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國歌法立法必須兼顧人權和自由不受侵犯

2020/6/4 — 13:26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 6 月 3 日立法會全體委員會會議上就辯論《國歌條例草案》所準備的發言稿。)

今天(6 月 3 日)立法會繼續審議《國歌條例草案》,相信明天便要投票。我必須表明態度,我們應該尊重國歌。問題是現時提交的《條例草案》條文,內容上有沒有不恰當地限制市民的人權和自由,定義上是不是過於抽象模糊,而最重要的是執法上,會不會讓執法機構濫權濫告呢?

我們現在看到的《國歌條例草案》,其實與內地《國歌法》篇幅相若,內地《國歌法》有 16 條文,我們的《條例草案》則有 14 條條文及 3 個附表。政府當初向立法會提交的《參考資料摘要》中表示「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以及香港的實際情況」,「建議以本地立法形式而非公布形式在香港特區實施《國歌法》」,因此才有我們現在審議的《國歌條例草案》。相對現在由人大常委越過香港立法會的審議過程,直接頒布《國安法》在香港生效,《國歌條例草案》的立法形式來得相對小心和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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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條《國歌法》在去年審議時,並不算有極大爭議,固然有人十分反對,但也未至於引起民意的激烈反彈;儘管當時法案委員會主席廖長江議員以密集式開會加速審議,務求法案能夠盡快得到通過,但由於特區政府忽然把一條更具爭議、諮詢不足,未經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逃犯(修訂)條例》打尖處理,結果引起一連串社會衝突,最終導致《國歌法》去到現在才能審議。

來到這個時間,社會氣氛已經大變,連主責官員也由聶德權變成曾國衛。由強推《逃犯(修訂(條例》而導致廣大市民對政府、中央政府以至警隊的嚴重不滿及不信任,再加上全國人大強推《國安法》,連帶這條《國歌法》也被市民認定是箝制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惡法。這兩星期在立法會外面:重重包圍的水馬、大型鋼板、3,500 名防暴,連進入立法會和附近商廈都需要重重關卡,上星期警方還拘捕了 360 多名市民,更讓外面的市民的覺得,特區政府推行政策,是不打算與民共議,只要有足夠武力防禦、只要有建制派的足夠票數,就可以強硬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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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國歌法》立法的原因

我先要糾正梁美芬議員上星期演詞中在資料上的錯誤,陸頌雄議的發言也有類似的錯誤。梁美芬議員認為,中央之所以訂立全國性的《國歌法》,原因是一部分香港市民對國歌不夠尊重,恐怕梁議員並沒有認真做好功課。

全國人大之所以訂立全國性的《國歌法》,是因為有一部分國民對國歌的知識貧乏,唱國歌有欠莊重。根據報道,由 2008 年開始,本身是解放軍軍樂團指揮家的全國政協委員于海連續十年就《國歌法》立法提案。他眼見生活中偶有不尊重國歌、濫用國歌、奏錯國歌的情況發生,例如在 2012 年,湖北大學的《中國近代史綱要》統一考試中,只有三分一考生能準確默寫國歌歌詞;又如 2013 年,有問卷調查發現,有小學生以為國歌由毛澤東作詞及貝多芬作曲;這都令他鍥而不捨,堅持提案,冀能規範國歌的使用標準。至2015年,另一位政協委員言恭達同樣有感年輕一代缺乏國家意識,故起草《關於制定國歌法的建議》,成為《國歌法》雛形。我希望梁議員弄清楚這一點,全國人大並非因為香港而製訂一個全國性法律,不要隨隨便便想當然。

國歌的曲折歷史

其次,我留意到陳志全議員就《條例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之中,其中一條是要在國歌教育中加入「國歌作詞人及作曲人的生平及死因」。這條修正案早前曾被新聞特別報道,原因就是政府認為「與『國歌的歷史』無關」而要求主席不予批准有關修正案。主席,條文與歷史怎可能無關呢?

大家都知道《義勇軍進行曲》是 1935 年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在抗日戰爭時期激勵了廣大受苦的人民。田漢和聶耳是當時政府眼中的「反對派」,田漢是在獄中作詞、聶耳寫好曲後要流亡到已侵佔長城以北的敵國日本,結果在當地意外溺死。抗日戰爭後,《義勇軍進行曲》更一度被中國政府列為禁歌,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才定為臨時國歌。

然而,去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田漢因為幾年前編寫了一套《謝瑤環》的京劇,講述一個女巡撫為民請命得罪高官而被迫害的故事而被批鬥,結果慘死獄中,死後七年還要被定性為「叛徒」,永遠開除黨籍。他死後《義勇軍進行曲》只能演奏,禁止演唱,其實際地位被《東方紅》取代。華國鋒上台後又再改詞,稱為《繼續革命的戰歌》,由我們熟悉的「起來!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改成為「前進,各民族英雄的人民!……」直至 1982 年隨著田漢得到平反才重新採用原版歌詞。

