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六個太陽花與雨傘的迷團及其答案

2020/1/10 — 16:16

本文為何明修新作《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太陽花、雨傘運動,反送中》書摘。作者訪問詳看另文

迷團之解答

本書開頭是以六個圍繞著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知識迷團出發。兩場運動的出現都是未預期的,即使當初持續關注的參與者也沒有料想到佔領會突然登場,與後續的轉折。兩場運動也構成了歷史的轉捩點,太陽花運動後的台灣與雨傘運動後的香港都被粗暴地推向另一個通往未知的軌道。在此,將先以解答六個迷團的方式,對這兩場運動做一簡要整理。

廣告

首先,台灣與香港都是保守政治文化當道、公民不服從理念薄弱的社會,為何會出現這樣大規模的激烈抗議?新的世紀出現了許多翻轉歷史的抗爭事件,例如全球正義運動、二○一一年中東與南歐的佔領運動,但都沒有波及到東亞。佔領華爾街運動在台灣與香港有激起若干仿傚,但只侷限於非常少數的社運分子。台灣與香港的抗爭行動和世界各地其他的翻轉歷史抗爭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包括佔領公共空間、參與者為經濟困頓的年輕人、獨立於既有的政黨等。但是,太陽花運與雨傘運動卻有一個明顯的地緣政治原因,即兩場運動都挑戰了北京企圖將台灣與香港置於更嚴格掌控之下的新殖民主義。台灣人與香港人都對於中國日益強大的身影感到不安,發起越來越多的抗議行動。北京的經濟統戰策略成功地打造出一群享有特權的協力者,但也深化了「中國機會」的勝利者與失敗者之間的落差。中國衝擊同時帶來了政治制度與公民權利的負面影響。香港的自治、法治、新聞自治急遽惡化,民主化的進度被無限期擱置,而台灣剛建立的民主面臨威脅,獨立自治受到壓縮;香港人發起自我防衛的行動,對抗被強加的中國化,而台灣人則是試圖掙脫香港化的命運。追根究柢,正是這種深層的存在危機,才促使香港人與台灣人參與了這兩場史無前例的抗議運動。

廣告

其次,在政府願意讓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況下,為何抗議行動反而會出現?八三一框架的公布可說是讓香港人痛心的時刻,這表示他們追求公平特首選舉的願望徹底粉碎。北京採取了遠比預期更強硬的姿態,完全排除反對黨參與的可能。在台灣,反服貿運動一直無法形成浪潮,因為反對者沒有喚起公眾對於與中國自由貿易的關注。抗議者窮盡了各種體制內管道,仍無法拖延國會的批准表決;更嚴重的是,反對黨也不願意支持反服貿的主張,因為他們正在調整兩岸政策,以吸引溫和的中間選民。

雨傘運動與太陽花運動並不是導因於有利的政治機會,抗議者集體行動的成本並沒有降低,他們的成功機會也沒有提高。在抗議登場前夕,執政者態度、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政治盟友等條件對他們而言都是不利的,或至多只能說是中性的。但台港政權後來都犯了致命的錯誤,戲劇化地提高了公民所感受到的威脅感。香港警察使用催淚彈攻擊和平抗議的群眾,帶來普遍的憤怒,佔領街頭隨即登場。在台灣,執政黨粗暴強行通過服貿,引發全國關注;學生成功闖入立法院議場,他們被警察包圍的岌岌可危處境立即吸引了支持者的聲援。換言之,執政者的措施讓眾多香港人與台灣人突然感受到,如果自己不立刻行動,一切就太晚了。佔領運動之所以登場,是支持者為了保護學生,不得已採取的最後手段。實質上,這些動機已經偏離了原本關於選舉設計或與中國自由貿易的爭議。

第三,為何是學生成了兩場抗議中被公認的領袖,而不是更資深的反對黨政治人物或公民團體幹部?誠然,儒教的政治文化賦予大學生某種崇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是古代士人在當代的接班人,被視為社會的良知,他們發起的抗議行動因此代表一種施加於執政者的道德力量,而且他們也較有可能被認為是具有理想情操的、超越黨派利益的。這些傳統文化的遺緒依舊存在,不過另一方面,在佔領運動之前的香港與台灣,也早已出現了一波青年世代的造反風潮。八○年代出生的香港人與台灣人經歷了新世紀以來的經濟剝削,發起一連串的抗議行動。大學校園成為招募新生代運動參與者的基地,學生與公民團體、反對黨之間的連結也變得更緊密。學生運動者之間的網絡獲得擴張,他們對於如何進行動員變得更為熟練,也勇於發起激進的抗議。換言之,學生運動者之所以能夠掌握運動的主導權,並不是因為他們享有特權地位,而是在於他們人數眾多、連結緊密,而且經驗老道。

