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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制度的若即若離 — 李登輝的政治哲學

2020/8/12 — 20:49

資料圖片:李登輝,圖片來源:李登輝 facebook

資料圖片:李登輝,圖片來源:李登輝 facebook

【文:安德烈】

有民主先生之稱的前總統李登輝於近日離世。李氏不像香港某位東施效顰的小丑和神棍,雖有制憲之志,而無執行力,失敗後只能在臉書上自稱「國師」;李氏並非字上談兵的書生,而是一個執行力驚人的政治家。其對中華民國憲政與民主化之貢獻,乃無容置疑:廢止動員戡亂、廢除萬年國代,總統直選、立法院直選、精省等修憲巨大工程,皆由他一人領軍。

若說台灣的李登輝是民主先生,則新加玻的李光耀就是威權先生了。二人皆姓李,也是當代的政治強人;可是前者建設了憲政與民主,後者卻只帶來了溫飽和發財。李登輝在位時,甚少把傳統「價值」掛在口邊,但李光耀卻天天高舉「亞洲價值」來合理化他的高壓統治。李登輝故然不屑李光耀的惡行;但李登輝少談意識形態、少講「價值」,卻正是台灣得以民主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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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不重要嗎?價值非常重要。人權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價值判斷。道德淪喪者,內不反省自身責任,外不尊重他人尊嚴,故然無人權可言。有了價值,才能建立意識形態,提出政治主張。

可是,主觀的道德價值不能與客觀的政治法律混為一談。人權價值之實現需要憲法的保障,憲法之重要性亦建基於社會的共同價值信仰;但如果我們把道德與法律混為一談,就會陷入道德不似道德,法律不似法律的亂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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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在《世界哲學史演講錄》曾經批評中國文化,說中國的禮法系統未能區分內在的「道德性」與外在的「法律性」,竟以禮法去干預個人的道德生活,結果主體性不彰,客觀制度亦不立。舉個例子:儒家重視「孝」的道德價值。然而,子女是否孝順父母,乃是一家之家事、私事,是發自內心的,不是政事、公事,不能以刑罰強迫。然而,《唐律疏議》以降的禮法體系竟將「不孝」視為大罪,以重刑強迫中國人孝悌。法律本是管理不涉個人感情的公共事務,但因為道法界線模糊了,於是中國的「法律」就滲入大量「人情」和「關係」的考慮,例如一人犯法和株連九族;也令本來涉及個人感情的道德活動變得行禮如儀、冷漠無情。你不孝就會被斬首了,誰敢不孝?結果孝變成「畏」,失其原意。這就是內外不分,將意識形態(儒家),結果既毀了道德,也毀了法律。

但意識形態並非只針對道德價值,亦包括政治價值,而後者比前者更危險,因為前者很清楚是個人之價值判斷,但我們往往會以為後者是社會運作之絕對真理,而忽略其主觀性。事實上,政治思想是個人或黨派之選擇;如果一套政治制度只表達某一特定的政治思想,不容許其他主張實現,就是專政,以一黨派之政見凌駕於社會,簡單來說就是「黨國不分」。

黨國不分是中華民國長久以來未能實現民主憲政的根本理由。勞思光指出,一方面中華民國憲法將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寫進憲法,當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思想,因而阻礙思想自由。「好像一旦不將『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當作人人必須接受的觀念體系,『國本』就要動搖」;[1] 故此,勞思光斷言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共產黨的共產主義同出一轍,都是反民主的「革命專政」思想:你的民主自由絕對不能挑戰他們的革命思想。民主之多黨制度卻不容憲法以某黨之意識形態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威,故此中華民國憲法本身就是先天不足,如不將意識形態從憲法裡連根拔起,則真正的民主憲政遙遙無期。

勞思光當時並不看好李登輝的民主化。勞氏竟以為李登輝任用郝柏村主持行政院是「強勢作風」的表現,以為李是搞強人政治,以為野百合學運的「春夢」「果然一去無痕了」(勞思光對臺灣政治問題的錯判,又豈止軍購案?)。[2] 然而,接下來李登輝的六次修憲,卻狠狠的摑了勞思光六巴掌。

李氏的修憲完全超越勞氏的想像。勞思光只能想到「意識形態或存或廢」兩種選項,卻想不出「凍結」這種一選項。但是李登輝任內進行的六次修憲(即制訂《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既沒有否定「統一」,亦沒有主張「台獨」,只是「凍結」不適用於台海現狀的條文,將台澎金馬稱為自由地區、省虛級化,以及總統及立法院由自由地區國民直選,令中華民國變成「中華民國在台灣」。用哲學的說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沒被廢除,只是「存而不論」。另一方面,他亦沒有把台灣民族主義寫入憲法。這不是說李氏不講價值,不講意識形態,而是他清楚要為客觀之憲政與主觀之價值劃出清晰的界線。所以親共媒體《海峽評論》在1995年3月號大肆批評李登輝「背叛三民主義」,完全是失焦的廢話:李登輝根本不關心甚麼才是正宗的三民主義,他只關心如何把這些主觀價值判斷凍結,建構客觀的民主自由憲政,讓其他反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亦得以發展。

