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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補警民撕裂創傷 — 辨認強權支配的技巧,找到建立橫向關係的勇氣

2019/10/27 — 14:49

【文:斑馬的尾巴】

香港反送中運動由六月走到今天,政治訴求固然是初心,但警察濫權濫暴的情況,卻成為了如今香港社會討論的主要話題--也許是失焦了,卻不得不提、不得不面對。警察常常自稱是採用適當武力執法,但問題是,何謂適當?何謂濫暴?回顧六月至今的多段警察執法影片,筆者在此大膽認為,最少有部分的香港武力執法人員的確濫暴了。他們在制服示威者後仍施以拳打腳踢、截至十月十八日為止共拘捕2603人卻只起訴467人、又有被捕人士出面指控曾在被捕後遭受性暴力等,都是濫暴濫捕的表現。

面對上述失控的局面,我們難免感到心疼無力,但停留在憤怒絕望中對解決問題於事無補。我們要問的是:可以如何改善警察濫暴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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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寫給所有想了解及改善香港武力執法人員(主要是香港警察,但不排除有內地武警甚至是解放軍)心理的人。他們作為合法使用武力執法的人員,更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狀況。唯有當警察不再因被情緒支配而做出濫權濫捕等不專業行為時,市民才能不再仇視以對,警民之間的撕裂才能修補。希望此文的分析及建議,能讓香港人對如何找到出路,帶來一絲希望或曙光。

一)警察(公安)角色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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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善一件事物,必須先了解其根源。

任何制度秩序,均建基於人們生活的定型化(typification)1,此定型化更會使人們發展出一套行動模式。就好像中國傳統文化中,子女孝順父母長久以來被認為是天經地義,如此便賦予了子女這角色必須要孝順父母的「行動模式」的「定型化」。當「子女」及「父母」等角色經由語言及傳統得以客體化(objectification)時,原則上任何行動和其意義,均可以從活動者分離。即使行動的客觀意義具自我證同(identification)作用,行動者卻能以「角色」使自身與行動之間產生距離。這亦與馬克思思想中,資本主義下勞動階層的「異化」(alienation)--即工人與自身的生產活動、勞動目標、生產過程分離,從而自覺失去對自己所勞動控制的狀況,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而物化(reification)指將人類現象作為事物來了解、即以非人或超越人類角度的觀點來看人類現象。物化意謂人類會忘卻自己是人世的源處、也會將自身和世界的辯證關係於意識中漏遺。物化的世界可說是一個非人的世界(dehumanized world),人類在經驗世界時,會覺得在發生的都只是陌生的事實,自己幾乎無力控制。

物化可以被視為客體化過程的極度情況,而一旦客觀社會建立,物化現象也不遠已。角色的物化則指,人類的自我意識部份已在角色中客體化,而覺得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個人亦藉此逃避責任。套用至現時香港警察的情況,他們常常自覺因職位的緣故,別無選擇,只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二)策略:讓所有加害者一起承擔暴力責任

來自澳洲、已故敘事治療開創人Michael White,曾在治療曾暴力犯罪的男性時指出,「施暴男性不是權力技巧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建構相關認同和性別觀念的人,他們是男性支配文化的共犯。」2 這個假設也指出,施暴男性是被招募至群體的新進成員,而身為新進成員,他們必須學習這種欺壓別人的存在方式。把這些施暴男性視為結構的共犯與成員,並不表示我們輕忽他們對別人施加的暴行;但事實是,全部男性均有責任。將個人的行動放置在集體文化中檢討的方法,是為大而觀之(going macro)。

雖然Michael White上述指的是男性文化,但我們不妨以警隊文化類比之。一名香港警察早前接受訪問時表示,他們在學堂中接受的訓練是,一旦警務處處長宣布某場合為「暴動」時,他們會視現場所有人均為暴徒,不會再推測此人是否可能有善意。而訓練中所教導應對暴動的模式乃「無差別」:「根據我們的 training,你企喺度,甚至跪喺度,都已經唔可以容許。你話呢個準則合唔合理,我唔識答。但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咁樣做。」3 他們很容易因為角色的物化,而推卸掉自己作為濫暴者的責任。

