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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法力無邊 《基本法》走向邊緣

2020/7/4 — 10:15

《港版國安法》橫空出世,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卻可凌駕《基本法》之上,使香港的法制和人權保障頓時掉進陌生的世界。

《國安法》令人訝異之處,除了隱秘立法,實施時才公布條文,更在於行政機關握有不受制約的權力。同刑事案件相比,行政機關在執法、宣傳、檢控、司法等方面,都有更大公權力。制度上,除了特區當局創設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又在警務處成立國家安全部門,法律亦規定由北京在港設置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而前兩者的開支及人手編制,由行政長官批核即可,無須立法會審批。

職責上,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工作,還涉及「採取必要措施」,加強對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的「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這些工作涉及甚麼並不明確,會否影響辦學自主、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亦欠制度約束,因為該委員會的工作,有異於其他公共機構,信息不予公開,其決定(如監聽疑人)亦不容司法覆核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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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方面,行政長官可直接委任法官專門審理國安案件,任期一年,委任者當然可按其表現決定是否續任,而任期之內,亦可因言行不妥當而被取銷資格。同時,法院審理規則有變,一是可免除陪審員制度,二是申請保釋提高門檻,須由控方證明被告保釋期間有可能繼續犯案,而拒絕保釋,變成辯方證明被告不可能犯案,才能批准保釋。

加上在審訊過程中,某些行為是否涉及國家安全,某些證據是否涉及國家機密,法庭不能自行研判,須由行政長官證明,而其證供將直接影響被告罪名是否成立(如叫「林鄭下台」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報道特首辦向中央提交的抗疫工作報告是否洩露國家機密)。最後是釋法權,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把關。整個審訊程序,由國安法官、特首證供到法律解釋,都跟控方有關,如今可以不用迴避利益衝突,跟現行法制有天淵之別,大家又怎會不驚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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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問題多端,不少輿論已經指出,這裡不贅,上面主要指出,此法是打破《基本法》的限制,授權執政者大量不受約束的權力,在原定以普通法為本的《基本法》框架之外,另設一個《國安法》框架,令香港的法制若非有平行時空,也是二元並存。

表面看,只要不掉進《國安法》框架內,避免國家安全單位的招呼,市民依舊享有普通法制度的保護,因此即使《國安法》抵觸現行香港法治制度,但若影響者不多,大多數人仍可生活如常。問題是,該法涉及的四項罪名含義廣泛,可以牽連甚大,如「分裂國家」可以不涉及武力或武力威脅(如揮動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標語)、「顛覆政府」目的可以不是推翻政府(如群眾非法集會阻撓立法會通過法律)、「恐怖活動」可以是以非法活動(如破壞交通燈)實現政治目的、「勾結外國勢力」可以是向外國提供國家機密(如記者報道一些獨家新聞)等等。結果現時屬無罪的便跌落法網,另一些本可由《公安條例》或《刑事罪行條例》檢控的,都變成破壞國家安全的大罪人。

若可選擇以「國家安全」框架或一般框架去對付違規行為,當局自然偏向選擇前者,因為調查權力大而約束少,無須向公眾交代,而成功起訴機會又高,兼且免受獨立機構監管。加上《基本法》不能制約《國安法》,發展下去,「國家安全」框架成為管治香港的常用手法,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亦會坐大,成為統治重心。到時主政者不單針對反對者,更會密切留意同陣營的政敵,掌握他們的情報,從而消除來自內部的威脅,但亦會挑起內部矛盾,香港的政治局面亦將加添不穩定的變數。

 

原刊於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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