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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2020/7/9 — 22:53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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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 Lucy 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 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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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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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 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 Lucy 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 2014 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 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 Sally 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 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 反問道。

Sally 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 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 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 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 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 Lucy 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 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 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 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 Lucy 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 Protestors 這個字更精確。

Lucy 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 和 Sally 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 50 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 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盂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 和 Sally 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 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 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 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像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 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 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 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 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 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 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 和 Sally 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 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 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 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 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 Lucy 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 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 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 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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