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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做得到,為何香港不能?

2020/4/29 — 16:25

港大首席副校長,兼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堪稱歷屆特區政府最具影響力的顧問。他亦擔任領展獨立非執董多年,替這間惡名遠播的企業出謀獻策。上月底他在一個直播節目中,分析疫情下的經濟走勢及解方。被問到應否限制口罩價格時,王大教授斬釘截鐵地說,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王大教授口中,口罩價格在兩個月內上漲五倍至十倍,意味市場運作良好。「當你支付更高價格,你便可以找到口罩。」原來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在王于漸眼中,重要性比不上保持市場運作良好。以王大教授多年來在《信報》撰文所鼓吹的思想去理解,他是認為要讓市場自行調節,調動資源來發揮效用。政府插手,限購限價,必大減市場效率,最終好心做壞事,令巿民利益受損。但現實是這樣子嗎?

正如他自己所講,付得起錢的人便買到口罩。付不起錢,便焗住蒸、翻用甚至無得用。就算隨著需求上升,廠商增產,口罩價格回落,但在這個所謂調節過程完成前,已不知有幾多市民陷於恐慌中,隨時因欠缺應有保障而受感染,造成公共衛生災難(香港房屋問題是另一個靠市場調節,調到港人苦無適切居所的經典例子。這要多得一些經濟學者替地主護航,把問題簡單歸咎為供應不足,而非訴諸城市規劃嚴重失誤,並長年縱容囤地行為)。那麼,維持所謂市場運作良好,究竟是為了甚麼?哪些人可從中取利?是不是連目的和手段何者更重要、更根本也不懂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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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疫症爆發初期,沒人知道無合規格的口罩用要承擔多大風險。照王于漸之言,讓市場運作良好,任由奸商囤積救命物資,吊高來賣而政府不加理會,是有可能令大量市民因買不起、買不到口罩而中招。香港避過一劫,並非甚麼自由市場之功,很大程度是市民自發抗疫做得好,加上有足夠運氣之故。如果當初政府處理得宜,不容許「市場」宰割巿民,香港人根本不用擔驚受怕一大段日子。台灣抗疫的經驗,得到全世界認同(除了中共和世衛),正好說明王于漸這種千年政府顧問與時代有幾脫節,只知政府和市場二元對立的世界觀有幾狹窄。

台灣有民選政府,但民主選舉不是萬靈丹,世上不知有幾多民主國家在這場世紀瘟疫中弄到焦頭爛額。台灣成抗疫典範,其中一個原因是警覺性高,危機感強和反應快。特別是對中共這個強鄰一直保持警惕,很早發出疫情警報,除了封關及時,更保證人民有足夠口罩用,不是交由商家操盤,靠市場調節(筆者並非完全反對市場的功用,見下文)。香港的所謂一國兩制,處處受中共箝制和干預,加上林鄭政府唯習近平馬首是瞻,不會以維護港人福祉為大前提,政治上先天不足,在抗疫這場仗的表現自然及不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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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不上台灣者,還包括科硏軟硬實力,對現代文明社會的想像,以及對科技革新精神的擁抱。台灣抗疫成佳話,並非單單因為有神人唐鳯唐鳳自己也把功勞歸於民間社會。只要在 Google 輸入「口罩地圖」吳展瑋,便有大量這方面的分析,不贅。但單靠強大的民間社會並不足夠,我們香港也有連登 AI,也有連繫年輕人的 TG 網絡,但欠缺的是當權者對人民的尊重。其唯我獨尊的心態和政治迫害,把社會一步步推向攬炒,民間社會和政府又怎可能有良性互動,像台灣一樣把數碼原住民的特性 — 開放數據和自我完善能力 — 發揮到淋漓盡致?香港的競爭委員會連油公司的市場資料也沒法取得到,怎能奢望政府為民設想,以開放心態迎接數碼年代?

再者,香港很多人被王于漸、雷鼎鳴等主流經濟學者灌輸了多年,迷信大市場小政府,以為非此即彼,渾然不知政府、市場和民間社會三方互動,是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最可行方向。

當然,中共視民間社會如洪水猛獸,出盡方法打壓,香港人只有奉陪,甚麼良性互動,只有羡慕台灣的份。香港人做到的,極其量是今次自救抗疫那樣,花超乎尋常的力氣兩面作戰,一面應付眼前危機,一面和當權者對奕,像拉牛上市般迫政府做一個正常政府應該做的事。

香港人,實在何其辛苦,何其吃力,何其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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