《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重重波折,以及田漢的悲慘經歷,反映了現代中國的一段不應被忘懷的歷史。因此,國歌教育是應該全面、多層次的,我相信這樣會比單一的情感灌輸,更能讓學生對《義勇軍進行曲》有更深刻的認識。

侮辱國歌定義模糊

我一直強調,國歌應該受到尊重,也應該尊重其他國家的國歌,但在立法時必須保障人權和自由不受侵犯。這兩個原則相輔相成,亦是對一國兩制的重要體現。

《條例草案》其中一個比較多爭論之處就是第 7 條有關「侮辱」的定義。

我曾經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一些例子,例如:《義勇軍進行曲》在歷史上就有四個版本,包括《風雲兒女》電影主題曲、現時的法定版本、文化大革命時期版本及華國鋒主政時的版本。若有人發布非現時《條例草案》採用的版本,是否屬於「篡改國歌歌詞或國歌曲譜」?若有人分析及批評現行國歌歌詞或曲調過時,認為應該要有更貼近時代的版本而自行編寫新歌詞或曲譜以建議中央政府採納,有關行為是否「意圖侮辱」?遺憾的是,政府只是簡單以「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作考慮」的說法來回應,條文的定義如果不夠嚴謹,會否導致執法人員的標準不一,甚至選擇性執法呢?

教育局「指示」與國歌法在校園內的運用

作為教育界的代表,我當然十分關注《國歌法》對學校的影響。根據《條例草案》第 9(1) 條:「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以使學生學習唱國歌及了解國歌的歷史及精神和奏唱國歌的禮儀。我十分關注《條例草案》中「指示」(directions)的定義、實際效力,因為過去教育局向學校傳達政策內容或一些細則安排,都是以常任秘書長名義用「通告」(circulars)形式發放,而非由局長向學校發出指示。因此,我在委員會中也花了不少時間與政府當局釐清,最終,儘管政府以口頭形式表示政府將會以「通告」形式向全港學校發出指示,但沒有明文規定,學校方面仍然擔心當局在實際執行時會出現偏差。

雖然《條例草案》有解釋「侮辱就國歌而言,指損害國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但事實上,具體而言「侮辱」包括哪些行為?哪些又可能不屬於「侮辱」的範圍?現時的定義仍然太抽象和模糊。

《條例草案》第 7 條列明「任何人如公開及故意以任何方式侮辱國歌,即屬犯罪」,因此我亦十分關注,若果在校園範圍出現懷疑或有人指稱侮辱國歌行為,教職員應該如何處理?政府當局曾回應:「學校應按校本管理精神處理在校內刻意侮辱國歌的行為。在那種情況可以自行處理,在那種情況需要報警,則與處理校內其他行為問題沒有大分別」;然而,有關答法十分模稜兩可,過去學校報警的原因大多是因為偷竊、食物中毒、打交等涉及有人身財產傷害,但疑似侮辱國歌並不涉及人身財產傷害,而且又要知道當事人的意圖,現時是否有足夠指引或準則讓教職員去作出相關判斷?

政府又指,凡「可被其他人觀察到的場合,都有可能成為公開」場合,那麼是否意味著學校畢業禮、開放日,或是露天操場上的集會都為是「公開場所」,若果有人指控有學生在這些場合侮辱國歌,屆時,學校還可以自行處理嗎?若果因為有人舉報並由警方到校調查,這些調查工作又會否為學校的日常教學工作帶來影響?

我必須強調,教育局發出怎樣的「指示」對學校的日常教學影響至深,它可以成為輔助老師教育學生的工具,亦可以成為擾亂教育工作的武器。教育局表示要待《國歌法》立法完成後才會制訂相關的「指示」,我不明白為何要等,希望政府能就我剛才代表教育提出的關注作出回應。

「國歌法立法」問卷調查數據

主席,現時實際上,學校都有教授國歌,及在學校不同場合奏唱國歌。而香港一向的習慣,學校課程是由課程發展議會的相關文件規定的,並非由法律規定,正如回歸時製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也沒有對學校在國旗教育方面作出任何規定。五月間,我向教協會員調查他們的意見,不少教師對要以立法方式要求學校教授國歌表示質疑,超過七成的教師也擔心立法後會容易誤墮法網。最後,在 2,700 多位會員之中,支持國歌法立法的合共二成二,反對的超過七成三,態度十分清晰。

結語

現在市民對政府的執法缺乏信任和信心,大抵就是市民反對立法的最大原因。本來,在正常的情況下,要大家尊重國歌,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現時對立和撕裂嚴重的香港,政府涉及政治性和意識形態的舉動,以至立法,都會受到市民的不少質疑。如果政府不正本清源,先處理好例如濫權濫告這些核心問題,又怎樣讓市民願意與政府繼續同行?林鄭月娥說,香港社會究竟係 Rule of Law 定 Rule of Fear?的確,我們都是擔心 Rule of Fear,就是害怕政府的管治是用法律來嚇怕市民,每人都成為不敢表達自由意志的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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