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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直視所有史實ㅤ才是客觀的歷史學習

2020/5/28 — 14:50

考評局最終在政府施加的壓力下屈服,取消世史科有關中日關係的試題。這可謂我們的教育及考試制度的悲劇。而在上星期六我聽到楊局長及康太的解釋,又看到早幾天教育局在立法會上對於考生作答的分析,就明白到這件事除了影響考生的福祉外,更暴露了深層次的危機。以下將分述之:

考評局披露有 38% 的考生選擇答「利多於弊」,但同時有過半數考生選答「弊多於利」,然而教育局得出的結論居然是反映學生明顯受題目誤導,這種推論甚有問題。首先,這是一場考試,考生之間有不同的作答方向實屬正常,這亦證明今次的試題做到引導考生從不同角度的思考再作回應,而最重要是答案是需要考生充分引用所學的知識和史實推論出來,改卷員再根據評分標準評定答案分數的高低。其實所有考試的答案都會有「對」與「錯」的答案,一條試題當然會出現各種形式的答案,這又怎能說成是該試題本身有問題呢?

第二,就 1900-1945 年間的中日關係,我們在歷史教育中主要討論兩點,一是日本在中國推行現代化中擔當的角色,以及二是日本侵華事件。而這條題目正正用作檢驗考生對這段歷史的理解和分析能力,所以試題會要求學生根據他們的認識,從而提出他們的答案,即表示學生需要在「利」與「弊」中作出判斷。就當局方代表所言是「真理」,中日關係只有「弊」而沒有「利」,選答「利多於弊」的考生,簡單理解就只是答錯題目而已,絕對並非什麼傷害民族感情,更無關乎倫理道德。我認為教育局的指控,無疑是與我們以「追求真理」為教育的目標相違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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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這純粹是一條試題,出得好與不好,又何需局長大費周章親自處理呢?該試題先被內地官媒引述評擊、復遭外交部駐港部門於社交媒體轉載「關切」,局長顯而受到上述行動的影響,甚或可能在其他渠道收到要作出反應的指示,因此而高調介入。作為決策及把關的政府部門,有責任向國內解釋香港的教育和考試制度,而非盲從所謂的指示,以傷害民族感情的理由干預我們考試的公正,這無疑就是一個政治任務。教育局官員還千方百計用所謂專業的論據去解䆁為何要介入,但我聽到的只是他們在度身訂造一些冠冕堂皇的論據,為自己處理的政治任務尋找正當解釋。我感到婉惜的是,從今起香港的大小事務,都會引入這種內地邏輯,就是當內地長官定性某事情不理想時,下級官員會想盡辦法為「特別處理」而提供理據。教育作為能夠影響思想的工具,依據這種邏輯的干預日後恐怕只會變為常態。

此外,考試就好比為一場競賽,定下規則就應當遵守,如果因為政治干預而故亂改變規矩,是在破壞香港歷來尊重公平公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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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希望校長及老師能夠堅決抵制這些政治干預,亦希望家長會支持。我明白這是艱難的,而且也是一場持久的戰役。我們要捍衛的正是文明的教育,一套教導學生追求普世價值、建立獨立思考與批判思維,更是要求學生包容、追求公義、和平的價值觀念。

最後一點,在我而言,日本侵華造成二千多萬人傷亡,更多的人因此流離失所,家園破碎,這絕對是莫大的反人類罪行,我們應當毋忘歷史的教訓。但同時在戰後,國際法庭已就日本干犯的戰爭罪行作出審判,中日兩國亦已簽訂了友好條約,中國甚至放棄戰爭賠償。但直到現在,不停強調侵華戰爭的慘痛,真的有助改善中日關係嗎?還是有心人士希望借此來推動中日民族間的仇恨,請問意義何在?再者,我認為教育下一代學習侵華戰爭這段歷史時,不應單從民族角度出發,更應該從人道主義角度去學習。早於戰後的 1948 年,聯合國已為反人類罪行定立法規,我們應當以此框架作為教育下一代認識和反省歷史的依據。

其實任何國家及政權因挑起事端而導致大規模的人類傷亡,都應該受到審判與譴責。這不論是如納粹德國和戰前日本般對外發動戰爭,還是針對內部的任何軍事或鎮壓行動,如盧旺達種族滅絕、屠殺羅興亞人、文化大革命、六四天安門事件等,都應當一視同仁看待,不能只吶喊要求外國正視歷史,但對自己政府的暴行卻噤若寒蟬,逃避面對自身的傷痕。公正地直視所有歷史事件,這才是客觀的歷史學習。

 

(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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