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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冰室引發歧視風波的道德和結構分析

2020/2/26 — 16:34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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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榮冰室是否歧視大陸人?這在現今香港相當激化的政治環境下,要理性討論這問題,注定兩邊不討好,因為大家都充斥住各自的情緒和複雜的背景脈絡。

書生會先就是否歧視的問題作出道德上的分析,然後不論你是否認同這屬歧視,我會把問題轉移到更有意義的議題上,即如何理解這現象出現,包括成因、背後的情緒、權力關係,以及我們在互相指責之外,如何可以有更好地理解、面對和解決這問題的方案。

書生希望可以真正做到相互理解,而不是互相討伐。假如本文無法成功,無疑是本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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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判斷光榮冰室的做法是否歧視,我們要對「歧視」這概念有初步的理解。「歧視」一定涉及差別對待,但差別對待不一定是歧視。例如一間餐廳分成會員制或非會員制,並賦予前者消費優惠,這是一種差別對待,卻無不妥,因為它不涉及貶低尊嚴,而且會員制一般對所有人開放,人們能從消費中選擇是否成為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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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說某種差別對待是「歧視」時,一般是指這種差別對待是不正當的、沒有合理辯解或會貶低他人(或社群)的尊嚴。

光榮冰室一開始標明「恕不招待大陸人」,這明顯是差別對待,但它是否屬歧視?對此辯護的理由之一是,基於內地人感染數目龐大,香港政府把關不力,為了「保護顧客和店員健康安全」為由,拒絕大陸人光顧是合理的差別對待。然而,反對者會說,這種理由難以成立,因為它既過窄(有機會排斥沒染病的內地人),也過寬(有機會容納了其他已染病的外國人和本地人)。

但支持光榮冰室的人會說這是風險衡量的問題,正如各國政府都禁止從內地往返的人進境或要求他們強制隔離,這同樣會出現過寬及過窄的問題,但它是一高效的措施,可以大幅減低感染的風險。這種思路屬於「效益主義」,即認為即使措施有不合理之處,但整體來說,實施措施比不實施帶來更大的效益(方便快捷一刀切)。

然而,反對者會說,效益主義有時會比其他道德原則所凌駕。想像一下,一個內地人,他是手足,一直支持香港反送中運動,他曾經幫過很多手足「開飯」。現在他想來黃店光顧,誰知想進門口前,他看到門口貼了「恕不招待大陸人」,他的身份令他不得不卻步,他覺得這不合理,明明無病,為何僅因自己是「大陸人」就要被賦予「感染者」的標籤?他感到自己被貶低,尊嚴受到損害。他認為一間餐廳不應該用「大陸人」來區分是否「感染者」,也不應該用「大陸人」來區分是否手足,畢竟香港人也有很多是藍絲,內地人也有撐反送中。

上述情況反映了一些真實個案。不少內地手足都覺得光榮冰室的做法不合理,而且尊嚴受到貶損 — 因為內地人身份而被先天/自動地釘上了「感染者」與「不受歡迎的人物」等標籤,並被實質地拒之門外。這就像美國部分商店曾經禁止黑人進入,只會形成了社會排斥、仇恨和惡性循環,因此是一種歧視。

至於對於國家政策的類比,反對者會說,一般國家都是禁絕從內地往返的所有人士(除了自己的國民外,因為國家要責任優先保護國民),這做法並沒有特別往某國人貼上標籤,並不涉及貶低的成份,因此不屬歧視。換言之,這類反對者很可能並不會反對光榮冰室使用類似的措施,例如貼上「凡有疑似病徵者或過去 3 個月曾到內地的人,為顧及他人安全,請在家自行隔離,不要進內」,這做法便無不妥。

至於光榮冰室後來用「因店員不懂普通話,故不招待操普通話的人士」為由,反對者會說,這就像說「因廚師不懂煮西餐,故不招待外國人」一樣,既古怪也明顯是遁詞,而且也帶來了更廣泛的不合理與貶抑(因為語言與身份有相當緊密的關係)的差別對待,即拒絕所有只懂說普通話/國語的人,包括非內地人,例如台灣人、馬來西亞人等。

不過,光榮冰室曾表明「只招待香港人」,這是歧視嗎?書生認為它可以不是。關鍵是光榮冰室有無建立明確的開放和限制條件,而且它建立的理由並不涉及對他人或社群的貶抑。例如,對不少香港手足來說,他們可能想要有屬於黃絲的餐廳,他們想吃飯時,旁邊的都是手足,可以同聲同氣。光榮冰室可以建立某種會員制,當制定了合理的制度、資格和條款,便可以被理解為一私人餐廳(就像私人會所),並不對所有人開放。但如果光榮冰室作為這類(私人的)黃店,書生會更期望它的會員制應該建立在「黃絲/手足」資格,而不是「香港人」上,畢竟像上述所言,香港人也有很多是藍絲,內地人也有撐反送中。

當然,藍絲也可以質疑這種做法是在歧視他們。這種質疑能否成功,很取決於到時光榮冰室本質上是私人會所(餐廳)還是普遍餐廳,而這點又涉及店鋪如何對外公開它的限制條件、會否造成貶抑或廣泛的社群傷害(譬如這社會最後幾乎只剩下黃店),但至少初步看來,這種「黃店」做法是可以合理辯護的。(不過按此原則,藍絲也可以建立相對的「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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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把「光榮冰室的做法是否歧視」這問題暫時拋低,聚焦在更有意義、書生關心的問題上。我們在此暫時把「歧視」用作中性的語言,然後對其的成因作結構分析,這就像我們可以把反送中運動裡的「暴力」視為中性概念然後作結構分析,從而對反送中的暴力行為產生更敏銳的洞察、理解、體諒、反思和想辦法解決。

