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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不冷漠就要持續憤怒

2020/3/9 — 13:00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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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抗疫期間,不少人都擔心運動的熱潮逐漸下降。這兩個星期一直都有抗爭者走出街頭,拿著「寒冷並不可怕,人心冷卻才更可怕」的標語,提醒大家勿忘初衷,記住反抗,光復香港。

「請保持心的熱度」,但怎樣才能保持下去?人心會麻木,會適應環境,抗爭的代價亦很大,熱情很難不會隨著時間逐漸冷卻。對此,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應當令群眾持續憤怒,才能專注於對不義的反抗。

這聽起來相當有趣,因為憤怒一般被視為負面和具破壞性的情緒,我們常常聽到人們勸告他人不要生氣,不要被憤怒沖昏頭腦。平常人都應該抑制憤怒,更何況凡是講求理性的哲學家。但是,亞里士多德認為憤怒並非純粹感性的衝動,包含了認知的面向。他甚至認為某種溫和的憤怒是一種公民值得追求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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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辭學》中,亞里士多德曾把「憤怒(orgê) 」定義為「我們在乎的事物或人受到輕慢、貶低或傷害,而產生一種想要報復並伴隨著痛苦的慾望,而且我們相信種傷害是錯誤的。」[1]

這個定義成為了千年哲學家研究「憤怒」的起點。在這定義裡,憤怒這情緒包含了道德評價:我們之所以憤怒,是因為我們認為某些不當不義的行為對我們在乎的人造成了傷害。換言之,憤怒與公正與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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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非常符合我們這半年多以來的經驗。在這近 9 個月來,我們一直持續憤怒和抵抗,正是因為我們經歷過大大小小不義和痛苦,我們知道這個社會愈不愈不公平和荒謬。警察濫暴濫捕殘害手足、林鄭貶低我們在這社會是 no stake 的賤民、我們的法律制度不但無助於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反而不公正地打壓我們。

憤怒就像一個社會警鐘,提醒我們不義的事情正在發生。亞里士多德便認為,如果人民面對不義的事情,沒有憤怒,不懂得憤怒,代表冷漠和恐懼,這亦非好事。所以他說,「除去憤怒,心靈就會解除武裝,對於重大的事務心灰意冷,而不能竭盡全力」[2]。他亦說,如果一個人對身邊的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侵犯和侮辱無動於衷,那個人充滿「十足的奴性」,不是真正的公民(你有無想起一些自以為理性實質犬儒冷漠的藍絲?)。

憤怒也能化為反抗不義的巨大驅動力。我們因為憤怒,所以有很大的情緒動力想起改變,於是團結甚至組成反抗陣營對抗不義。亞里士多德甚至認為性情較為溫順的人受到不公正對遇時,必須防止自己不夠生氣,因為這會消磨抵抗的激情,「憤怒是必要的,若非它充滿了心靈,激發起豪情,就不能戰勝任何東西」。[3]

不過,亞里士多德也提醒我們「不能把憤怒當做統師,而應當做士卒。」[4]這是什麼意思?他指我們不要因懦弱或冷漠而得放棄憤怒,但也不應該因為過於激情而令我們變得暴躁和只顧著報復。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篇,他提出一種「溫和的憤怒 (ὀργή) 」,這種情緒既對不義表示憤慨,同時也受到理性的控制,專注於去對抗不義。當代哲學家亦吸收了類似的想法 [5],認為我們應該把憤怒的情緒聚焦在未來的行動上,去就那些傷害我們的不公正行為和制度提出抗議和反抗,並以改革社會為目標。

如果把它套用在如今香港政治語境裡,即要我們將憤怒用在致力實現五大訴求的動力上,而不是只顧著報仇,因為報仇聚焦的是做錯事的人的個人命運(痛苦),而不是我們全體人如何從不公正的傷害中重新獲得正義公平的對待和尊嚴。當然,這不是說警察和林鄭不需要受到懲罰,因為他們確實在犯罪,應當受到相應的懲罰。只是我們更應該致力於將憤怒的情緒用在改革路途上(而不只是聚焦在希望對方和我們同樣受難上),那才能有效帶來持續的行動力,因為偉大的目標往往能產生人類更堅毅的持續力。

那麼,我們應當如何令自己保持憤怒?書生認為記住和重複歷史是必須的。打開我們記憶的影片和紀錄必須持續傳播,當然它無可避免也會打開我們的傷口和悲傷的情緒。這無疑是兩難。然而,書生曾說過現在連接香港共同體的最大基礎是苦難。我們面對苦難,不忘過去手足的苦難,不忘自己的苦難,縱然「又痛又嬲」,但至少能產生憤怒,毋忘初衷,持續行動。

很矛盾,但若然不這樣做,我們未來可能承受更多的苦難。

註:
[1] 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第二卷》
[2] 亞里士多德《殘篇》 ,引述自斯多葛派哲學家塞內卡 (Seneca)
[3] 同上
[4] 同上
[5] 哲學家 Lee A. McBride III、Patricia White、Celine Leboeuf、Martha Nussbaum 都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提出了憤怒的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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