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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七看旺角,又如何?

2018/6/14 — 19:00

旺角騷亂圖片來源:朝雲 攝

旺角騷亂圖片來源:朝雲 攝

香港土共說不能將旺角「暴動」與六七暴動相比,到底兩者是否真的無法比較?又為何不能相比?

土共對六七「去暴動化」的再詮釋

首先,先看看土共對六七暴動的理解。近年,土共致力為六七平反,或最起碼將其「去暴動化」。他們的進路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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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機論:參與六七者都是愛國青年,他們絕非甚麼「暴徒」,而是出於愛國家民族之心,不惜付上代價,起來跟港英殖民地政權鬥爭。吳康民在《吳康民口述歷史》(2011)中的說法,可說是最具代表性:

這場鬥爭是一個歷史悲劇,廣大的基層參加者,絕大部份是好人,而不是『暴徒』,他們的『抗暴』意識和愛國家、愛民族的赤子之心,還是需要肯定的。他們不應受到嘲笑和歧視,他們只是被動的群眾,更不是既得利益者。當年他們失去職業,生活艱難,並付出了沉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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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質論」及「結果論」。在《工聯會與您如行:65週年歷史文集》(2013)有一段文字,可說最能說明這種為六七作「去暴動化」的再詮釋:

要分析「反英抗暴」,首先應該當時的社會基礎去找原因。當時港英政府的殖民地統治政策只是攫取利益,不管市民福祉,又對香港市民和愛國工會採取高壓手段,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的情況下,民間不滿情緒瀰漫。即使沒有「六七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故此,即使1967年沒有發生這事件,但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也遲早爆發。1967年的「反英抗暴」,是哪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英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國、反殖、反迫害,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這場鬥爭,迫使港英認識到非變革圖存不可,為謀求延續其殖民統治而被迫推動改革,以懷柔做法取代高壓統治,並開始關注民生和勞資關係改善。

一方面,土共將六七暴動淡化為「六七『事件』」,並指出促成這場「反英抗暴」事件的核心,乃港英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尖銳社會矛盾所致。「社會缺乏公義,市民沒有民主……」,民間累積著反抗的情緒,六七完全是「哪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的維權鬥爭。另方面,土共又致力從「結果」來合理化暴力,指出,因著土共的鬥爭,「迫使港英認識到非變革圖存不可」,迫使殖民地的「被迫」改革,「以懷柔做法取代高壓統治,並開始關注民生和勞資關係改善」,都應歸功於六七暴動。

從六七「事件」看旺角「暴動」

了解了土共從不同角度來重新詮釋或包裝的所謂六七「事件」後,接下來,我們便可順著他們對六七的詮釋(而非六七原來的歷史),跟發生在2016年2月初在旺角的所謂「暴動」作出對照。

從「動機論」的角色,針對旺角「暴動」案的眾被告,我們是否可以借用吳康民的說法:

這場鬥爭是一個歷史悲劇,廣大的基層參加者,絕大部份是好人,而不是『暴徒』,他們的『抗暴』意識和愛香港的赤子之心,還是需要肯定的。他們不應受到嘲笑和歧視,他們只是被動的群眾,更不是既得利益者。當年他們失去職業,生活艱難,並付出了沉重代價……

同樣,我們可否轉換為工聯會的「本質論」來理解旺角事件:

要分析「旺角警民衝突」,首先應該當時的社會基礎去找原因。當時香港特區政府的統治政策只是維護地產霸權的利益,不管小販及市民福祉,又對香港市民的民生和民主訴求採取高壓手段,造成了與市民的尖銳矛盾。社會缺乏公義,市民沒有民主,生活艱辛,民生困乏的情況下,民間不滿情緒瀰漫。即使沒有「旺角事件」,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遲早也會發生。故此,即使2016年沒有發生這事件,但這種矛盾的不斷累積而導致的對抗也遲早爆發。2016年的「旺角事件」,是哪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理論的印證。其性質是一場香港市民不滿港特區政府高壓統治及民生困乏而進行的反擊,是愛香港、爭民主、反警權,要求人權、生存和維護權益的鬥爭。     

或曰,上述做法是扭曲史實,顛倒是非,企圖合理化「暴力(動)」的詭辯,完全漠視了旺角「暴動」是一場「有預謀、有組織」的「嚴重罪行」。誠如主審的彭寶琴法官的判刑,主要基於暴力程度,並拒絕以公義或政治目的來合理化暴力行為。彭官同時指出,學生身分並無何優勢,判刑要以公眾利益為首要考慮。選擇參與者皆是咎由自取的。彭法官引述上訴庭楊振權副庭長,指出法庭必須考慮暴力情況,「要對有關罪行判處阻嚇性的刑罰」。

那麼,按彭官的標準,考慮到六七的「暴力程度」、「有預謀、人數和規模」的嚴重性,以「公眾利益」為首要考慮,任何角度(「動機論」及「本質論」),均無法改變這是一場徹頭徹底的「有預謀、有組織」的「暴動」的事實,也絕不能用政治背景、立場或目的來合理化六七的「非法」與「暴力」。所有六七的參與者及被判刑者都是「咎由自取」的。敢問:香港一眾土共,是否同意將彭官的標準應用在「六七」之上?可以預見,土共會指出, 兩者是不可作比較的。那麼,到底其不可比的理據為何?為何土共可以將真正的「暴動」變為「事件」,而還未經獨立調查的旺角衝突,卻單憑一男子之口,就必然是「暴動」?

更有趣的是,土共的「後果論」不僅無法應用在旺角「暴動」之上,更帶出值得深思的問題:(一)土共宣稱自己成功以「鬥爭」手段來迫使殖民地政權改革,是否也是一種「公民抗命」、「違法達義」?(二)為何港英殖民地政權面對六七,可以認識到「非變革圖存不可」而「被迫推動改革」,並且「以懷柔統治」來抒解社會矛盾。相反,作為港人治港的特區政權,卻在旺角衝突後,以更專橫強權的高壓統治手段來回應社會矛盾?殖民地政權與特區政權在處理六七與旺角兩起「暴動」的重大差異,又反映出甚麼的管治問題?

看來,土共說得對,六七真的不能跟旺角「暴動」作類比,因為,有關比較,既反映了他們企圖為六七平反的窮詞,又暴露了當下特區政權被昔日港英殖民地政府比下的尷尬,以及企圖以「抗暴執法」來迴避政治矛盾的虛偽。問題是,放眼今天,土共與特區政府,完全可以用不屑一顧的態度來回應:「我說不能比較,就是不能比較……」這正好印證了近日流行的江湖規矩:「既是紅底……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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