第四,為何香港人有事先準備、較大的組織、更豐富的資源,結果卻導致薄弱的運動領導;而台灣準備不足的佔領行動卻形成了有效的決策核心?兩場大規模的抗議都引發了例外的運動與政府之對峙,這使得例行政治的常態運作被暫時擱置了。對峙是一種自成一格的情境,其演變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性所形成,沒有人能夠事先預知。打從一開始,香港的運動指揮就遇到重重阻礙,三個不相連的佔領區同時產生,而且也沒有合適的中心空間能保護運動領導者。相對地,台灣被佔領的立法院議場遭到警察包圍,帶來一種保護作用,反而成為一種理想的空間安排:核心參與者能夠受到全國關注,而且不容易受到異議分子的衝擊。此外,事先存在的組織有清楚的指揮管道與成員邊界,反而成為對峙中的阻力,阻礙了新領導群的事後建構。台灣沒有類似香港佔中與學聯的組織,結果太陽花運動反而形成了有效的領導,而且能以有秩序的方式退場,這是佔中運動者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精心規畫,但無法實現的場景。

第五,在運動領導者沒有充分準備,也缺乏必要資源的情況下,要如何維持長期而大規模的抗議?答案在於參與者不請自來的貢獻,他們當機立斷,各自決定應該如何協助正在進行中的運動,也就是所謂的「臨機應變」。實際上,無論運動組織的資源如何豐沛、或有多充分的事先準備,要維持與政府的長期對峙仍然需要參與者的自動自發。然而,臨機應變並不是解決所有大型運動難題的萬靈藥;每個參與者不見得能產生一樣的貢獻,有經驗的運動者較能處理較廣泛議題的決策。臨機應變內部也存在多種矛盾,因為要調和情感表達與工具性的目標,本就相當困難。臨機應變的存在也不能證明無領導者運動的理念是可行的,所謂的「水平運作」或「諸眾」等講法仍是脫離現實的。尤其如果運動網絡缺乏重疊性、或內部充滿不信任,臨機應變反而有可能讓內訌加劇。

最後,為何雨傘運動最終進一步分化了香港的反對派,太陽花運動則協助反對黨獲得了政權?香港與台灣在佔領結束之後都出現了後續的運動風潮。然而,其後果被一系列制度性因素所中介,因為代表例外時期的對峙已經結束了。由於較強大的組織,台灣的民進黨看似較能吸引年輕的運動者,並且促成較友善的政治勢力登場。相對地,香港分裂而薄弱的泛民政黨則面臨了傘兵與本土派的挑戰。這些新興勢力登上政治舞台,代價就是削弱了既有反對勢力的得票與席次。

本書觀察的第一個節點是二○一九年三月,也就是太陽花運動的五週年。在這個時間點,蔡英文的民進黨政府看來岌岌可危,深陷兩面作戰的困境。太陽花世代要求同性婚姻合法化、工時縮減、非核家園等進步性政治,而國民黨與保守派則是全力反撲。民進黨在二○一八年年底的地方大選中大敗,在首次舉行的十項公投中,反同婚與擁核陣營也取得顯著的勝利。這些發展是否意味著太陽花效應的消失、保守年代的到來,仍值得觀察。不過,在那場選舉中,包括時代力量(十六席)、綠黨(三席)、社民黨(一席),以及幾位民進黨新生代的新科議員,都可以算是太陽花世代的政治初登場。

香港的政治局勢顯然是更為嚴峻。二○一七年七月,林鄭月娥取代梁振英成為第四任特首,但是特區政府對於雨傘運動參與者的打壓絲毫沒有減緩的跡象。魚蛋革命的參與者被重判,有人甚至被處七年刑期,一度是年輕本土派巨星的梁天琦也入獄,身上背了六年刑期。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戴耀廷與陳健民在佔中九子案被判長達十六個月的刑期,似乎並不令人意外。此外,特區的參選人資格審查也變得更嚴苛,香港眾志的周庭被禁止參與二○一八年三月的補選,在二○一九年十一月的區議員選舉中,黃之鋒更成為唯一被禁止參選的候選人,這個新生的政黨可能未來都不會有參選的資格。主張獨立的香港民族黨則是直接被政府宣告為非法組織。「焦土論」因而成為流行的論述,即除非香港出現重大的動盪,否則任何改變都是不可能的,要促成這樣的危機爆發,使得目前早就名存實亡的一國兩制徹底消失,如此才能全面激發香港人的抵抗。「焦土論」反映了許多香港人的悲觀情緒與絕望,然而十分意外地,在二○一九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中,焦土論進一步演化成為「攬炒」(即是「要死,大家一要死」),反而支撐起更為強大而無畏的抗爭行動。

運動風潮過後,保守勢力的反撲往往是歷史常態。無論是在台灣或是香港,兩場佔領運動所代表的新生勢力依舊奮力邁進,試圖以不同方式改造社會,成果究竟為何,這個時刻仍無法蓋棺論定。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佔中九子」案正式宣判,戴耀庭、陳健民被判十六個月,邵家臻、黃浩銘被判八個月,其餘五人則是處以緩刑或社會服務令。這是雨傘運動最後一批司法案件,其判刑之重也出乎一般預料。當晚,上百位支持群眾在收押所外集會,點燃蠟燭為被判刑入獄的人士守夜。如果我們將觀察停格在此,結論很可能是指向雨傘運動的徹底失敗。但是,佔中九子案落幕的一個多月後,反送中運動興起,承接起雨傘未完成的志業。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