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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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3 - 17:04

【六四三十專訪】難忘北京學生託付 「林耀強,你們香港人做得夠多了,請活著回去告訴世人真相」

六四三十周年,當年在北京採訪的加拿大記者 Arthur Kent,早前發佈名為〈六月黑夜〉(Black Night in June)的 13 分鐘短片,整合 1989 年 6 月 4 日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拍攝的錄像,當中包括大量抗爭者被暴力鎮壓的血腥畫面。

其中最令人觸動的一幕,是在鏡頭前、並肩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一對抗爭男女。二人頭戴紅巾,男生摟住女生的腰,不時四目交投。發現鏡頭之後,兩人表情有點茫然。

「我永不會忘記那對年輕情侶 [1],當鏡頭趨近,她看著我的眼神……好像在問:『你是誰?你在為政府拍攝嗎?』」Arthur Kent 回憶。「我繼續拍攝,但同時把視線從攝錄機移開,讓他們看到,我是個外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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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臉容清秀的女生叫程真,當時的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六四後她逃亡到美國,現居於洛杉磯。

而那個親眼見證六四屠城的男生,其實來自香港。他是時任學聯代表會主席、中大工商管理學院學生,林耀強。

林耀強與程真,六四凌晨並肩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最頂層。 (圖片來源:Arthur Kent〈Black Night in June〉)

林耀強與程真,六四凌晨並肩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最頂層。 (圖片來源:Arthur Kent〈Black Night in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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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歷史見證人的故事

30 年後,旺角彌敦道 573 號一幢商業大廈 9 樓,林洋鋐律師行。

訪問前,攝影師如常遞上無線咪,「林律師,這個用來收音……」還未詳細說明,現改名為林洋鋐的林耀強,已一手接過器材,另一手解開衫鈕,將咪線穿過恤衫,勾在領帶上。手勢之純熟,證明他是個經驗豐富的受訪者。

也難怪。近年每逢五六月,他總特別忙碌。哪裡舉行六四研討會、紀念活動,他幾乎逢請必到;記者以此為題邀約訪問,就算是學生媒體,他來者不拒。

頻繁受訪,不代表心裡好受。「六四這件事,每一次去回憶,都是一個好痛苦的經歷。」2017 年六四晚會,林耀強獲安排上台分享六四凌晨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經歷。事前一整個月,為準備發言,他在腦海反覆回想舊事。「那個月,我太太好擔心我。」因為這個大男人不時一邊回憶,一邊落淚。

「It's difficult.」他緩緩吐出這幾個字,沉默一會,續說:「但我沒理由不繼續講,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託付和包袱。」

林耀強

林耀強

託付,源於 30 年前那個 6 月,林耀強在北京街頭生死之間多次被叮囑的話:

「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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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相信我的參與可令世界更美好」

1988 年中大學生會候選內閣是「單志民閣」,單志民是候選會長的名字。

出任候選外務副會長的,則是一個崇基書院工商管理系二年級男生,宣傳照是他在大學本部「四條柱」附近拍的,看起來俊俏而瀟灑。

他就是林耀強。

1988 年林耀強的上莊相(圖片來源:中大學生會「單志民閣」政綱小冊子)

1988 年林耀強的上莊相(圖片來源:中大學生會「單志民閣」政綱小冊子)

林耀強出身於典型基層家庭,住屋邨大,「見過好多老人家冇足夠社會保障,病都唔敢睇。」能夠上大學,他自覺是幸運兒,因而有種覺悟:「到我有能力的時候,希望能幫助一些相當不幸或弱勢的人。」隨後以學生身分,投入社會運動,乃順理成章。

翻開「單志民閣」的政綱小冊子,裡面印有林耀強的學運履歷——1986 年,他是中大學生報記者,又是中大國是南京交流團成員,曾參與當地學潮;1987 年,他任中大學生會政制學習班籌委會主席,關注政制發展,爭取 88 直選。

正式當選中大學生會外務副主席後,他的社會參與未有停止——1988 年發起中大「四不改三」運動,搞集會,辦遊行,牽頭罷課;同年聯同陶君行、蔡耀昌等 6 名學聯成員,突撃殺上廣州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擴大會議示威,成功獲時任副秘書長魯平接見,展示「堅持民主回歸」字樣及遞交請願信。

林耀強辦公室一角,相中是 1988 年基本法公開諮詢,少年林耀強(右)要求民主。

林耀強辦公室一角,相中是 1988 年基本法公開諮詢,少年林耀強(右)要求民主。

大學時代的林耀強,少上堂,少回家,少沖涼,沒怎樣讀過書,也不拍拖。整天就待在學生會會址,全身投入學運。近年有些學生領袖自稱「被時代選中的細路」,不由自主被捲入政治風暴之中,少年林耀強卻是相反。

