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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四相關的小故事

2020/6/5 — 12:31

2019 年 12 月 25 日,警方在上海街一帶佈防。(立場新聞圖片)

2019 年 12 月 25 日,警方在上海街一帶佈防。(立場新聞圖片)

【文:沉揚】

(一)

她不但好看,而且特別。分明是地道的義大利人,淺黃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卻近亞洲人面孔,圓臉,鼻子不高,沒歐美人常見的深眼窩。大概是彼此的應酬太多,那次會議上我們只是簡單地交換了電話號碼便匆匆告別。這之後,她偶爾給我電話,只是問候。她是在羅馬的一家報紙的記者,法語流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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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 2000 年前後的一個春天,她給我的電話多了起來,說蘇蓮托五月會有一個大型民間節日,希望我能去並演講,她安排行程。帕瓦羅蒂的蘇蓮托,那可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我當然高興,每次放下電話都哼著「重歸蘇蓮托」。

她開車在那不勒斯車站接我,法式貼面吻,熱烈的擁抱...我貪婪地看著維蘇威火山和藍色的海,似乎瞬間就到了蘇蓮托海灘大道。晚上,她帶我去海邊的酒吧,落座閒聊了兩句後她看著海說:「真高興你能來這兒,這對我很重要。」我瞬間一陣興奮、緊張:在美麗的海灘美麗的夜,聽著一位美麗的女人美麗的愛的宣言,太,太夢幻...也是這瞬間,我敏感到她眼神中的一絲悲哀,我立馬正襟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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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見到你時,難以置信。那年的五月,我們每天看電視,看著你們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然後是開槍、坦克...那麼近又那麼遙遠,可你現在就在我身邊!」 此時,我已經知道,差不多是熟悉了這種類似親情的情感。第一次遇到它是 89 年底在瑞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家,當時近十來位年青人親熱地圍著我,來自安徽的同學作了同樣的感嘆:差不多兩個月,你們在北京遊行,我們在斯德哥爾摩吶喊聲援。開槍後我們多麼擔心、掛念你們...現在,你就在這,我們家,好不真實!另一次是在義大利北部小城Cuneo,70 多歲的老神父,他當時是都靈、米蘭一帶唯一的一位還活著的二戰期間的抗德游擊隊戰士,他第一次請我到他的城市時,一到我就察覺他的眼光像極了我父親,總是在打量著我。告別前在一次只有我和他的餐桌上他說:「你的到來對我們真的很重要。Cuneo 的居民只有三、四萬,可 89 年聲援你們中國人的遊行集會,每次都幾千人,歷史上從沒見過。現在,他們欽佩、愛的勇敢的中國人來到這裡,來到他們的城市,許多人很感動。所以你看,你每次演講會堂都滿滿。」

應該說,面對這陌生的親情,我始終是有僵硬、尷尬,因為情感反差太大。至少是我自己,不但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而且仍然有面對坦克、槍聲、追捕時的驚恐及對自己的驚恐的煩惱、輕蔑;還有當時應該這樣不該那樣之類的反思、遺憾和內疚......

她繼續說:「你知道嗎?我那時是義大利共產黨黨員,6 月 4 號開槍後,意共四百名青年黨員在中國大使館前絕食十天,有幾個最後還拒絕喝水......我那時懷孕,開始也絕食絕水,後來被其他的同志阻止,勸了下來。好幾個年青的同志因為絕食絕水落下疾病,可能是終生疾病。」說到這裡,她淚水盈眶,我震驚,目瞪口呆。四百位年青的意大利共產黨員為中國的年青人絕食十天......

