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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異國的嶺南 — 中華式帝國主義的遺跡

2018/11/8 — 12:12

看中國官場的省籍分佈,很多東西就豁然開朗。余杰幫我今年的書寫序時,提到了以下數據:原來在中共「十九大」,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佔總數204個名額中的30個。官媒《多維》則報道,在省級黨委也以山東籍為主。而最有趣的是,經濟活動最多,也舉足輕重的廣東省,卻沒有任何「廣東人士」能夠晉身政治局常委。在十九大,廣東省籍的政治局常委,是零。四川等「邊地」也是如此。

余杰認為山東是「孔孟之鄉」,是「最中國」的地方。另一些長期都有的講法,是說政治上中國長期「北大於南」。歷史上可以考察的是,中共建國之後,統治廣東的官員,只有葉劍英是地道的廣東人(梅縣客家人),之後的主管官員都是講官話的「北方外地人」。

嶺南原來是「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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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廣東格格不入的命運,已經很久。廣東本身是一道中原殖民邊區和帝國主義式擴大的痕跡,是中華帝國擴張過程的活化石。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南方的楚國和越國,只是領有長江遊域,更南面的土地,加上今日的珠江,是「中原」以外的「百越」蠻夷,不受「王化」。

秦國吞食六國之後,便用軍事手段「擴大中原」,派兵入侵「百越」,經過大量的種族屠殺之後,設置中央控制的郡縣,再輸入中原的罪犯到百越。那個時候的百越,等於澳洲之於大英帝國,用來流放罪犯。而第一代的種族融合,必然是軍隊強姦當地婦女,迫異族懷上中原人的孩子,於是幾代之後,便無法分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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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秦帝國很快就內亂,百越馬上就反;駐守當地的趙佗起兵獨立,建立南越國,這個南越國不只領有現在的兩廣一帶,還包括今日的越南北部。這是兩廣人與越南的古老淵源。這個國家持續了約九十年,傳了五代,與大亂之後建立的漢帝國並存了很久,到漢武帝的時候才給消滅。

一般的歷史書、現在的統派官員,會告訴你秦始皇「南征百越」以來,香港就已經成為中國領土。包括民族黨成立的時候,新華社這樣說過;近來葉劉淑儀也談過類似的

其實事情並沒那麼簡單。整個兩廣和南方地帶,與「中原」的交集並不是自古以來,而是中世的事。「中原」其實一直以土俗治理百越,當地的社會肌理仍然相對獨立。三國的時候,越漢混血的後代叫做山越人,他們不服三國,成為孫吳的軍事威脅,要招安和拉攏的。

唐宋兩帝國間,中原人眼中的南方,仍然是蠻夷和異國,超危險。唐帝國喜歡將不受歡迎的官員貶到嶺南一帶。唐太宗曾經命令一個叫盧祖尚的官員去管嶺南,但他竟害怕嶺南「瘴癘」玩忽皇令,並沒赴任,最後皇帝將他斬首。

文學家柳宗元也被貶過,寫過這樣一句話:

「居蠻夷中久,實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與蕭翰林俛書〉

久居蠻夷,有日發現自己久居夷地,反習以為常,習非成是了,竟產生了一種「殆非中國人」的存在危機。可見當時的「中國」是中原,不包含另一個氣候的嶺南。

從一些宋代士大夫的詩詞文獻,也可以看到百越之地就是「斷髮紋身」、拜蛇、沼澤之類的意象,是一個有待「王化」的「不正之地」。

「中國」的殖民和南移

然而兩宋之際,正是「中國」的意義和實際劇烈變動的時候。具有國際帝國意味的大唐崩解了。契丹、金人和蒙古人相繼崛起,「兩宋」作為中華正統的理想,被現實強力輾壓。中原遭蠻族攻佔,原來的中原人也只能一波一波成為難民南下,逃到他們百世以來用來流放罪犯和內心瞧不起的嶺南,這其實又是一次「衣冠南渡」。

然而「王化」從來沒那麼浪漫。鄭成功入台灣,也是要種族屠殺。中原人在西北異族的擠壓下,逃到嶺南,於是與本來的居民展開了鬥爭。漢人移民在朝廷撐腰下得到土地和居住承認,而嶺南尤其是珠三角的本土人也在元明之際開始了冒認漢人的運動。這便是科大衛那些知名的華南研究。

也許「漢」並不是一個種族,而是一個徵賦謠役的單位。在春秋戰國時期,叫做「編戶齊民」。為甚麼叫越人做越人,不是漢人,頂多是「漢化」的越人,因為中原政權沒有辦法在他們頭上徵稅,沒辦法叫他們為官府做事,所以三國時期中原人會面對「山越人」的威脅,因為他們是不納謠役的「化外之民」。

「蠻夷」也是同樣的意味,就是無法與中央政權發生經濟關係的群體。「華南地帶」正式融合於「中國」,是晚至明帝國的時候。「宗族」大盛於華南,而不是「中原」,因為「中原」本身就是「國家」,是行政機器的原生地;而「邊錘」才是需要改造之地。