光榮冰室之所以這樣做,而且得到廣泛的香港人或手足認同。書生認為最重要是它被視一種「香港人反抗」的象徵,即這半年多以來(或者更久遠的時間,十年、廿年),內地的小粉紅、護旗手所說所做過的事,中國政府做過的打壓,都令香港人很憤怒,所以香港人要回撃,而在黃色經濟圈的提倡下,一個很好的回撃就是拒絕內地人進入黃店,去懲罰可惡的內地人。光榮冰室因此變成香港的縮影:「香港人不想在自己的(黃)店內再見到可怒可恨的內地人,這是我們的地方,我們需要有自己的社區,我們不再要吃飯時都要對著討厭的自由行、內地人」。

在這個象徵中,香港人和內地人的(權力)地位彷彿逆轉了,香港人由被壓迫者變成可反抗者,甚至有權力將可惡的內地人拒諸門外。然而,這種「權力不對等的逆轉(或平衡)」卻有理論性和實質性問題。

當我們分析權力的平等或不平等,是需要放在某個特定結構脈絡上進行分析才具有意義。當我們把脈絡放大到某個宏觀的政治層面,例如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香港人,或中國特權階級、護旗手對香港年青人的欺壓,香港人明顯處於權力不對等之中。但這脈絡下的權力不對等並不能「搬字過紙」式移放到一個內地顧客,想像所有內地顧客背後都一定有中共帝國身影正在壓迫香港人。因為這個內地顧客可能是一名手足,也可能只是不問世事只想吃個飯的普通內地人。

無可否認,香港人一直受到壓迫,光榮冰室可以說為香港人爭一口氣,令香港人重新感到這個地方原來可以屬於自己,但那些真正導致「中國壓迫香港」的權力結構卻沒有被真實解除。換言之,我們渴望權力地位的相對提升,卻選錯了方法。真正權力不對等的在於政治、文化或經濟上的權力,而不在於能否進餐廳上,也不在個別的內地人上。

書生身為香港人和抗爭者,其實相當明白香港人的憤怒(感同身受)。這種憤怒有其脈絡,是可以被理解和諒解的。當香港人長久受到壓迫,這半年更加是血命都賠上,社會充斥強烈的情緒是必然。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疏導這種情緒。僅指責這是歧視,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好方法,也沒法認清事實及道德的全貌,這就像過去半年政府和藍絲僅指責抗爭者「暴力」一樣,是無法面對真正的問題。但完全否定它有內在不好的一面,亦等同忘記了歷史上少數族群的反抗及連帶的仇恨,往往會造成後續難以抑制、無法預料的大血腥暴力 — 當然香港遠未及這一步,但我們應該對此保持深刻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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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光榮冰室後來改用「不招待普通話」的做法、黎明和內地手足的行動回應,所延伸出的「語言、本土語言、多元文化和入鄉隨俗」的討論是個更為複雜的議題。書生只能扎要地評論幾句。

如果我們把香港視為一個國家下的少數族群,加上中國政府對廣東話的打壓,那麼香港人堅持自己的語言,要求外來人入鄉隨俗學習本地語言,似乎是很合理的文化反應。當香港涉及到這類語言的爭議時,很多香港人正正是把自己想像成被外來者入侵還要吞蝕自己的族群語言來進行論辯,這就像一個土著對著外來的殖民者一樣的反應,對於不懂不願學習本地族群語言的外國人,絕對會表示抗拒。

當然,香港人不是土著,甚至多數存有優越感,認為廣東話(及香港人)高級過普通話(內地人),這又會引發一些內地人的條件反射,拒絕文化學習甚或融和,這種反應背後混雜著「大家都是中國人」的民族想像、對自身母語的捍衛、覺得自己受辱等等。

在此,內地人和香港人兩者對「香港」的族群想像,以及如何理解彼此的相對地位是問題的關鍵。最麻煩難解的是,兩地人對彼此如何理解自己地位的觀點剛好是相反的:不少香港人認為內地人正在壓迫香港人,不少內地人覺得香港人在欺壓或歧視自己。所以,香港人常常就「歧視」內地人的問題都會表示「難道內地人怎樣怎樣就不是歧視/壓迫」?而內地人則常常會說「大家都是中國人,香港人還自以為是,沒有我們你們早就沒救。」大家都是認為自己正在被貶抑或壓迫,並渴求爭取更平等的對待。

這正是構成了他們對語言文化之間衝突難以調和的原因,要消除這種衝突,不解構大家對共同體想像之不同、大家真實的權力地位,同時處理政治上的問題,是不可能輕易解開這方面的衝突。

書生有個來自內地的朋友(港漂),她一直堅持用簡體字與人對話和撰文(但她平日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我曾和她聊過這類語言政治的衝突,討論了很久很久。最後,我理解到她對自身母語(簡體字)的捍衛,雖然我也希望她能理解香港人的反應(她確實也能理解)。這也許是溝通的開始 — 而這溝通的基礎其實並不在於語言的同一上,而是大家都願意互相理解的同一上。

我們如何理解光榮冰室的做法,如何想像一個更合理友善的空間去接納自己必然要面對內地人的事實(即使獨立,也因為地緣太近,必定要接觸)、接納他們未必全是壞蛋,也有好人,甚至是手足、想辦法做好合理的「區隔」同時又能保護好自己文化和社區;這些種種,其實就是我們如何理解香港的未來,如何可以更合理建立香港制度,如何改善社會種種不義的現象,如何應付中港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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