「因為你們,因為屠殺,歷史這麼久遠、這麼強大的義大利共產黨解體了,它分裂成兩部分,多數成為左派民主黨。因為意共和中共友好,又是同一個名稱。你們改變了義大利的政治。梵蒂岡的神父們也上街,到中國大使館前遊行抗議,歷史上的第一次。」

我兒童時代就聽說的義大利共產黨,葛蘭西、陶里亞蒂的黨,因為我們而解體?五分鐘不到,兩震撼。

今天,人們經常談中國人在海外、在世界的處境,談歧視、溝通的困難,指望「祖國強大」後個體能受到尊重......他們很難想像或忘記了,華人、中國留學生90年代在世界如何被人們,尤其是歐美人尊敬、崇拜。那時和不同的留學生朋友一道,應邀在法國、歐洲參加無數關於中國歷史、文化和社會、政治的研討會,每次介紹中國人,留學生代表,掌聲最熱烈。一位法國人告訴我和留學生翻譯:天安門讓我重新看你們中國文化和歷史。過去,說中國文化、中國人和我們怎麼怎麼不同,中國人害羞含蓄、不愛表達、和我們想的完全不同...現在,看了兩個月的電視覺得那都不可信。你們的勇敢、智慧,還有個性,我,我們還真比不上。

(二)

90 年代末的一天,應邀出席了波蘭團結工會地七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後,和團結工會國際部的負責人安娜喝咖啡。我仍然在驚訝中,因為在開幕式上親眼目睹我崇拜的瓦文薩的狼狽。他上台致詞時,近千人的代表,鼓掌的不超過三、五人。而在此之前,我經受了代表們的熱情:大會主席介紹各國的代表,說我來自中國,因為 1989 年流亡時,全場起立,鼓掌時間之長,實在讓我手足無措......於是我問安娜,為什麼會這樣?

安娜說了瓦文薩當上總統後的固執、專斷後笑著說,「你大概不知道,你們,中國的大學生將我們團結工會最重要的節日拿走了。」看著我犯暈狀她繼續:「波蘭第一次大選在 1989 年 6 月 4 日公布選舉結果。當時所以人都知道團結工會大贏,早早就作了盛大節日的準備,這可是波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6 月 4 號早上,我們拿著各種橫幅、旗幟去總部,在路上開著收音機、大喇叭聽選舉結果。最後廣播響了,第一條新聞居然不是選舉結果,而是解放軍的坦克開進了天安門廣場!於是,遊行隊伍,所有的人一個大轉身,去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抗議。所以,那天全世界都抗議,但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前的人是最多,抗議規模最大。波蘭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就是 6 月 4 日!」

後來我將這個故事說給朋友。他說:前不久遇見了原東德外交部的官員,他說了天安門事件對德國的重要。1989 年秋天東德的大學生和民眾開始走向街頭時,許多人高喊:中國的年青人都在抵抗,我們更不能沈默!東德執政黨政治局有人,特別是總書記昂納克讚賞天安門的鎮壓並想採取強硬措施,但大多數政治局成員堅決反對。他們都看過了天安門的錄像,表示寧可失去權力也不能如此犯罪。

(三)

警察制定並實行從小街大包抄的戰術後,彌敦道就不像過去那樣進退自如了。於是和香港的幾位藝術家隱入上海街的一家餐館,也是吃飯的時候了。我輪番盯著他們個性迥異的面孔,突然無理由地想起了天安門,於是對身邊的藝術家說:靠,你們,數十萬人叫喊平反三十多年了。這 6.4 不但沒平反,他們更牛逼哄哄,更理直氣壯了。而你們,反倒可能加入你們一直呼救的犧牲者的行列......世道之荒誕,人生之不平,莫過如此!

他狠狠地盯我一眼,一聲不吭,然後看著遠處,目光仍然兇狠。另一位藝術家喝著悶酒,猛地拍桌,放聲大哭。

那一刻在想:那個伴隨百萬人痛哭失聲的歷史記憶,已經是他們群體身份認同的一部分。現在,權力企圖使「香港人」消失,他們在承受人們所說的「人格解體」的大痛。可這痛在發生化學變化,終可氤氳成震驚世界的大力。

而在中國大陸,沒幾個人知道、理解這個痛,他們是香港人的外人,因為他們首先是自己的歷史的外人。

原文刊於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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