宗族的創建,是那個大工程的遺跡。至於無法、不想創建宗族、無法冒認漢人的,便成為了中華種姓裡的賤民。中華是有賤民的,那便是水上人。香港的蜑家人,在清中葉之前還是明文不能參加科舉,他們沒有宗廟,也沒有土地,「漢化」也沒陸上人那麼深。

香港也有大嶼山一帶的盧亨魚人傳說,記於清帝時期的《廣東新語》

「有盧亭者……其長如人,有牝牡,毛髮焦黃而短,眼睛亦黃,而黧黑,尾長寸許,見人則驚怖入水,往往隨波飄至,人以為怪,競逐之。有得其牝者,與之媱,不能言語,惟笑而已,久之能著衣食五穀,攜之大魚山,仍沒入水,蓋人魚之無害於人者。」

這是個志怪式片段,但神話總是從現實來的,神話反映了民俗的心靈。這裡描述的,是陸上人眼中的水上、移民和改宗眼中的本土先民。只是在恐懼和歧視中,變成了怪物。

中原政權想將賦稅和謠役網正式覆蓋到南華,很難說跟「中原」持續面對西北異族的南下壓力沒有關係。宋面對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明也面對瓦剌之類的蒙古部落;清也面對過準噶爾部。(大清的解決方法也是種族屠殺,將準噶爾滅族,而中文史書歌頌為「平定準部」。)

「外患」持續,開拓新的稅基、保持「大後方」的安定,就變得很重要。

組成「宗族」的殖民者

自衣冠南渡到安史之亂,整個中國都是一個向南移的趨勢。外來人與本土人雜居,雙方都需要外援。得到皇帝承認的集團,自然容易在長期的競爭中勝出。這些集團後來拿出或假造自己的北方根源,得到中原官府的承認後,搖身一變成為帝國的殖民先鋒,不管是填海造地、還是大規模佔地圈地。以宗族為組織方法的殖民者,一旦廣佔土地,就能繁衍和生產,一方面能夠向朝廷賦稅謠役,另一方面又能以宗廟為中心,複製中原的社會秩序。

華南宗族是「控產機構」,是一個講究傳統孝義的宗法機構,碰巧皇室裡面也出了宗法爭論,宗族站到了皇帝那一邊,將「祖宗」掛單於「皇帝」,那麼地方上的宗族之佔地、分配利益,就變成天朝子民合法行使利益。

而於無交稅、佔不到地、沒有編出一條古世北方淵源的人,就是在帝國沒有登記的,就坐實了「少數民眾」和「蠻夷」的命運。神話的盧亭魚人、可考的蜑家人就是這類人。

這個過程,其實與秦始皇派兵入侵,其實是一個邏輯的,就是期望將國家擴大。只是在古代是一場大規模流血的戰爭,而晚近則是類似英國進入印度,分而治之,一段時間之後才「改土歸流」全面統治。

例如廣東人霍韜在「大禮儀之爭」的時候支持皇帝,他在地方上的宗族就在朝廷支持下,就侵吞了當地寺廟的田產。而整個過程,大概也是一個改土歸流的過程。漢人或者願意改以漢人為宗的越人,與朝廷聯手,在嶺南創造了一個向朝廷負擔「國民義務」、同時得到中央承認的社會組織。

不管是中央朝廷用宗族擴大了國家,還是邊陲借中原為自己開闊了廣闊的政治經濟空間,他們共謀之處,就是宗族本身。因此以科大偉的華南歷史人類學研究來說,嶺南真正意義成為「中國」,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因為華南宗族是宋元明之間的產物,絕對不是說秦始皇派兵入侵過一次,「一個中國」就出現了那麼兒戲。

多層而不是一個的中國

「中國」本土本身早就滿目蒼夷。經歷過鮮卑化、契丹化、蒙古化、女真化,中原人一波一波的逃到他們的澳洲,即大規模漢化的東南地區。籠統的南北猜忌,便是這樣來的。今日香港人談保衛粵語,動輒追認古漢語的根源、談「華夏正音」的優越姿態、民初有學者貶斥普通話為金韃虜語,皆可見「中國」形成過程中的無數斷層。

兩廣素來有九反之地的「美名」。到了大清,三藩之亂、太平天國,每次都跟嶺南有關。辛亥之後,被逐出中央政壇的孫文,還是留落在廣東謀求再起。

也正是由於歷史上,華南融入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所以反映在大一統的官僚結構之中,華南省籍的高官,寥寥可數。這是一種歷史感的無意識反映,是否能夠取信於中原,與「加入中國」的時序形成正比;其他因素則包括是否有共同的建國經歷等等。

廣東尚且因為「中國性」稀缺而在政治局落得「零」的下場,則港澳地區就更不要說了。對抗日本皇軍,是國共兩黨的建國神話,但香港還是缺席的。香港那一場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主力是英軍、澳洲兵、印度兵。所以特區官方不想人紀念「重光」,而是要大家紀念「抗戰」,那是具有深意的歷史之爭。