Michael White認為,與曾經施暴的男性會談時,最好從「責任」的角度切入,承認自己應該為自己的暴行及其後果負責,其他責任則放在所有男性肩上。於是,曾經施暴的男性和其他男性一起負起責任。因此,如果有任何人有機會與警察就他們現時濫暴的行為進行心理介入時,我們首先可讓他們了解到,整個警隊均需要為現時警員情緒失控以致出現濫暴的局面負上責任。Michael White列出了以下的對話藍圖,可讓施暴男性察覺到文化脈絡和自身導致問題出現的責任:

1. 揭露強權支配的技巧和手段

「如果強權者想要支配弱者時,他們有甚麼選擇?可以用哪些技巧和手段取得強勢、壓逼別人?」把這些技巧和手段記錄下來。列出之前記錄下來的技巧和手段,讓施暴者評估自己參與的程度。

2. 指認出成為強權支配文化的共犯、夥伴和工具的經驗

鼓勵他們回顧自己的一生中,有哪些被收編的過程。「一開始你如何認識到這些施暴的手段?你看到了什麼?你何時第一次看見支配別人的技巧?你如何被吸收也採取類似的行動?」清楚表明他們並不是這些權力技巧和手段的始作俑者,幫他們創造一個空間,開始思考他們可能是支配文化的共犯或工具。

3. 揭露將濫暴合理化的結構、意義與態度

邀請他們繼續探索在文化脈絡中看過的、將施暴合理化的態度、但不說教。邀請他們回顧自己對警察優越和特權的觀察,讓他們有機會分辨、指出、分類和記錄這些態度和結構。鼓勵他們開始探索合理化自己施暴行為所運用的結構、意義與態度。

4. 為施暴關係中每個人以及每段關係的短期和長期後果,繪製圖表

一開始時,可用一般的觀點猜測虐待別人的後果,不用直接談到他們所犯下的施暴行為。大部分的施暴者會對暴力的後果輕描淡寫,然而若有一瞬間,他們表示施暴的後果很嚴重時,我們便可抓緊機會,進一步詢問他認為為何嚴重?除非他們體認到施暴的後果有其重要性,否則道歉於事無補。直至他能真正承認後果的重要性時,才有彌補創傷的可能。

5. 留意底線,指出獨特後果(unique outcome)

凡人皆有底線,一旦施暴者說出:「我絕不會這樣做時」,我們可以追問:「為什麼?為什麼不?你為什麼不會這樣做?」此時我們就可以回到第一步那張列出的強權支配技巧清單,問他:「為什麼不使用這些技巧? 為什麼?如果你知道另一個人會如此做時,你會怎樣看待?」如果他未曾成為某策略的共犯,表示他的某些價值觀不符合強權支配文化,這些立場是他獨特價值觀的後果,是進入生命其他發展可能性的起點。

6. 更豐富地描述其他生命故事與範疇

以上步驟都是在解構強權支配文化論述,從這裏開始,我們可根據上一步的獨特後果及底線,發展施暴行為以外的認同故事和生命範疇、以其他豐富的生命故事情節取代施暴情節。我們可強調施暴者珍惜這不符合施暴行為的態度或手段。他們一定有所珍視的過去,以及一些與暴力無關的關係。我們可以繼續追尋他認為有價值的過去,這些不同的價值觀會符合其他的信念或想法、其他的人生夢想或目標,從而發現出其他的生命故事與認同。他從而可以強烈批判自己的施暴和剝削行為,開始發展出和別人及世界不同的關係。

7. 討論補償方式,盡力修補

當有了其他立足點時,就可以開始討論繼續前進的方法。他們可開始計劃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應對模式,及預測其他人的反應,盡量為任何變化作心理準備。 

總括而言,我們不將暴力視為心理病態,而是和強權支配文化有關的現象。這個觀察減輕了個人面對暴力行為的責任--讓所有警察一起承擔,而不是讓一個人承擔。如有機會,我們更可邀請有類似經驗的人作出分享(是為「局外見證人」outsider witnesses),協助揭露強權支配文化中的施暴行為,也協助仍在困局中的人發展其他生命故事與認同。 

