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區議員鄭達鴻:黑衣加雨傘,即係暴動?從「赴湯杜火」看「以法達義」

2020/7/24 — 23:00

7 月 24 日,被控參與暴動的「赴湯杜火」夫婦湯偉雄和杜依蘭獲裁定罪名不成立,兩人步出法院時向在場等候的市民舉起「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手勢。

7 月 24 日,被控參與暴動的「赴湯杜火」夫婦湯偉雄和杜依蘭獲裁定罪名不成立,兩人步出法院時向在場等候的市民舉起「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手勢。

【文:鄭達鴻,東區(丹拿)區議員】

上年 7.28 的暴動案件,當中涉及一對新婚夫妻據稱在上環扶起一名跌倒的少女,然後被捕及控以暴動罪。案件來到今早(24 日)有裁決,三人同告暴動罪名不成立。

自 2019 年 6 月起,香港人對暴動罪名一詞相信都不陌生,惟事實上,當中罪行元素的用字及定義過於廣義,一直為人垢病 —《公安條例》最大的問題,就是當日針對「集結」的嚴厲條文根本不適用於以享有集會自由為人權的 21 世紀香港。這條惡法源於由左派工會於 1967 年 5 月發動的「六七暴動」,造成多名警員、平民及示威者死傷。因應「六七暴動」,前港英殖民地政府於 1970 年制訂《公安條例》,第 19(1) 條規定如任何參與憑藉第 18(1) 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

廣告

有關非法集結的定義則是:「(1) 凡有 3 人或多於 3 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赴湯杜火」案中的檢控大狀在建構控方暴動案情時,一直企圖將當日上環騷亂的暴動發生時間拉闊,同時欲以三名被告身穿的黑衣及雨傘歸納成「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乃至「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這種沒有法理根基的盲目指控,亦促成了所謂的「執法者」時常濫捕「執法」的套路:「黑衣加雨傘,即係暴動,拉得。」

廣告

久不久就繞過法庭,定義某場景為「暴動」的鄧炳強,實應細讀本案法官的判詞,學會真正的「執法」,以免貽笑大方:

// 集結示威者不屬某一個社團或組織, 他們也不是警員,沒有指定式樣的制服和裝備。至於黒色的裝束也是為數不少的市民日常裝扮之一。法庭必須小心避免因為社會上某部份人士對示威活動或喜愛的示威者形容為「黑暴」或「黑衣暴徒」等標籤而特別對案發時同様穿上黒衣或佩帶黑色裝備的首兩名被告作出不利的推論…

本席必須公平指出,獨立而言,個別這些裝備也並不是什 麼指定的暴動裝備,每項裝備均具其各自的功能,這些功能可適用於 不同時間和不同塲合,因此都有被佩戴的理由。而且,將控方的案情推至最高點,佩戴這些裝束和裝備的首兩名被告雖然即使可能真是有意圖參與示威集結但同時現時證據是否足夠可以推論他們必然已經實際參與了非法集結甚至暴動? //

法官在判決理由書的最後,還指出一個似乎在近期的反修例案件中甚少被旁觀者感受到基本法律原則 —「寧縱毋枉」:

// 本席必須強調現時本案有關「暴動」罪或「非法集結」罪裁決的最後結果只是反映本案呈堂證據的狀況,是基於普通法中奉行的「疑點的利益歸予被告」與及「寧縱毋枉」的原則,並不一定能反映三位被告當時事實有否曾參與非法集結甚至暴動。

有關「寧縱毋枉」的法律原則可見終審法院於 2010 年 2 月 11 日在 Nancy Ann Kissel (FACC 2/2009) 一案所說:

「宣告無辜者有罪,與宣判有罪者無罪釋放,同樣令人憎惡」(案例 The Trial of the Witches at Bury St Edmund’s (1665) 6 State Trials 647 第 702 頁)。此言固然有理,但前者比後者更值得警惕。」

特別每當在考慮案中證據,面對被告人「有罪」與「無罪」的推論同時有可能存在時,本席謹記以上的智理明言,警剔自己能「說到做到」,在判案時真正做到「寧縱毋枉」而非只是「口惠而實不至」( “paying lip service”)。//

讀這份判詞令人感到明理暢快,不獨是因為「手足贏了」;重點是,法官在案中不單止「議法」,更是身體力行的行使法律原則、以此彰顯「公義」;而法庭更藉判詞向公眾重申刑事案件中的檢控準則,即控方必須證明毫無合理疑點,法庭才可定罪,絕不應單憑所謂的黑衣裝扮或 “gear”,就妄下判斷。

雖然我們深知律政司很大機會輸打贏要,作出上訴,但還是很感謝每一位在現時顫顫巍巍的司法界中,仍然秉持法規、堅守公義的法律界人士。Stand and Fight 從不只是個口號,而是靠一個個法律界人士實踐出來的。

 

作者 Facebook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