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區議員鄭達鴻:議法達義 — 私人檢控是香港人應有權利

2020/6/17 — 20:18

資料圖片,來源:Bill Oxford @Unsplash

資料圖片,來源:Bill Oxford @Unsplash

【文:鄭達鴻,東區(丹拿)區議員】

近日,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發表題為「律政司司長有權介入私人檢控」的網誌,藉此暗指現時坊間提出私人檢控的人士是帶有不當的動機。律政司的檢控決定近來經常為人所詬病,尤其檢控部門與警方有官官相衛之嫌,令香港人感到公義難以得到彰顯。在愈趨不公的社會中,市民提出私人檢控無疑是要力挽狂瀾,在荒誕的時代中用僅餘的渠道彰顯所剩無幾的公義。然而,政府有關部門開始公開抨擊提出私人檢控的人士或議員,以看似有節有理的官腔把有意提出私人檢控的市民嚇退。

鄭若驊對傳媒指出,當司法程序被私人檢控「濫用」,令到資源被浪費或刑事司法制度受損的時候,律政司司長便可以選擇介入並接手有關案件以「維護司法公義」。她亦提出,市民「不應容忍有人提出毫無事實根據甚至瑣碎無聊的私人檢控,或可能懷有不恰當動機或基於政治因素而提出私人檢控」。律政司司長花費大量篇幅列舉私人檢控的限制與缺陷,卻對律政司可以行使有關決定的基礎及限制含糊其辭,意圖貶損市民的私人檢控權利。事實就是,當律政司司長決定是否介入並接手有關案件時,同樣面對一系列的制肘。此權力不但並非絕對,更可以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

廣告

1. 私人檢控的重要性

在講述律政司介入案件的原則及限制前,我們必須知道,香港法例賦予一般市民私人檢控權利的重要性。不論是《裁判官條例》或是《基本法》[1],均有提供保護市民私人檢控權利的保障。雖然現今檢控工作的確由律政司主責,但律政司有時不能夠就所有案件作出檢控,或因其他因素而不作檢控。正正因為這樣,我們被賦予作出私人檢控的權力更應得到恰當尊重,以在公共刑事檢控制度失效時作為彰顯公義的最後把關。同時,市民在提出私人檢控時事實上是毋須徵得律政司同意的 [2]。由此可見,我們私人檢控權能夠在檢控部門的不作為或作出看似偏頗的決定的之際,發揮制衡和補位作用,對於彰顯司法公義何謂不可或缺 [3]。

廣告

2. 律政司介入的基礎

那麼,就着鄭若驊的言論,究竟律政司什麼時候可以介入案件呢?簡單而言,可分為以下的情況:

  1. 當提出私人檢控的人士懷有「不當動機」;
  2. 當有關案件沒有合理的定罪機會;及
  3. 介入並接手案件能合乎並有助公眾利益。

首先,第一點當中的「不當動機」委實未有一個實際而具體的定義,惟這不等於律政司司長可以隨意指斥私人檢控申請人具有不正當動機。在劉慧卿一案中,法庭明確指出,只要申請人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提出私人檢控以確保司法程序的有效運行(due process of law),那麼該動機便會是一個「正當的動機」。而有關動機並不會、更不能,基於申請人的身份背景而受到影響 — 即如此案中,法庭不會因為劉慧卿女士是一名政治人物,而妄下判斷她在提出私人檢控時必然懷有不當的政治動機 [4]。基於上述法庭的判詞,即使現時針對警暴及相關事件的私人訴訟申請人多為立法會議員,這絕對不代表律政司可以不負責任地作出指控,在沒有證據立論的情況下,直接認為申請人均懷有「不正當的政治動機」。律政司司長在其網誌中,屢次向公眾明示暗示,要防止有心人透過私人檢控達成政治目的云云,根本就是希望混淆視聽,以偏概全地誤導市民。