「我是好有意識地覺得,無論在中大學生會或學聯,都可透過學生組織的角色在社會發聲。你好難想像,八十年代中大學生會的全民投票是可以上報紙頭條的。」他形容,那個年代就社會議題與港英政府交手,有時甚至取得階段性的成功、微小的進步,「這強化了我們覺得參與能夠改變社會的信念。」

2018 年 11 月 4 日,學聯舉行 60 周年晚宴,林耀強獲邀發言。他在台上說:「我們曾經相信,這個世界可以更美好,且通過我們的參與,可以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這就是少年林耀強的信念。

林耀強與另一香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展示「香港學聯支持你們」白布,獲在場學生歡迎。

林耀強與另一香港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展示「香港學聯支持你們」白布,獲在場學生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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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天安門 所到之處全是歡呼

因此,1989 年 5 月以學聯秘書長身分帶物資、捐款上京支援當地學生,林耀強說也是理所當然,「一啲掙扎都冇」——雖然為免母親擔心,他沒跟對方說明。到她從電視上見到兒子在北京的身影,才真相大白。

5 月 14 日,初次踏足天安門廣場,他最大感覺是運動太浩翰,自己太渺小。「我同一個港大的學生上去,去到廣場幾萬人,我哋兩條友,人家都唔知你哋喺度做乜。」那個年頭,沒有 facebook、Instagram,又或微博,不能用社交媒體告訴北京學生「香港人支持你」,「我覺得直頭係湮沒在人海裡。」

於是這兩個香港學生去布行買了塊白布,布行堅持不收錢,再在上面寫上「香港學聯支持你們」,然後在廣場上邊行邊展示。結果,二人所到之處盡是歡呼、掌聲。「當時有南京上海來的學生,他們已經好開心,但竟然會有香港、一個英籍的地方的中國人來支持。佢哋係好開心好興奮。」記者說,情景就像電影《逆權司機》中外國記者於光州廣場上受民眾簇擁、歡迎的一幕,林耀強大力點頭,「我亦好振奮,做了我們要做的事。他們追求的東西,正正是我所追求的。他們作為主體,我能夠畀到支持,我覺得好滿足。」

「其實我並無做到啲咩嘢。The mere fact that I was there is sufficient。」

林耀強(左一)、吾爾開希(右二)正討論(圖:學聯成員奚少英拍攝)

林耀強(左一)、吾爾開希(右二)正討論(圖:學聯成員奚少英拍攝)

或許是自謙之詞。林耀強及同行香港學生的獨特身份,又讓他們能接觸吾爾開希、王丹等學運領袖,甚至坐下來詳談。「他們當時好尊重、好想聽我們的意見。」例如如何搞學生組織,甚至是應該撤退還是留低等關鍵問題。林耀強坦言從不是精於策略的人,一聽就頭痛:「我的定位好簡單,如果北京學生想留低,就支持佢留低,如果想撤退,我們也支持。我們就是支援角色。」

當時在北京的香港學生,支援工作包括分發麵包、食水等物資,又在天安門廣場張貼香港報紙。另一邊廂,學聯新置四台圖文傳真機,從北京飯店把當地消息傳到香港。

直至 6 月 3 日晚上,香港學生在北京發出了屠城前最後一條傳真。

「新華門外、(人民)大會堂都擠滿軍隊,群眾很緊張、(但仍堅守)很感人,我們去了、不用擔心。我們的任務已完成,請放心。」

字條,是林耀強寫的。

圖片來源:當年最後一批上京支援北京學生的學聯成員陳清華 facebook

圖片來源:當年最後一批上京支援北京學生的學聯成員陳清華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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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無數次的囑咐

「小強你要盡快離開北京,要安全回去,將你見到的北京學運,告訴全世界聽。」

林耀強第一次聽見這句話,是在抵京一星期後。 5 月 20 日,李鵬宣布戒嚴,北京學生擔心他和其他香港同學的安危,不停叫他們離開。翌日他經深圳回港,但還是待不下去。「真係好想同佢地一齊。」過了幾天又再帶物資上京。時為 5 月底,北京局勢膠著;踏入 6 月,氣氛開始緊張。

6 月 3 日晚,林耀強等香港學生察覺事態不妙,便棄了傳真機,又在北京飯店燒毀一切文件和名單。十時許,一行人直奔天安門廣場。他先到指揮部,遇上柴玲、封從德;然後又到人民英雄紀念碑探望侯德健、劉曉波。

六四凌晨,北京學生設路障阻擋軍隊前進。(圖:陳清華 facebook)

