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削弱監察挑戰法律 警察社會矛盾難解

2020/9/24 — 20:21

香港警方終於公然挑戰法律,向新聞自由開刀。

不難理解,當公安機關經常犯錯又不會認錯,剩下可以做的,只有編造歷史或者減少真相曝光的機會。試問誰願意公眾親眼見到防暴警員推跌及膝跪十二歲女童、一對男女在地鐵車廂跪地求饒但依然遭警員噴射胡椒噴霧、警員一而再近距離開槍擊中示威者?還有不少警員情緒失控以至以暴力對待被捕者的畫面?

這些警暴場面反映實況,也反映過去一年民間媒體的興起,正好填補主流媒體的不足,從更多角度捕捉真相,監察執法者的濫權行為。警方今次擅自改變定義,「傳媒」只限於「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登記的機構,和那些「知名」的國際傳媒,一腳踢走那批學生媒體、網媒、自由身記者,就是要時光倒流,收窄傳媒範圍從而收窄其眼界,避免令他們如坐針氈的事實公諸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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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警方改變做法,首先就有利益衝突之嫌。一年多以來,警暴指控嚴重,引起國際關注,但受監管者竟然不避嫌疑,反而有權挑選誰去監管他們,不是有點末世荒謬的味道?同理通行的話,豈非被告可以揀法官,警務處長可挑選廉政專員,甚至走私者也可決定海關人員的資格?

警方的決定根本是走偏鋒,偏離了政府新聞政策的常態。難怪新聞處至今也沒有半句支持警方,更重申「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的實際作用,限於登記者可接收政府各部門發出的資訊和採訪通知,言下之意,絕非壟斷誰是記者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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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決定另一可疑之處,是警方以含沙射影、不盡不實的言論,為改變政策鳴鑼響道。有執法警員不出示委任證,警方高層淡然視之,也都算了,竟然不時反指控有人冒認記者混入人群,甚至襲擊警員,因此需要重新識別記者,令不法之徒無法作惡。但果真如此,警察理該全力檢出這些「假記者」,繩之於法,不能因為自己不認真執法,而改變記者的定義,犧牲新聞自由。其實反修例運動以來,警方拘捕超過一萬人,更經常在現場搜查記者,實難有漏網之魚,但有多少「假記者」被捕及被控,至今聞所未聞,究竟是警方執法不力、有意放水丶虛張聲勢還是無中生有?

更何況,即使有個別記者參與示威,甚至被捕,也需要區別他們犯案時的身份,就正如警員犯法,也必須釐清,他們是落班警員、濫用職權還是執行上司命令,否則便是無的放矢,胡亂指控,將個別記者問題化大為傳媒的問題。若警方認為個別記者行為不當,大可向記者協會投訴,而不是重整記者的定義,正如警方忠告市民,如對個別警員行為不滿,可向有關方面投訴一樣,而不是要求解散警隊。

無疑,警方是執法者,對於如何維持公共秩序自有其判斷。但不論判斷如何,總不能偏離法律的規範,而終審法院的判案早有規定,警方有義務協助市民行使公民及政治權利。引申到新聞採訪,警方的職責不單是維持秩序,更要兼顧採訪者的權利,因此務必作出安排,在維護公共秩序的同時,保障新聞自由,不容許目空一切,任由執法行動凌駕其他權利。

一直以來,採訪者不論代表傳媒,還是自由身記者,原則上來者不拒。只要前者出示傳媒證件,後者由本地兩個專業機構(香港記者協會丶香港攝影記者協會)認證,都可在採訪現場行走,若遇上現場環境限制,再作特殊安排。反觀警方的新規定,表面上是改變記者的定義,方便識別記者身份,但過去根本沒有識別的問題,改善又從何說起,新政的實質是否定過往的原則,由傳媒和專業團體自訂誰是「記者」,改為官訂甚或警訂誰是「記者」,而過往記者的自由採訪,亦變成警方限制下的採訪。

新做法除了有損新聞自由,把新聞界的採訪權利,變成某部分符合警方規定的新聞界特權,而警方擺明不惜挑戰法律界線,也要加強控制資訊的野心,正是眼下香港這個警察社會矛盾難解的死結所在。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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