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國安法下的天朝神學與(後)殖民天主教會

2020/9/11 — 15:24

一、

早在國安法通過實施之前,官媒報導中聯辦召開「涉港國安立法香港宗教界領袖座談會」,與超過 50 位本地宗教領袖會面。(註一)其中有 21 名宗教領袖代表在會上發言,表達對國安立法的理解與支持,並指「宗教界作為香港社會的重要一員,將結合宗教教義,配合國安立法在港宣傳和實施,繼續為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到八月,天主教教育事務主教代表發通告給全港天主教中、小學的校監和校長,提出要「防範校園政治化,不讓校園成為任何人單方宣傳政治訊息,或表達政治立場或訴求的場所」;亦要「促使學生正確認識已分別由今年七月一日及六月十二日起實施的《港區國安法》及《國歌條例》,提高學生對國家安全和守法的意識,能認識和尊重國旗、國徽及國歌,以及依循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培育他們對國民身份認同的正確觀念。」(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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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後,教育事務主教代表再次發出一份「關於教區學校新學年開課的備忘」,重申要「重學校應提高學生守法的意識,增進他們對國家的認識,並依循天主教的社會訓導,培育他們成為良好的國民及公民」(註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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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辦學團體積極回應國家的邀請,震驚不少信徒,紛紛在社交媒體回應,同時令筆者想起一件往事。

2018 年,筆者在羅馬參與一個由宗座額我略大學和香港原道交流學會合辦的「基督宗教在中國社會」研討會。原道交流學會的負責人是時任香港教區副主教的蔡惠民神父,前教區主教、當今香港教區的宗座署理湯漢樞機亦有赴會。同時,梵蒂岡外交部長 Paul Richard Gallagher、當時的教廷駐港代表和一位中國大陸的合法主教亦有出席會議,令會議添上一層外交色彩。

在兩日的會議,不少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引用漢語神學家的觀點,嘗試建構宗教「中國化」及其政治視野的論述資源,到最終就是為了適應、正常化中共管理宗教的做法。這群學者積極建構一套神學思想以正當化「中國化」,基督宗教要服從中共的政治領導,以思想論述,為三自愛國教會和中共管治宗教的手法提供正當性和教義上的合法性。這些神學家的理論,固然令人嘆為觀止,但重點是他們的立論均不離開官方治理宗教的主旨,即在2016年12月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和中國主教團發表的《推進我國天主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五年工作規劃(2018-2022)》。

該文件指出,天主教中國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在教會內提升對堅持我國天主教中國化方向的認知和認同,推進我國天主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內涵則包括「堅持我國天主教中國化方向,須在政治上自覺認同。 熱愛祖國,服從國家政權,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和義務。 政治上認同,核心是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維護憲法法律權威、社會民族團結、祖國統一」以及「加強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弘揚教會道德、訓導中與社會主義道德和法治相契合的內容」(註四)。

這套將宗教教義結合服從政治主權的思想,承接近年大陸政治思想擁抱新國家主義(neo-statism)、以大清帝國治理模式為參照的「天朝主義」視野,可稱之為「天朝神學」。

當我們比對大陸的天朝神學,和香港教區學校強調要結合天主教倫理和社會訓導去提高學生對國家安全和守法的意識、培育國民身份認同的正確觀念時,不難發現,其方法同樣是透過教義,為國民身分和港版國安法建立正當性與合法性。

三、

對於天主教會的領導層來說,這做法似乎是必須的。只有這樣做,才可以維持教會和政府的「良好關係」。

自殖民年代起,教會憑藉政府的許可和提供便利資源,在香港興辦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補足了本來應由政府承擔的社服和教育功能,成為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緩衝。可以說,香港的天主教會是殖民政府的共謀,甚至是殖民主義的一環。保持這套政教關係,前提就是要教會減少批評政府,才能獲得更多傳教的資源。儘管教會內亦有積極的社會行動單位,但它們只是「核心的外圍」和「核心外圍的外圍」,無法影響教會領導的決策。反而是教會領導層「管束」的對象。

當我們比較其他國家的天主教會,比如活在非民主政體下的菲律賓、南韓和波蘭的教會,會看到它們的信徒和牧者在推動民主化、保障宗教自由、保護抗爭者的歷史之中均為人所稱道;國安法實施後,亞洲主教團協會主席貌波樞機兩次呼籲全球基督徒為香港和中國祈禱。他指「國安法本身無可厚非。每個國家都有權立法,以保障國家自身的安全,但立法的過程也應均衡地保護人權、人性尊嚴以及基本自由」;他亦憂慮國安法對「顛覆」、「分裂」及「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的空泛定義,可能會令教會的教理講授被審查、燭光守夜祈禱被控罪,以及舉行禮儀的地方被視為提供抗議者庇護或援助的場所(註五)。

然而,在香港的湯漢樞機,對國安法公開抱持樂觀的態度,在六月向媒體表示國安立法「是可以理解」,並「相信國安法不會影響宗教自由」、「香港教區與梵蒂岡的聯繫,應視為內部事務」、「事實上中梵已有友好交往,且我們教會所著重的是靈性及教友牧養」(註六)。但在國安法實施後, 湯樞機一方面發信予神職人員,明言講道不得傳達講道者對某社會或政治的見解(註七),另一方面又叫停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在報章刊登「為香港頒布國家安法後的民主發展祈禱」的祈禱文,表明不贊同禱文內容(註八)。這些舉措除了被視為寒蟬效應的延伸,也可能是為中國政府和梵蒂岡簽署新一輪秘密協議鋪路。

四、

教會的教義,當然有一套對社會政治的見解,比如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優先關愛貧窮人」原則,就要求教會與受壓迫的、在經濟、政治權利和心靈上貧窮的人為伍;一份世界主教會議的文件亦明言,「假若教會看來與富有的和有權勢的人連成一氣,她的公信力便會減少」(註九)。

在國安法的新常態下,教會要適應的,不應只聚焦如何回應政權的要求以保存「地上的王國」,更重要的,是在昏暗的時代,為渴望光明的人提供指路明燈,讓人經驗到「地上的天國」。畢竟,宗教生活不能與公共生活分開,否則宗教就如馬克思所講,是人民的鴉片了。

 

註一:《大公報》〈中聯辦召開「涉港國安立法香港宗教界領袖座談會」〉 。
註二:《公教報》〈天主教教育事務處通告校監校長 回應教育局重建校園生活呼籲〉
註三:天主教信友平台:子路〈請不要將天主教學校推下火坑!〉
註四:Chinese Law Translate〈推進我國天主教堅持中國化方向五年工作規劃(2018 – 2022)〉
註五:鹽與光〈亞洲主教團協會主席樞機貌波呼籲各界為香港祈禱〉
註六:《公教報》〈湯漢樞機談國安法 著重教會合一與牧養〉
註七:天主教信友平台
註八: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註九:1971 年世界主教會議《世界的公義》第 47 段

原刊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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