其次,是否有合理定罪機會,主要是依賴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只要案件的有關表面證供足以令到法庭認為被告人有合理的定罪機會,那麼律政司在正常情況下便不應介入,更不應終止有關的私人檢控案件。事實上,律政司在決定是否應該終止檢控程序時,必須基於事實考慮,包括但不限於有關證人或現有證據是否可靠和充足 [5]。律政司不能單憑片面之詞,就論斷有關案件是否「毫無事實根據」,遑論網上有影片能夠清楚顯示犯案過程。

最後,到底律政司介入並接手案件會否合乎並有助「公眾利益」,當中「公眾利益」的釋義可圈可點,在不同案件中自有不同角度的考量。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若然律政司真的介入並終止西灣河警員近距離對抗爭者開槍一事,顯然會引起另一波社會大眾對司法制度的抨擊和絕望。這種餘震,是否「合乎公眾利益」?相信律政司司長自己心裡有數。

因此,雖然律政司司長的確擁有介入私人檢控案件的權力;但同時間,律政司司長介入案件時必須符合有關規定,並不能妄下定論,更莫說眼下表現成為了打壓異己而蠢蠢欲動、揚言會終止有關反修例的私人檢控案件。

3. 律政司的決定是否絕對?

雖然《基本法》第六十三條列明,律政司司長有憲制責任主管刑事檢控工作,其決定不應受到外界干預,但這不代表律政司司長享有絕對的權利。律政司司長在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時,必須符合基本法的限制,而決定有關權力範圍的責任在於法庭。因此,律政司的檢控決定是可以被司法覆核的。在 RV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一案中,夏正民法官明確指出在以下三個情況,律政司的檢控決定可以被司法覆核 [6]:

  1. 律政司的決定是一個政治決定,或是遵從一個政治決定;
  2. 律政司在作出決定時「立心不良」(Acted in bad faith),如律政司司長受賄;或
  3. 因嚴格的現行政策限制了自己的酌情權。

另外,如果律政司司長在作出檢控時錯誤地解讀有關法律,則律政司司長的檢控決定亦可以被司法覆核 [7]。

雖然法庭一般而言會尊重律政司司長行使其憲法所賦予權力的專業,而法庭亦明言律政司司長的「獨立檢控權力」是香港法治社會極為重要的基礎 [8]。但是,在上述的三種情況之下,律政司的決定是可以被司法覆核的。由此可見,雖然律政司司長有權介入私人檢控,事實卻並非如鄭若驊的幻想和言論般暗示,擁有絕對的權力。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中,律政司司長作出決定時,絕不能為所欲為,他/她仍必須遵守普通法之下所訂立的規範。

值得思考的問題就來了:今時今日的律政司司長仍然是在行使獨立的專業判斷嗎?

律政司近年不少檢控決定都令人感詫異,看似滲透著相當的政治考量 - 該被檢控的不被檢控,不應被檢控的則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當人民不再相信律政司的中立及專業判斷時,律政司司長仍然能夠肩負起主管刑事檢控的重擔嗎?面對強權打壓,市民歇斯底里地透過提出私人檢控,希望透過僅剩的空間彰顯公義,倒被被當權者以自家版本的「維護公義」之名窮追猛打。

一個正常人(reasonable person),被捲入複雜得嚇人的司法程序,大費周章又大灑金錢,這件事絕不好玩吸引;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尚有這個時間寫網誌聲討他人,何不反思一下,自己所掌管的律政司,是如何將以百年功力建立起的信心和形象毀於一旦?

 

參考資料:
[1] HKSAR v Tsang Yam Kuen Donald [2018] HKCFI 491 at para.5
[2] HKSAR v Cheung Kin Chung [2019] HKCFI 961 at para. 5
[3] Re Gujra [2012] UKSC 52
[4] Jiang Enzhu v Lau Wai Hing [2000] 1 HKLRD at 142J
[5] Ng Chi Keung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2016] 2 HKLRD 1330
[6] RV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8] 4 HKLRD
[7] D v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2015] 4 HKLRD 62
[8] RV v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2008] 4 HKLRD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