。套用意大利的數字重新計算,4000 萬染病人口中會有 280 萬人死亡,相等於整個九龍區的人口,又或是整個台北的人口。你可以想像一場疫症過後,整個九龍的人都死掉嗎?

然而,這又不全然是錯信中國數據的問題。退一百萬步,假設中國公佈的數據屬實,難道讓那 40 萬人(染病人口的 1%)死去就沒有問題嗎?如果管治國家是一條數學題,40 萬人的死亡,可以換來其餘 3800萬 人生存,好像很划算。但這卻有違我們的道德自覺,我們很難說服自己這 40 萬人應該為另外 3800 萬人死,又或者如果我自己就是這 40 萬人的其中一個,我肯定會心有不甘,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我要死?為什麼他不用死?」因此,最歸根究底的問題是,管治國家從來就不是一條數學題,不然科學上正確,卻難以獲得人民支持和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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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字代表人類,把管治變成數學題,是功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的產物。功利主義最簡單的表述形式是:能夠為社會成員創造最大幸福的行為或政策就是道德上正當的。換句話說,符合社會(大多數人)福祉的事就應該要做。所以對 3800 萬人有利,同時對 40 萬人有弊,在社會每個人都平等的前提下,如果以算式表達就是:

    (+38000000) + (-400000) = +34000000

由於最終結果是正數,即利大於弊,所以我們應該要這樣做。雖然也有評論認為,英國政府這種做法是考慮到英國社會傳統,如果一來就高壓抗疫會引起社會不滿。但無論如何,這些政治考慮其實都是一種功利主義式的計算,計算在什麼時候推行政策最有效,卻犧牲了這個時間點前染病的人。

然而這樣具「科學基礎」、「可計算」的推論卻似乎與我們自覺有所衝突,這樣做就如一個冷血的劊子手,把那 40 萬人送上斷頭台。「佛系抗爭」又或背後的功利主義意識形態最大問題是不把人當作人,只是一件工具,為了「社會」而存在的工具。自康德以來的哲學,所高舉的人性,最重要的就是「人」本身不是一個手段 (means),「人」本身就是結果 (ends)。社會大眾未必會讀過功利主義的政治哲學和康德的思想,但我們對「佛系抗爭」的批評,卻證明了無形間,西方哲學家如何影響我們。

常說香港是「知識型經濟」,平時不覺香港人除了賺錢外,到底有何「知識」?但從對「佛系抗爭」的批評可見,我們並不是逢中必反,逢西必贊。雖然我們未必有清晰的哲學系統解釋每一個行動背後的理念,但可貴的是,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這套想法肯定了「人」本身的重要性,我們重視每一個「人」,這是黨國機器所難以理解,亦永遠做不到的。

(作者自我簡介:不學無術的大學生,教育推動者,希望所有人都擁有思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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