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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城家書」光榮冰室的歧視迷思

2020/3/6 — 16:18

光榮冰室(立場新聞圖片)

光榮冰室(立場新聞圖片)

【文:厲冰雪】

近來黎明老師「狙擊」光榮冰室之事將香港本地思潮推往了一個新高度。作為一個在文科生,一個同樣所謂的內地人,筆者一向對黎明老師的很多觀點和行動感到親近和認可。但此次,就光榮冰室一事,始終有些自己的觀點希望可以商榷,也希望這次事件能夠成為這半年香港宏偉敘事中一個美好的註腳。

題目為什麼叫「圍城家書」?半年來香港在我的內心,已經成為了家鄉。我時常說,「除了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之外,我沒有家,除了面前的香港」。就是次光榮冰室事件的探討,同樣也是探討在這個家鄉我們何以自處。何謂圍城,這半年的香港,對比外界儼然是兩個世界。在這座被苦難困擾的城市內,大家彼此相依,we stand alo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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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歸正題,光榮冰室是次是否存在「歧視」行為,黎明老師的「狙擊」有何涵義,我們需要首先了解何為「歧視」,黎明老師與光榮冰室對話的解讀,以及背後的理性/情緒寄託。

何謂「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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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本人是一個長期煙民,成天抱怨香港的控煙政策。誠然這是事實,但也可以引申出一個問題,這個社會是否歧視煙民?相信所有人的答案很明確了,不存在歧視,這是合情合理的區分對待,因為你班煙民抽煙的過程對他人產生了傷害(二手煙)。很明顯,在一個社會中不存在結果上的純粹平等對待。我們亦需要把「區分對待」(道德中性)和「歧視」(道德負面含義)本身加以區分。一定程度上,「歧視」一詞至少在語言使用中已經預設了負面含義,而區分對待沒有。

關於區分對待,有幾個大家沒有太大爭議的案例:1)政府會限制煙民在室內吸煙;2)政府會禁止剛剛外地返港人士進行獻血。其本質上受到限制的是一種行為,室內吸煙,以及初返港人士獻血,而非特定人群(煙民及初返港人士)。此類行為之所以受到區分對待,是基於公眾利益,此類行為可能會為社會其他人士帶來傷害。但從結果上來看,對行為進行區分對待必然帶來對其行為主體的限制,即對煙民和初返港人士的限制。

上述解說亦可以用下面的直觀對比所呈現:

區分對待

限制對象

限制範圍

e.g.初返港人士獻血

初返港人士的獻血行為

一定時間段內的獻血行為

歧視  

限制對象

限制範圍

e.g.美國60年代黑人社會狀態

非洲裔美國人

長時間,生活所有領域

煙民和初返港人士兩者是否可以因此申訴說,區分對待的本質亦是對他們的歧視呢?顯然不能,因為這樣的限制令並不會構成對他們道德上平等關係的傷害。如果說隨時抽煙/獻血的行為事關我們作為平等人的人類尊嚴的話,那豈不是所有人際互動都有機會被解讀成一種掣肘,一種對他人的尊嚴的侵犯嘛?

回歸到光榮冰室的案例,於最初的臉書推文,光榮冰室亦都有強調「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並有hashtag「你唔封關我封舖 」。從客觀的角度,這一段話至少可以重構為「由於港府封關不利,本店於防疫考量,暫不招待普通話人士用膳」。眾所周知,港府的隔離令是由2月8日生效的,此前面對疫情,香港完全屬於中門大開的狀態。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的初衷反而可以讓人理解到,這是基於食客及員工安全考慮,而拒絕「於特定時間(疫情時期)特定人群的消費行為」。這顯然是一種中性的區分對待,如前文所述的「針對特定行為」,而非因為你是特定對象對你進行的「長時間,生活所有領域」的針對。讓人引起遐想的,正是這一行為涉及的人群,是一個特定人群,且在當下語境中處於相當敏感的處境。筆者看來,「特定人群(普通話人士)在特定期間(疫情期間)用膳」的區分對待亦不足以構成對這一人群的平等道德關係的侵害。

我們需要承認,黎明老師所說「光榮飲食的顧客不會因為沒有人說普通話就變得更安全」1是正確的。誠然,我們需要實現有效防疫這一結果,可能還要輔以很多措施,例如有良好的衛生措施(例如旺角某間鋪頭於疫情期間將碗筷全部換成一次性碗筷)。但從邏輯上,單純以「光榮冰室暴露在疫情下的風險無法保證會減少」作為結論,並不一定能夠直接否定「於防疫考量,暫不接受普通話人士」這一行為的有效性。

