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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緊急狀態行嚴刑竣法ㅤ以「限聚、反恐」之名剝奪市民權利

2020/5/4 — 18:45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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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漢肺炎疫情下,警隊肆意運用「限聚令」打壓集會自由已成社會常態。不論是表明以「四人一組」的遊行、街站或在商場內唱歌,均被警方以本應是保障公共衛生的「限聚令」禁止和打壓,甚至發生「一人違反限聚令」的荒謬鬧劇。另一邊廂,政府不斷將抗爭運動抹黑為「恐怖主義」,中聯辦日前再發聲明指控抗爭者「實施恐怖主義威脅」,為配合第 23 條立法作好準備。政府多次強調延長「限聚令」、動用《反恐條例》等的原因非關政治,但卻默許藍絲聚眾遊行、請願,甚至護送暴力恐嚇民主派人士的施襲者,其政治化的本質昭然若揭。政權陰謀正是以「疫情」、「恐怖主義」之類的「例外狀態」作為藉口,從而懸擱原本《基本法》對香港人公民權利的保障,達到由國家掌控一切權利的完全獨裁。

政府假借臨時法令,潛越既定法規令人民永久失去自由,是世上獨裁者最常使用的技倆之一。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例子莫過於納粹德國借助「國會縱火案」,引用《威瑪憲法》第 48 條通過《國會縱火法令》,取消憲法中賦予公民權利及自由的許多條款,並以此為法理依據監禁反對人士和封禁反對納粹政權的報刊。《威瑪憲法》第 48 條是賦予總統在「公眾秩序與安全受到嚴重騷擾或威脅」時候可以「採取任何必須的政策」的緊急法令,結果希特拉以此緊急法令確立其獨裁的威權。類似的例子還有台灣戒嚴時期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條共施行 43 年之久的「臨時條款」,是國民政府因應國共內戰而訂立,同樣取消原本《中華民國憲法》的限制,無限擴充總統的權力,結果成為國民政府逼害黨外人士的依據。獨裁政權以「例外狀態」訂立緊急法令剝奪公民權利和自由的例子,屢見不鮮。

「例外狀態」是指因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受到特殊威脅,從而必須懸置正常憲法,以至原本憲法保障的權利被廢除的狀態。《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 20 堂課》一書曾引用納粹法學家卡爾.施密特指,「法西斯統治的精髓,摧毁一切規則的方法,就是將重點放在例外這個概念上,先讓人相信當下的時局是例外狀態,再將例外狀態轉變為永久的繄急危難,如此一來,人們便會為了求取虚假的安全,放棄真正的自由。」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在其著作《例外狀態》中指出這種狀態的弔詭:政權往往因「例外狀態」獲得懸置憲法的權力而不受限制,但這種權力正是由憲法賦予。換言之執政者可從「例外狀態」中凌駕法律,進而令「例外」成為「常態」。因此民主憲政為防止執政者成為獨裁者,理應要求執政者必須將例外狀態清楚宣告,並為其結束訂立客觀、明確的期限,以期日後從「例外狀態」中返回日常。但香港政府的邏輯,卻是反其道以行,明顯為香港逐步變成獨裁社會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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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疫情期間堅持上訴《反蒙面法》,所引用的《緊急法》,正是容許行政長官繞過立法會審議和辯論來制訂新規例的「緊急措施」。與《威瑪憲法》第 48 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樣,這容許政府在「例外狀態」下擴充權力,並沒有失效日期。而且林鄭月娥堅拒宣佈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即使惹來民主派司法覆核依然上訴,正是希望將《緊急法》引用至日常,從而永久地潛越《基本法》第 66 條規定的立法行政分權原則。而「限聚令」所依據的《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規例》同樣賦予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權力,就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訂立法例。政府透過無限延長「限制令」,禁止遊行、集會、以至街站,便可懸擱《基本法》第 27 條所保障香港居民擁有「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其實施卻很多時候無關「公共衛生」:用以禁止遊行、打壓示威、票控「一人集結」,這種打壓揭露了「例外狀態」的政治威權本質。

近日中聯辦多次凌駕《基本法》第 22 條,抹黑抗爭運動為「恐怖主義」,一眾港共爪牙更肆無忌憚,高調提倡以《反恐條例》檢控示威者。其狼子野心正是祭出反恐旗幟,令人們錯信社會處於緊急危難當中,為「虛假的安全,放棄真正的自由」。中共對此技倆當然最熟悉不過,「新疆再教育營」的存在亦是為「遏制恐怖活動」。譚耀宗日前亦打出「開口牌」,明言希望明年完成第 23 條立法 — 第 23 條立法代表中共完成對香港全面獨裁統治,任何形式威脅到中央集權的自由都會被以「國家安全」名義打壓。香港面對此空前危機,抗爭者之間實無任何內耗的空間和時間,必須團結一致、寸土必爭,捍衛屬於香港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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