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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投票

2019/11/24 —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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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逆光】

2019年11月,香港烽火連天,催淚彈的化學遺害未明、連在街上行走也可以是罪名,卻有一群在台灣工作或讀書的港人決定回家去--只為了在區議會選舉中投下一票。

「十萬隻蟻去咬政府十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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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a(化名)大學本科在香港就讀社會學,後來到台灣升讀碩士,畢業後留在當地的人權組織工作,至今已十多年,期間有定期回港。當年她之所以決定到台灣工作,是因為台灣較香港更有多元發展的空間。她拒絕走在香港那條定型化了的、只能在制度內「往上爬」的路線上。「我小學中學時的成績還算不俗,曾經拿過獎學金。那時我很信奉精英主義,參加很多課外活動,努力讀書,覺得自己要出人頭地。」曾經她很想成為一名教師,因為收入穩定、社經地位也不錯;然而因為社會學的訓練,讓她開始質疑「教師」此職業的工作內容,在制度下對學生真的好嗎?

大學時她閱讀了1970年代美國著名電台主持人Studs Terkel所撰寫的、關於不同職業人們的書《Working: People Talk About What They Do All Day and How They Feel About What They Do 》,其中她選讀了自己曾經的夢想職業「教師」那一章。「我閱讀了一次之後,上課時報告基本上就是覆述那名受訪老師的說話,沒加任何自己的感想,想不到竟然被教授說我迂腐。我非常不服氣,一開始想『受訪教師不是已經全說了嗎,我的報告有甚麼問題』。我因為好勝,回去再閱讀多幾次,好像真的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角度。到下一節課上再報告時,我忍不住哭了--我終於承認自己之前原來沒站在學生的角度出發。如果換位思考,我是在那教師形容下的學生的話,我並不喜歡這種教育制度,我覺得那些學生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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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眼淚,是因為覺醒到自己以前原來不懂得批判性思考,沒有敏感到制度及角色下的權力關係。後來到台灣就讀研究所時,系上的課程進一步讓她反思香港的社會結構、及和自己的關係。當意識到制度有問題後,她還要繼續成為制度裡的一顆螺絲、繼續走在以前那條信奉「精英主義」的道路上嗎?

「覺醒」以後,她覺得繼續在香港生活很痛苦。她抗拒在制度中「往上爬」,但不往上爬卻只能「掉隊」、被社會淘汰。碩一那年暑假回港時,Tina已深感自己和其他舊同學的差異、也深陷於與父母的張力之中。「碩一暑假回港時,發現同學們都在討論儲錢買樓、如何升職;反而沒我那麼開放、去思考多些不同的可能性。」同時父母其實也不太支持她讀碩士的決定,父親更開始安排她和一名40多歲的醫生兒子相親。「媽媽跟我說,我作為一個女性已經讀了很多書,女人還是要嫁人找個好歸宿。」「碩二那年,我就知道我想在台灣找工作,繼續長期待在香港,我怕我會自殺。在台灣,你有多些空間及自由可以選擇不一樣的路;起碼你能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推著走。」

自此她與香港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Tina曾經為了自己和香港的關係感到很混亂,「研究所的老師曾形容我就像一顆蒲公英,隨風飄落,降落在哪裏就是哪裏。」但她對於無根這回事愈來愈釋懷。「我是一個習慣了移動的人,我會形容根就在自己身上。」既然對香港不算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那為甚麼堅持回去投票呢?「因為我想對有心改善社會的人表達支持,這和根是否在香港沒有關係。」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她也是特地購買機票回港,為朱凱廸投下一票。「當年他是唯一一個政綱裡有提及環保的候選人,而他一路在菜園村及反高鐵的表現及所倡議的保育理念等,我都非常認同及支持。」認同保育,是因為她認為人和土地不能分割,而香港的所有資源過分傾側經濟發展,扼殺了其他可能性。至於這一次區議會選舉,天娜認為有值得她支持的候選人,亦決定回港投票。「在香港嘗試多元事物的空間愈來愈少,難得仍有有心人願意貢獻,在能力範圍內怎樣也要支持。這次我回去欲投票的這名候選人,我留意到他過去四年真的有在社區貢獻,而不只是一個政客。好像某次颱風吹毀了地區的設施,從而揭發該設施有偷工減料,他鍥而不捨地跟進,反映他真正關心民生小事。」Tina希望自己的一票能幫助到有心人在未來幾年繼續為社區工作的同時,能有穩定的收入、能有資源租用辦公室及聘請助理;而有心人能勝出選舉這件事,能成為其他後起之秀的楷模及鼓勵。回家投票此舉,與其說是對出生地有感情,不如說是對所有善良的人有情,在崩壞的世代更想要嘉許正直之人。