基於上述討論,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李登輝排斥李光耀所言之「亞洲價值」。在 2005 年,他到訪美國時,曾以此回應「亞洲價值」的問題:

「在亞洲,有些領導人宣揚所謂的亞洲價值。亞洲的傳統並非不能取代,某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了:所謂的亞洲價值最後總是被部份政治人物利用作為剝奪人權的藉口,成為部分國家走向完全民主的主要阻礙。幸而,儒家傳統在台灣並沒有深厚的影響,此一問題在我們致力民主化的過程中,干擾不大。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最先要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李登輝:〈李登輝先生蒞臨國家記者俱樂部致詞稿〉2005 年 10 月 20 日 )

李登輝此說法包含了三個假設:第一,李光耀提出的所謂「亞洲價值」是剝奪人權的藉口,而「亞洲價值」等同「儒家價值」;第二,李登輝斷言「儒家價值」「在台灣並沒有深厚的影響」;第三,儒家價值或亞洲價值是民主化的障礙。當然,這三個前設很難站得住腳。首先,李光耀的價值」真的是很亞洲、很儒家嗎?新加玻根本稱不上「儒家國家」,甚至不算是漢文化圈之一員;1984 年推行的宗教教育早在 1991 年已被新加玻教育部廢除,學校不能教儒家道德價值,而且新加玻人漢文水平低下,不會讀寫文言,不識粵、閩、客、海南等母語,普通話比香港人還糟糕。再者,事實上儒家在台灣民間信仰地位更加深厚。如果你以祭祖傳統、宗族關係、儒學道德教育、傳統信仰習俗等來量度「儒家」對臺灣的影響的話,恐怕臺灣比西方化的香港「更加儒家」。香港連一間獨立的孔廟也沒有,只能在道教的黃大仙祠祭孔,臺灣卻有二十多間,官設和民設皆有。但最值得學術討論的是第三點:若然儒家真的是「民主化的障礙」,則難以解釋日韓之民主化之成功,同時亦引起致力建構「儒家民主社會」的港臺新儒家強烈反彈。

身為東亞哲學專家,我可以寫多篇論文去論證儒家人權價值與西方民主憲政匯通之處;但恐怕李登輝對此漠不關心。這亦可能是李登輝一反蔣家王朝的傳統,不再禮遇哲學家,反而特別冷待和疏遠與國民黨關係千絲萬縷的新儒家。錢穆素書樓事件之爭議雖然是因陳水扁而起,但此事卻正是發生在李登輝任內;晚年,未獲加入國是會議的牟宗三欲見李登輝就國事建言,被李氏拒絕,只派秘書展去探望牟氏,令牟氏氣壞,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多談。但從李登輝的立場來說,疏遠這些價值理想主義者,並非單純出於派系成見或者文人相輕,而是有明確的理由:他與主觀價值保持距離,才能專心處理客觀制度之改革。而結果修憲後建立的民主憲政,亦保障了包括儒者在內的學者之思想與言論自由。

當然,法律難免涉及意識形態與道德價值。例如殺人要判處死刑,背後就假設了「殺人是不對」的道德價值;但這是普遍道德價值,各門各派都認同,不會是有影響思想或行為自由的問題。起碼我們不會同意鄭捷有殺人的自由;同理,德國法律不認為人有發表法西斯反人類言論之自由。但若然你把「守喪三年」寫入法律就有問題了,因為這不是普遍道德價值,只是儒家的特殊道德主張,你不能要墨家、道家、法家、基督信徒、佛教徒都跟你這一套特定的主張,否則就是價值獨裁。在這意義下,如果把一家學說寫進法律,那這家學說就成了憲政的障礙。這並不是說這學說有甚麼原罪,而是說這學說放錯位置了。這樣看來,李登輝在位期間避談價值,甚至退位後看似對儒家惡言相向,其實亦有道理:透過將制度與價值分離,他為價值多元的社會製造了客觀條件。

回顧李登輝一世,現在我們故然知道他反對統一,反對中國民族主義,也公開表達了對儒學之不滿;但上述所有個人觀點,他通通都沒有利用他的總統職權,把它們寫進憲法。國民黨沒有被查封,促統黨依然存活,新黨還未被解散。臺灣人繼續學漢字、讀文言,臺灣依然是中國研究學者的首選。何解?因為臺灣有自由,而這自由並不是三民主義的恩賜,而是來自價值中立的客觀制度。香港本來也有自由,但基本法第五條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些意識形態字眼寫進去了,國安法把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寫進去了,於是香港就失去了自由。臺灣本來沒有自由,但李登輝把中華民國憲法「三民主義」、固有疆域等意識形態字眼通通凍結,於是臺灣就有了自由。這就是李登輝去世以後留給世界最大的遺產;憲法上沒有留下他的名字,沒有留下半點意識形態的痕跡,他死後制度依然能夠運作下去,然而後世始終仍會紀念李登輝。

 

[1] 勞思光,《家國天下: 思光時論文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1 年),200。
[2] 同上。

作者自我簡介: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學士(2013),英國杜倫大學哲學文學碩士(2014),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2020),專攻文化哲學、詮釋學、黑格爾哲學、齊克果哲學、語言哲學及歷史哲學,對於大公教會禮儀與聖樂有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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