當然,以黎明老師夫婦半年來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的種種表態,在此時此刻仍然可以對社會中可能(或者已經)發生的不公跡象保持警醒是令人讚嘆的。此舉讓自己直接暴露在網路壓力之下,絕非什麼「左膠」和「離地」可解釋的。黎明老師敏銳地捕捉到了當下社會潛在的歧視存在,但至少,我相信,光榮冰室的「歧視」嫌疑,並不是顯而易見的。

黎明老師與光榮冰室對話

將是次事件推到社會辯論的風頭浪尖的,則是黎明老師一行人前往光榮冰室的對話。我相信,對這次對話的解讀同樣重要。但此一對話過程的重構與解讀,主要建基於當事人的事後陳述,如有失真或主觀臆斷,還希望當事人雙方予以海涵。

由一行人的回憶可以表明,在那場對話中,一定程度上光榮冰室屬於一個被動的角色,

1.光榮冰室的老闆事先並未對此一對話的意願做出回應;

2.黎明老師亦相對隨機地決定前往文中兩間分店;

3.老闆在一行人的對話過程中並未出現;

某種意義上,對話的進展更加取決於一行人的對話方式,光榮冰室始終處於被動應對的狀態。

此外,我亦都認同一行人的對話嘗試是出於良好的意圖。魯迅說「我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恐意揣測中國人」,但不同於部分網路博主,我一向觀念是,「除了一些由裡爛到外的人,不會去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任何人」。當然,黎明老師的行為動機背後的理性/情緒寄託,我希望可以之後有機會予以探討。

回歸正題,對話的發生的兩間光榮冰室中,

下午,B分店,

「不好意思,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阿姐有點害羞地用普通話跟我們說。2

夜晚,A分店,

他突然用機械一般不自然的語氣說到「我哋唔識講普通話」。3

明眼人可以看出,A分店的對話遇到了「釘子」,尤其是相較於B分店,更加值得玩味。

留意黎明老師於A分店的遭遇,讀者可以意識到絲絲端倪。

「我們...來到了A分店吃晚餐...再加上我的先生...兩位香港代表的加入 — 他們都非常用心地以港式普通話參與討論...

原本已經作勢要寫的白衫阿姐突然頓了一下,說:「我哋只識講廣東話。」隔著口罩都可以從她的眼神中察覺出神情的變化。

可是我不會說廣東話。

咁你叫你朋友幫手翻譯。

我們都是說普通話的……」4

一桌人坐下來刻意用對方(暫時)無法接受的方式落單在很多人眼中無異於「踢館」行為。何況一桌之中尚有兩位使用非常明顯的「港式普通話」,這種行為在尋常人看來無異於「你不讓我做,我能做到但就是不做」。

何況當事人並未能提前有效表達自己的善意(基於黎明老師的回憶,一行人是鄰近收檔才表達意圖)。我們並不能指望他人在這樣的環境下,僅憑「pepe眼罩和連豬襟章」來相信一個人,畢竟當下的語境是,「捉鬼」這一詞彙已經困擾社會多時。在這樣的情勢下,兩位阿姐的反應反而情有可原,何況話事人不在。

當然,我也不會將對話僵持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一行人的刻意為之,我們可以發現在遭遇「冷板凳」之後,「就這樣無人問津了一會兒,終於發現有個年輕的小哥剛好給我們附近一桌上菜。他的眼神並沒有刻意防備的神色,甚至還有些友善。好像洪流中的人看見從岸邊伸出的一根小樹枝」5

對此一心態,很大可能,一行人雖抱著善意,但由於實踐中的複雜情況,已出現了無力應對,行為很難向著最好的對話結果有效進行。

但這亦很容易契合到之前班學者進行的「Trolley Problem」研究6: 在面臨抉擇時,「我們實際的反應」和「我們認為我們應當的反應」之間,可能是存在矛盾的。至少,我們得到一種合理假設,由於對話過程中複雜的情勢,在實踐的效果上,一行人的行為可能未能有效地向著預期方向發展。「厨房窗口交頭接耳過的人數增多」,「感覺到來往侍應們的眼光開始避開我們這桌的方向」這一系列的描述也體現到現場,至少從一行人的主觀角度,所感受到的進退失據。對話實踐不受預期計畫那樣發展顯然是有可能的。光榮冰室的對話,反而好像一場「好心之下的車禍現場」的感覺。

光榮冰室在事後的推文反而更加有意思,大前提是「亦認同新移民都會有黃絲」,但如果出現放蛇,出門左轉不送謝謝。在平機會介入此類事件後,「有心人」放蛇並非不可能,但有放蛇的可能亦不應推翻前面的大前提。這亦是,connection的一重含義所在。

註:

1. 疫情恐慌與公共話語生態:一個批判性的觀察

2. 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三之一)

3. 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三之二)

4. 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三之二)

5. 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三之二)

7. Virtual Morality: Emotion and Action in a Simulated Three-Dimensional "Trolley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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