是次區選適逢反送中運動,Tina認為別具意義:「是一個途徑,向政府表達民意,告訴它『我們受夠了!』。」雖然她也明白區議會在重大政策上沒有太大影響力,但她仍堅持回去「咬政府一口」:「如果只有我這一票的話,就好像有一隻蟻咬了政府一口;但如果有十萬張反對建制派的票,就是有十萬隻蟻咬了十萬口。讓政府渾身不舒服也好,我們就是要它知道你真的有問題。」

這場運動雖然增加了她的擔憂,但同時弔詭地堅定了她要回港投票的決心--因為她自問比較前線抗爭者,其付出已算不上是甚麼。她笑言會在上機前預先寫好「不自殺聲明」,這玩笑,笑中有淚。

「怯,你就輸一世」

阿偉(化名)今年37歲,同樣是在香港出生成長,至大概廿歲來台升讀大學,畢業後留台工作,一晃眼就是十多年。「當年我在港考會考,成績不好,自知應未能升讀香港的大學,就過來台灣唸僑生先修班,再在當地升讀大學。」唸到大學三年級左右,他暑假回港和中學同學聊天時,感到自己已跟不上香港人急促的節奏,又覺得台灣是一個相對可以談論空間和理想的地方,便決定在大學畢業後留台工作。

自2014年傘運後,阿偉愈來愈重視香港的選舉,開始特別安排時間,確保自己身在香港能參與投票。「傘運爆發後,我驚覺香港人變得不一樣了,多了很多支持小店的活動,對經濟和生活有了不一樣的想像,變得更能夠互助互愛。」支持小店的原因是鼓勵多元創業,讓人們毋須只有單一的生涯規劃、只能替大財團打工。

是次選舉適逢反送中運動,阿偉認為是一個全民公投的機會去反映民意。「這次的選舉比起以往更需要贏,告訴政府及建制派我們對它投下不信任的一票。」他認為贏的意思是指,在每一區泛民主派均拿到過半議席,即是能重奪每一個區議會的議決主權。為甚麼反對政府及建制派?「自2014年起,政府都沒回應過人民的需求,許多大白象工程及荒謬政策如三跑、高鐵撥款、明日大嶼等才會通過,而且相關官員還不用問責。在台灣哪可能這樣?那些官員一早下台了。而民生醫療等福利卻不見改善、屋邨商場內的小店買少見少。」

是次回港,阿偉還順道幫忙運送一些保護性物資。筆者曾問阿偉,真的可以寫下你幫忙運送物資嗎?你不害怕嗎?他回答:「我做的每一件事都問心無愧。香港政府就是要你怕了,那我們更不應怕。」他在回答筆者的時候處之泰然,但在臨離台回港前的社交平台上表示,這次回香港投票其實還是有很多擔心。然而他仍然決定要回去和家鄉同行,「害怕,我們不只輸一輩子,連下一代的未來也會輸掉!」

少年少女十八時:珍惜人生第一次投票的機會

除了上述兩位在職人士,現時台灣還有不少香港留學生,這個周末特意飛回香港投票。阿德(化名)今年18歲,現正在台灣就讀大一,他認為這次選舉非常重要,希望能投給民主派一票,用選票表達反送中運動中對抗政府的民意。「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可投票,非常期待及珍惜這次機會。」其父母擔心他回港的安危,一度勸他不要回來:「現在警察濫暴,只是落街吃飯也可以被拘捕,說你非法集結。」

但阿德仍堅持回港投票:「難得仍有選舉。」他害怕以後想投也投不了,政府會不會有一天取消選舉呢?在這世代,誰也說不準。他只擔心選舉會取消或延期,特地回去而撲空,「但如果政府真的敢取消選舉的話,更會讓人民覺得政府有問題,只會激發我們反抗。」

由在台香港學生組成的「香港邊城青年」,因有見在台港生欲買機票回港投票卻有經濟困難,遂於11月15日發起「邊青和你飛」計劃,補助每名申請人2000元新台幣(約510港元);計劃於短短4日間已獲100名學生報名嚮應,甚至供不應求。「香港邊城青年」發言人Justine(化名)表示,區議會選舉是香港目前唯一一個全民直選的選舉,因此大家都很珍惜投票的機會。

反送中運動激發了不少人的焦慮,大家都希望出一分力,否則就被內疚感和無力感所吞噬。是次區議會選舉給了暫居台灣港人一個機會,藉回港投票與家鄉同行,「比起前線抗爭者,我們的付出實在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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