六四凌晨,北京學生設路障阻擋軍隊前進。(圖:陳清華 facebook)

凌晨 2 時,林耀強初次接觸死亡。那是一個被士兵開槍射中的工人。林耀強一手扶著他的上身,另一隻手伸到他的背,托起他。「生平第一次托著一個垂死的人,我沒想過這麼重。」幾個男生一抬起工人,鮮血就從背部流出,「好似開水喉咁。」抬到廣場北面,工人雙眼反白,軟攤在地上,就斷了氣。「這時候我才呆一呆,我知道軍隊真的入城,而且不只是入城,是會開槍射殺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

回到人民英雄紀念碑,看到柴玲、封從德等,他跟他們擁抱、握手,生離死別的感覺填滿大家胸口。北京學生們再次勸告:「小強,你立刻離開吧,好好回到香港將事情告訴天下人。」林耀強不從:「我也是中國人,跟你們一樣。」大家再沒說什麼。他就和程真坐在紀念碑下,即 Arthur Kent 鏡頭攝下的一幕。

未幾,穿迷彩軍服的士兵來了。「他們距離我只有幾米,全部擎槍。如果當時他們要開槍,我想我必死無疑。」林耀強和死亡之間,隔著一批北京學生。「佢哋馬上用身體保護我,又講相同的說話:請你必須要活著離開。將真相講畀全世界的人聽。」

他和程真從天安門廣場撤走,在大街小巷中穿插,先逃到北京師範大學,然後到海淀區,休息數小時,同學說當地未必安全,於是輾轉到了朝陽區民居住了一晚。「那個北京的嬸嬸應該認得我唔係本地人,知道我係香港人,就一手拉我進去,畀咗一些本地學生的衣服給我換。」然後又是那一句,「半囑咐半提醒半請求,叫我哋一定要將真相告知全世界。」

六四黎明,坦克車駛進。(圖:陳清華 facebook)

六四黎明,坦克車駛進。(圖:陳清華 facebook)

6 月 5 日早上,他得知香港安排一班包機,但要先到王府飯店與李卓人等集合。他不熟路,步行前往亦有危險,這時突然有輛三輪車駛來,那種平時用來運豬肉的車。司機老伯問林耀強是誰,他沒猶豫,答是從香港來的學生。老伯著他上車。

臨到達前,老伯說,他兒子前一晚離家,下落不明。他整夜踏著三輪車尋兒,遍尋未獲,更不知生死。終於到了王府飯店,林耀強下車,司機不收錢,又贈他一包中國名烟,以及一句他聽過無數次的囑咐:「你要安全回到香港,將北京發生的事告知全世界。」

究竟是第幾次了?都數不清。

「這些北京市民、學生,以生命安全來換取我可以安全離開北京,而他們的囑咐只係咁卑微的要求。我諗我有生之年,都無辦法可以放低呢個責任。」30 年後,林耀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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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醒之後 多了一隻香港腳

屠城之後,林耀強經歷一個美麗夢想的破滅。

「八九民運一個咁大的運動,咁多人參與,全世界的人都被牽動,但都被鎮壓,鎮壓都唔緊要,跟住的政治制度更加封閉,更大的箝制,究竟做緊咩呢?我係咪搞錯咗?我不單冇令個世界好啲,甚至令個世界更黑暗。」

回港後那段日子,他完全喪失鬥志,經常在學聯會所倒頭大睡,每天到下午兩點才起床。既面對不了一個殺人的政權,更面對不了自己堅守的信念一夜間崩坍。

那刻林耀強記得,以前聽學長分享,70 年代末四人幫倒台後,令人信念崩潰,痛不欲生。但他根本聽不懂。「因為當時我個人無乜信念嘛!無信念的人唔會有信念崩潰。」直至那兩三年,他為學運傾出人生所有,「我的學業、家庭,當時唔返學唔拍拖,屋企都好少返,咁樣去投入,是因為我真誠地相信,我做緊的東西,I can make a difference。」

而結果事與願違。「我要承認我係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當發覺原來唔係咁,甚至仲相反的時候,那個震撼、衝撃好大,當時我面對唔到自己。」事後他回想,那幾年應該患上了抑鬱症。

1991 年終於從中大工商管理學院畢業,全身投入營業員的全職工作,很快買了樓。足足有一兩年,少理世事,連新聞都不看。「後來終於我領悟到『香港腳』係點嚟,當你著住對鞋,每天十六個鐘頭都唔除,你就會有。」

他形容,當年自己像鐘擺,由熱血沸騰的一邊,一下子擺到另一邊。別誤會,這不是用工作麻醉自己,也不是什麼韜光養晦、休養生息,「而係無意識地唔敢再面對。係咪要再同自己講,『個信念無錯架,你繼續去啦』?但事實擺在面前,不單止沒帶來轉變,就係愈來愈黑暗。」

