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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人

2020/5/1 — 17:03

《天愈黑,星愈亮 ── 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書封,底圖來源:Jake Weirick on Unsplash

《天愈黑,星愈亮 ── 反修例運動的人和事》書封,底圖來源:Jake Weirick on Unsplash

我的同事區家麟,幾個月前忽然煞有介事召我入他的辦公室,神色凝重。我嚇一跳,跟他一起工作幾年,天掉下來他當被子蓋,甚麼事他會這麼緊張?

我站在他那個背面大窗可以看到大埔慈山寺觀音象的房間裡,他的房間如其人,不花巧,只有少量綠色植物,一些從遙遠國度帶回來的原木紀念品,滿櫃子的書,他好像從不拉窗簾,一年四季永遠不開冷氣,只開窗通風。

他從寫字枱上抑起頭來,眉頭深鎖着說:「我想跟你說,你一定要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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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噗哧地笑了出來,心想,這麼短的一句句子,幹嗎在走廊不說,為甚麼不用電腦短訊交代,要面見交代?我還以為他要告訴我關於他又或者辦公室裡甚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區家麟就是這樣,表面上很冷靜,生活小節他從不上心,只關心社會上的事,關心記者可以紀錄真相的事。他以前跟我說,辭去電視台工作去讀博士學位,不是為前途或生計,一心只想研究一個課題,一個關於傳媒機構如何審查的命題,他做了,也把成果出了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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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他出書的樣子,幾年前,我和他一起帶遊學團去布拉格,他去到那裡也抱着電腦,連坐長途車從捷克到德國,搖搖晃晃的車子裡,他也是抱着電腦,他說要出一本書,要把他寫完,那就是後來的《二十度陰影下的自由》。

關於出書,他經驗比我豐富,他好像先行者,我只能跌跌碰碰地跟隨。

說回那個大背光的房間,他說完那句叫我出書的話之後,我有點佻皮地顧左右而言他,反問他:「你也寫了很多反修例的文章,夠出書了,幹嗎你不出?」他又一貫地欲言又止,推說會和別人合輯:「我唔同,你嗰系列的文章,完整好多。」

是嗎?我也不知道,或者當局者迷,在反修例運動前線採訪的記者何其多,特別是攝影記者,要有多優秀有多優秀,我經常處於一種自我懷疑。

自九月已有人提議叫我出書,那時運動才剛開始。後來不少前輩也以這種區家麟口吻勸喻:「蕙芸你要不要出書?快一點出!」他們的語氣好像是,遲一點,書就會出不了;但那邊廂,運動還在發展,一場沒有臉孔沒有大台的運動,誰敢說,自己的紀錄是權威?

更多時候是,採訪的時間已把我的生命最後一滴精力榨乾了,「出書的事,遲一點再說吧。」我完全沒有多餘精力去想這件事。

說回區家麟,他應該是在我採訪反修例運動中,其中一個相當了解我的人。我們不時在現場碰面,他素服一道,從不穿反光衣走在前線,走在和理非之中,通常我們遇見,在開打之前。我們交換了一兩句,互相訕笑一下。

更多時候,是大戰翌日或當日,我們回中大一起講課,我總是唉聲嘆氣,談一點在前線看到的事,他有時會建議我要寫甚麼題目。好像十一月警察把催淚彈射入維園,整日有太多事發生,他一槌定音:「維園值得寫!」就這樣,我才回家去毃鍵盤。

對於一個孤獨的採訪者,思緒難免混亂,多幾個腦袋幫手清晰地建議一下,十分重要。

在警察攻入中大那一夜,我全身中了藍水回到辦公室,洗身寫完文章小休,天剛亮,從房間走出來,我第一個碰到就是區家麟,他枱面擺了一堆杯麵餅乾,慷慨讓我拿去充饑,我們你眼望我眼,沒有甚麼對話,我跟他說要買甚麼物資,他也苦惱如何去做,車子全塞了,要爬山才可以出進出。但 11 月 13 號那個早上,中大山頂我們交換的眼神,勝過萬語千言。

大戰落幕之後,有一次在中大偶爾碰到小思老師,他坐在同事開的車子駛經中大校園,我上前打招呼。八十多歲甚少出關的老師,在大戰之後看到我,第一次捉着我的手關愛地問:「中了藍水之後怎樣?沒事吧?」我差點要流出眼淚。小思老師也建議我出書,語氣罕有地有力:「要出,快點出,把書發送到越遠越好。」又一位前輩鼓勵着我。

可是,整個 12 月,我自己情緒也進入低潮,雖然繼續採訪,整個人像掏空了,有時睡覺要睡十幾個小時也不願起牀,好像要補眠之前虛耗的精力,人靜下來,一幕一幕衝突還在腦海裡重播,一些眼神一些話語,想起來心頭就升起憤怒。

去年底,突破的編輯找我出來去咖啡館,說要準備出書,我還像一個行屍走肉的亡魂一樣,不住嘆氣,眼神空洞。總之,沒有工作的動力。一想起出書的工序之多,就頭疼。

沒想過,一月尾,肺炎疫情來襲,從天而降的 stay at home 時間。那些時間,剛好讓我靜下來,把照片短片及文章一篇又一篇重溫,校對,編訂,增補,書開始有結構和脈絡了。然後,邀請前輩友好寫序。

幾星期前,終於收到一篇又一篇的序。我不是第一次出書,但這次就是不同,這幾位友好,好像比我更緊張。

在出書這個世界,寫序的友人未必能抽空看畢作品,這是人之常情,但令我震驚的是,好幾位友人,竟然抽出寶貴時間,把這本廿萬字的書,從頭讀到尾。

劇作家莊梅岩要求我把幾吋厚的實體書稿送上,我親身速遞,她有點不好意思,我回答:「怎會不好意思?我多謝也來不及!證明妳會看!」看完,序送上,她還約會我飲茶談足一個下午。

剛出獄的陳健民,跟家人相聚的時間也未有,就要馬不停蹄開動,細讀每一篇過去大半年發生的事。要讓他從牢獄中出來,就要讀我那些有血有淚的文字,實在是太過不近人情。

還有周保松教授,他是最早一位催促我出書的前輩,感謝他的鼓勵。

遠在台灣的獨立網媒《報導者》的同業李雪莉、何榮幸兩位,難得是港台連線的互相支援。雪莉在去年和同事從台灣飛過來,親身到中大跟我談過,又到過現場吃催淚彈,她明白我們經歷過甚麼;榮幸是我敬重的新聞界前輩,他沉實穩重,我們甚少談話。但看他替我寫的序,好像從文字裡已經觸摸透身為一個記者的痛苦、狂喜和掙扎,那種隔空他也看透我心意的厲害,讓我震驚。

最後要感謝的是突破出版社。坦白說,不只一間出版社接觸過我,而此書能夠在香港出版的意義十分重大。編輯小姐是很有衝勁的年輕人,難得她對着那麼多執着的我,依然任勞任怨。而在香港,出版空間和新聞自由一樣,受到各種威脅,能夠與同路人一起完成這本書,是美事。

我們還有同路人,我們並不獨單。雖然天很黑,但星還是閃閃發亮。

當然,同路的,還包括運動裡,每一個香港人。

《天愈黑,星愈亮》正接受預訂,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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