三)香港警察(公安),願你們找到建立橫向關係的勇氣

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指出,自卑感(inferiority feeling)是所有人類努力的來源、及決定我們行為的力量。 個體不斷的前進成長,並且藉由嘗試去補償自卑感而發展;我們被克服自卑感的需求所驅使著,並努力提升自發展的更高層次。而「優越感的追求」(striving for superiority)則指朝向完美的驅力,即使我們自己完全或完整。4綜合其「社會興趣」(social interest/community interest)理論,他認為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優越感的追求」,應是傾向為所有人謀福祉的、與他人合作的。當我們謀求「社會興趣」時,應將共同體的概念擴展至無限大--把所有人當作夥伴。

精神科醫師Lydia Sicher基於阿德勒上述的理論,提出「優越感的追求」可分為兩種--「縱向移動」(Vertical movement)與「橫向移動」(Horizontal movement)。5「縱向移動」可被理解為個體只謀求個人聲望或地位的利己提升;「橫向移動」則可被理解為謀求提升社會整體利益,以解決問題為本。若每人均只追求「縱向移動」即個人權益,最終會導致寡頭壟斷、終極退縮及社會不和諧等惡果;而「橫向移動」則是較正面的認為人人平等,人人均有解決問題的目標,及透過合作解決目標。

近年一本很受歡迎的大眾心理學書藉--《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進一步將「縱向移動」及「橫向移動」概念換置成「縱向關係」及「橫向關係」。6任何想要操控他人的、由上而下的都是「縱向關係」,所謂的「自卑感」也是從「縱向關係」產生的意識;「橫向關係」則指「生而為人,人人平等」的關係,雖然個體之間存在差異,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

當我們能建立「橫向關係」時,即你的世界不再只局限於某一兩個小的「共同體」,如此你的歸屬感也不會只局限於某一兩個小的「共同體」上--此心安處是吾鄉。套用至香港警察的身上,請他們一定要記得,除了警隊以外,他們還有更大更廣闊的世界,我們都是香港的一份子、我們都是這世界的一份子。

該書還指出,要建立縱向還是橫向關係,是屬於生活型態的問題。人類還沒有厲害都可以臨機應變,自由切換自己的生活型態,因此,一個人與任何人的人際關係只能全是「縱向關係」或全是「橫向關係」。紀律部隊的訓練,要求下屬無條件服從長官的命令;人在此環境下久了、「縱向關係」成為他生活的主軸時,他對待任何其他人時也很容易陷入「縱向關係」中。有人可能會認為和上司建立「縱向關係」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好像在反抗上司的命令,同理他們也不會容許權力在他們之下的人反抗其命令。但「橫向關係」指的其實是,在意識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該堅持的地方就堅持,坦坦蕩蕩不退縮。其實不要想太多想太複雜,只要由光明正大地主張自己的想法開始就可以了。

香港武力執法人員們,願你們都能找到建立橫向關係的勇氣,及免於屈服不合理上司命令恐懼的自由。

註釋:

1. Berger, P.,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st ed.] ed.).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2. White, M., & Denborough, D. (2011). Narrative practice :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s (1st ed.). New York: W.W. Norton.

3. 【專訪】警隊留下難滅印記的 100 天 現役警員:其實,我們從來都是政權工具. (2019, September 20). 立場新聞. Retrieved from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專訪-警隊留下難滅印記的-100-天-現役警員-其實-我們從來都是政權工具/

4. Adler, A. (1931). 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 Oxford, England: Little, Brown.

5. Sicher, Lydia (1955). Education for freedom. American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11(2), 97–103.

6. 岸見一郎, 古賀史健.(2014)被討厭的勇氣: 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 究竟出版.

 

作者自我簡介:「斑馬,斑馬,再給我看看你受傷的尾巴。」 來自香港,曾任全職記者,見盡世界的光怪陸離後,更覺治癒的重要性。現居台灣,心理學碩士生,亦為獨立記者及寫作人,專注精神健康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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