之後他回到大學讀法律,又入政府做過 AO(政務官)。現在則開了律師樓,專門為工人、抗爭者、性工作者等草根弱勢打官司。有傳媒稱呼他做「人權律師」,他耍手擰頭。「我就比較慚愧,因為其實我唔係,戴啟思、潘熙先係。我哋極其量叫做『街坊律師』。」

慢慢地,林耀強好像尋回了少年時代的信念。「我經歷好長沉澱思考,問返自己,(這些信念)都係重要的。只不過我不再像以前學生時代,每日都拎把刀出街,走去最前線…亦接受了自己可能只是點點滴滴,細水長流去做。亦不是要求即時有好大轉變。」」

「你話(做律師)同我以前的價值有咩關係,我覺得雖然是好『尾支』的,但提醒他們這是基本權利…你可以話係維權的工作,是點點滴滴影響別人。」他微笑。「我覺得現在我搵到一個位,又真係 making a difference,幫緊一些人,又發揮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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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肌肉萎縮症女兒爭一個公義香港

林耀強的辦公桌上有部白色 iPad,wallpaper 是他女兒的照片。

他女兒今年 20 歲,4、5歲時證實患上肌肉萎縮症,不能走遠,不能跑步,不能蹲下,起居飲食都要別人照顧。林耀強以前在專訪提過,這個女兒的出現讓他學習一些正常人擁有的簡單素質,包括踏實工作、照顧家人。

六四屠城 30 年後,他繼續堅持說出自己當日的見證,多少也是為了女兒。

「整個中共政權的統治,就係你不需要理會件事真假、對錯、黑白,你就只需認清楚,誰是權貴,誰掌權。」他舉例:豆腐渣工程、假疫苗,還有許多。「呢個係成個中共統治、後六四的邏輯,大家都知道係大是大非,但都可以不斷用謊言來掩蓋一些錯事…最弊的是,所有人心裡都知道,那個是謊言,而我們一起去擁護謊言。那種社會裡,不能期望有什麼公義、講真相。」

「我在香港長大,不希望個女在一個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們要抗衡這種管治文化、價值觀。」

訪問中,林耀強多番強調,紀念六四是真相與謊言、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如果我們在這防線上鬆脫,剛才所講那種封建的統治方式、不問對錯是非黑白的核心價值,就會在香港出現。」正因如此,他選擇如傳道者一般,努力宣講見證。「我們要給中國政府知道,我們不是如它所統治的想法一般,用打壓、利誘,就可以令我們忘記究竟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黑什麼是白。這是很重要的抗爭。」

當然他的執著,更源於當年在北京生死之間聽過無數次的那句囑咐: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

1989 年 5 月底,林耀強在北師大與當地同學傾談。(圖:陳清華 facebook)

1989 年 5 月底,林耀強在北師大與當地同學傾談。(圖:陳清華 facebook)

「呢段相同的說話,呢三十年其實不斷在我腦海裡重覆。」他的語氣有一種沉重。「這些都是好有理想、中國的精英年輕人,我和他們相處了一個月,我是好感動……但他們最終都死了。」

「面對一個咁殘暴、咁獨裁的政權,原來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請目撃者保存真相。甚至沒提到要還撃、對抗,只是請你保存真相,這是好悲哀……這樣受壓迫的人民,只能提到如此卑微的要求。」

林耀強形容,自己就如屠殺中的倖存者,從此背負逝者的理想:「最低限度,就係將真相保存,唔好被謊言掩蓋,甚至抹黑了這些當時對國家人民有咁大熱情、有理想的年輕人。」亦因此,他視六四作證為自己餘生的責任,又或包袱。「我無辦法…無論有任何事要做,只要有關八九民運的講座、六四的分享,我都一定會到,原因就係咁簡單。」

「你諗下香港人我哋其實無咩代價,老實說,可能只係每一年俾差佬整蠱吓,入極都入唔到維園,或者遊行的時候迫餐朦,其實無得比。再比當年北京的民眾,係死咗人,一個家庭無咗佢個獨生子女、丈夫、太太,而佢哋無做錯任何嘢,佢哋只係要求個社會進步、公義。」

「六四這件事,每一次回憶,都是一個好痛苦的經歷。但我唔會特登逃避,因為這是我的一個責任……我窮此一生,都要完成北京市民學生給我這個……咁卑微的託負。」

林耀強

林耀強

文/亞裹
攝/P W

 

註:

[1] 林耀強向《南華早報》否認自己當時與程真是情侶關係,「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彼此較平常日子可能較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