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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維園六四晚會被禁止的今天 回顧和展望六四的詮釋史

2020/6/4 — 15:40

六四屠城 31 周年,約二十名港大學生會成員按照傳統,下午洗刷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並為死難者默哀。

六四屠城 31 周年,約二十名港大學生會成員按照傳統,下午洗刷黃克競樓平台上的國殤之柱,並為死難者默哀。

我沒有經歷過六四這段歷史,卻參與了這段歷史的詮釋史。

小時候我看見每年某個時候,司徒華就會跟對面的政客辯論歷史。一邊說六四不是屠殺,一邊就反問,殺多少人才算屠殺?中國自身論述都有轉化,他們開始敢於承認事件,但進一步申述國家做得對,中國在 89 年大亂的話,就沒有之後光榮的大國崛起。因而香港人爭論的不再是歷史本身細節本身,而是如何詮釋這段歷史。

支聯會五大綱領是「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它詮釋出來的六四是「愛國民主運動」,愛中國的運動;2010 年代前後,香港人開始遭受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和極權統治的雙重壓迫,我們開始以香港人自居,亦視中國為一定程度的敵國。一個異於中國的香港人身份,自然會產生不一樣的歷史詮釋。歷史也必然是當代史,必然與現實產生關係,因此不同時空,對同一個歷史事實自然有不同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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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香港人說的回歸,在香港人眼中是「主權移交」,乃至「二次殖民」;中國人認為香港抵抗軍日,是抗日愛國戰爭一部份,而近年大家重新挖掘和追認了英軍、加拿大兵、印度兵、華籍英兵才是主力這個事實,因而將之視為「香港保衛戰」,是太平洋戰爭的一部份,不是中國本部的抗日戰爭。

上一代人是從中華民族史觀的大傳統下出來,他們經過錢穆到金庸等文人耳濡目染、六七十年代以來「認中關社」愛國保釣等等傳統,舒服地接受了中國人身份,因此他們的六四,是中國民族框架之下的愛國運動。同期,民主黨入了中聯辦,商量了一個倒退的政改方案要我們接受,在香港自家土地的民主問題,向中國無異採取姑息和綏靖,但同時又在支聯會集會高呼道德口號,非常超現實和荒謬,大約是那時開始,我開始從中看到歷史的「詮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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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人以為、也說服別人,謂自己在晚會傳承「歷史」,其實不然,他們只是傳承自己一種必然無以為繼的世代經驗。史皆文也,純歷史不存在,只有「歷史詮釋」存在。中國人認為是一場愛國「支援」運動;然而純香港人詮釋下的六四,就只是一個認清中國政權的歷史事件,然而因為有香港本位的思考立場,這個中共罪證漸漸引發出更多令香港人感到不安的詮釋,因為六四的近世詮釋,同樣揭開了香港人自己的陰暗面。

如果中共已經出手證明自己是殺人政權,為甚麼當年大家還是收拾心情去迎接「回歸」?中共十惡不赦,本地政治界又以反共自居,但為甚麼去到政治現實又總是妥協聽話收場?中共既然殺人,去之更好,為何又要求它在位「平反」?為何在維園不斷批評中共的人,又會去幫助中國跟世界結交,去到現在美國要制裁香港,又會局部反對?既然香港主宰中國相當部份的金融能力,這就是攬炒的要害,為何反對?究竟他們是想中國倒台,還是不想?當初香港人籌錢買物資給北京學生,最後血流成河,雖然跟香港人無關,但香港人自己是否埋藏了一種不能疏理的罪惡感,並移情於維園集會稍作釋放?很多很多問題。

這些不安,都只能付諸「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面對中共」這種略嫌廉價的框架下,才能隱藏於一時,矛盾才不致顯現。一旦「以香港為本位理解六四」(任何歷史思考都會產生的自然結果),香港人自己的道德榮感、那種高等華人的安全感就會崩潰。然而下一個世代始終已生長到會思考、會關心社會,這就不可避免發現市面的六四儀軌,只是一個世代對該段歷史的詮釋,附帶著香港人自己的家國論述和世界觀,而這對新一代來說,上一個範式是一種必須衝擊和重構的東西;正如他們想重啟香港民主運動,而他們最終也成功了。

這場價值重估,完全是香港國內自家事。外國人怎麼看中國問題,他們自己有自己的位置和詮釋。然而香港就在中國旁邊,也受其直接管治,政治時間流動最快,而你可以看到西方對這件事的詮釋近三十年來基本一致,而香港卻最激烈,但外面人是不知道的,日本對香港理解就只到雨傘的那個年代;外國人怎樣看香港是一回事,同樣重要的是我們怎樣看自己。因為中國對香港人來說,意義已經完全不同;六四的意義也已經轉化。