「漢人」在政治史上,其實是被征服者、被徵稅的,是一個帝國中的階層,而多於種族事實或文化認同。先加入的可以做統治別人的,而「被加入」的就只有徵稅和臣服的份。

新儒家以來,有不少香港人認為香港比中國更中國,但這只是歷史斷層的幻覺,香港的「漢性」,正正說明了其「中國性」不足,在統治和被統治的關係中,她必然是被統治的那一方。要徵稅的。

不要說香港不用徵稅,那些基建、洗錢機制、在國際組織中以「獨立身份」投票為宗主國護航、為宗主國中產和官商集團輸入日用品、建了房屋單位給他們的資金避險,全部都是香港在這個帝國中的用處。中國在美國收網的情況下,形格勢禁,必定會有苛徵雜稅的事,而香港很明顯沒有甚麼金身護罩。

這與民主與否沒有關係,香港最初的民主運動自我想像成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看不到帝國的運作原理。「齊魯之地」有甚麼經濟力量?但它就是帝國的頭,是規則的訂立者。總之這個頭,怎麼也輪不到後來加入的擔當。

中華意識 同時也是分裂意識

廣西、青海、雲南、新疆、西藏之類亦同理。當賦稅和謠役越來越繁重,「一個中國」的幻象就會退色,中國是很多層,由遠到近;中國人也有很多種,有三六九等。九等的那一層,離心也自然會大。因為中國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帝國,帝國是有Hierarchy的,Hierarchy維持帝國,但也會成為劣等人想掙脫的原慾。

日本、越南、韓半島,為甚麼都特別華化,而又特別反中,這是「中華文化」的痕跡;今日的兩廣,還有瞧不起撈佬的,這也是幾百年來殖民工程留下的。香港也向來是一批中華意識特別重的遺民,但他們的後代卻走向另一個方向,而這些都是其他蠻夷預演過的了。

魯迅說:「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中華秩序也是如此:遠和近、高和低、親和疏,總是只能分出居高臨下和卑賤臣服。帝國的秩序總是沒有平等的,這便埋下了很多裂土分疆的紛爭。政治儒學的結構本身,便是分裂運動的資源。這是中華文明的特點,這個遺傳病是遠古的,不可能克服。中華意識傳播的時候,同時製造了自己裂解的起點。

中原人臣服過很多異族;吳三桂打開過山海關;八國聯國的時候,很多北京百姓做了帶路黨;還有帶領英軍的港島村民阿群。他們都在某一個時候看到了解放的空隙,便神推鬼使的裂解了中華。

雖然他們不知道,但這些現象都是一個文明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中華觀」的內部,本來就具足了自我超克和自毀的心理需求。中國史家葛兆光這樣總結:

明清時期,日本、朝鮮和中國,從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認」的過程,恰恰很深刻地反映着所謂「東方」,也就是原本在華夏文化基礎上東亞的認同的最終崩潰,這種漸漸的互不相認,體現着「東方」看似同一文明內部的巨大分裂。

在香港或台灣的脈絡,有很多人都會強調和發掘自身與中華相交結的歷史,以「你也是中華」來否定當地的獨立運動。相對來說,獨立運動之中也會生出否定中華性的論述傾向。其實在這兩條理路也有一葉障目的地方。事實上「中華」內生的自我矛盾,正是整個系統逐漸趨向離散的動能。

日本、越南、韓國,以及一系列中華朝貢國相繼獨立,也正正是「中華式」意識形態扎根之後的事。儒學和傳統文化作為一個思考的框架,越是興盛,他們的分離意識最終就越強。日本歷史家岡田英弘認為日本的起源並不古老,並非神話所宣稱的神武天皇,而是始自公元7世紀左右李唐軍隊干預朝鮮半島,意圖稱霸,又滅了與其親善的百濟,與大陸斷絕的島民唯有「被迫獨立建國」。

日本第一部史書《日本書紀》也是為了解釋政治現實而杜撰,也是「日本」第一次被創造出來。「中華世界」的第一次獨立運動,說穿了是中原(唐)走向帝國主義的反射結果。

脫離現實的大中華思想 是離散思潮的預演

日本脫離中華,並不是用「脫亞入歐」,而是在江戶年代儒學者利用儒學的思想架構,將日本高舉為「華」,而視西邊的大陸為「夷」。香港人的大中華心態,又弔詭地成為維持一個特殊的香港身份的養份。就像日本的儒學最終被國學「覆顛地繼承」;香港的大中華意識,最終也會走向這樣的轉化。大中華意識並不能帶給香港人真正的中國,也不能帶給他們真正的中國人身份,它造成的反而是香港人與「內地」的疏離。

因為中國人分三六九等,香港是在九反之地,而且被白人殖民主義沾污過,成份不良,又欠缺共同的建國經歷。香港人的大中華思想,只是弔詭地維持了表面的齊一,內裡卻是實質的暗獨。而明獨的那一堆,實有不少是轉化自暗獨的思想資源。

所以要學歷史還是不學歷史,在當權者而言,不容易選擇。很多頭腦簡單的權貴會說,分離主義興起是因為年輕人不讀中國歷史。這恐怕是對國學不夠了解的想當然爾。「中華」本身就內藏巨大的分離主義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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