後來餘風所及,大學生組織開始拒絕參與支聯會晚會、反對建設民主中國,是一個很明顯的範式轉變;至於網絡上對支聯會行禮如儀、蔡耀昌哭腔(忘記了說,蔡耀昌是反對香港食店不招待中國人的)等細節批評,其實沒有抓到重點。如果你認為支聯會有問題,那必然是意識形態有分歧,而不是手段有分歧。手段分歧不會大到最後要分道揚鑣,正如很多人也不沒有特別喜歡哭腔,但還是會去維園。真正導致分歧的,是世界觀分歧,上一代認為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很合理,因為他們的主體就是中國,中國就像黑洞,連時間和光線都走不出去,中國就是最後歸宿;而如果你的主體是香港,以香港利益和價值思考,便斷然不會反對制裁香港或者中國,也不會將六四事件詮釋成愛國民主運動。

如果是世界主義者,就會視六四為 20 世紀以來全世界其中一宗共產主義暴行;如果是香港本位者,就會視為中國大一統暴政的本色表現,與國民黨戒嚴打壓清洗台灣、中共清洗維吾爾西藏等等沒有分別,然而這兩種本真詮釋,都不會走向要求中國「平反六四」、期望黨內自我完善、期望外國接納中國之後中國就會慢慢走向民主自由……

真.世界主義者和香港國族主義者,必然是希望看到中國死一次,或多死幾次;而中華民族主義者,就像他們對美國制裁香港的曖昧態度。制裁當然會傷害香港人利益,然而中國要民主自由化,又何嘗不需要經歷混亂和傷害?日本和德國不也是被炸成一片焦土,並且在外國的強力監護之下,才勉強建立起非極權秩序?

中國愛國者期望中國不需付出代價,也能自己改進,這就是愛之深切的表現,也因此脫離現實,但愛的確就是超現實。也就是對未來期望震蕩癒法和自然療法之分,分出了大家對六四事件的詮釋之別。香港的思想轉向領先於世界,也就是對中國的看法急轉,這種急轉又最反映於階級和年齡最低的一群,少年是世界意識變動的寒暑表。一小撮香港人首先發現,原來自然療法並不存在,只是變成「惡人逞兇,好人沉默」,於是信仰震蕩癒法的人就慢慢增加。

震蕩癒法信仰者,對中國是如實觀,沒有愛,因此也更接近真實。

不說外國,當香港大量抗爭者都變成攬炒主義者,而他們的攬炒對象很明顯是中國,他們就很難共情於被詮釋為愛國民主運動的六四。然而他們同樣政治覺醒,甚至超過了上一代。他們可以共情死難者被極權輾壓,一如他們自身被香港極權輾壓;他們可以共情於被天安門學生送到公安手上的三君子,所以香港抗爭者堅信「不篤魁」,也不信放低身段、做和事佬可以避過鎮壓;因為共情,所以理解廣場學生的「急進」,北京學生沒有相信國家慢慢發展、讓政權自我完善的鬼話,而是今天就要改變。這種理想主義,才可能「Sell」出去、才是更接近普世維度的詮釋,而不是「愛中國」。因為當日香港人要合理化自己作為金主的道德嫌疑,抱持這種詮釋,有功利和方便元素,但這功利的代價是關上了詮釋之門,將沒做過「六四金主」的下一代人推了出去。雖然上一代民運圈不會改變,也會覺得自己的青春被否定而內心有點怨恨;但這也沒有相干,下一代人至今也有了自己的判斷和詮釋。

我參加過六四史的詮釋史,自從「政治覺醒」以後,都不參與維園六四晚會。然而今年維園晚會是被暴力禁止,這對香港人來說當然是個挫敗,一方面是「公安」和集會自由不斷收窄,一方面是香港人失去了選擇可能。當香港人真正思辯和探討這個問題,不斷價值重估、思想不斷互相衝擊,最後自己選擇去不去,論述逐漸改變,那才是香港人的勝利;當事情倒退到「香港人能否集會」,而不是之前的「怎麼看待歷史」、「怎麼看支聯會」,這是香港的悲哀,也不是「非支派」的勝利。

雖然認真考慮香港前途的人不會多,人總是情緒多於理性,體現在六四問題也是如此,心理防衛機制或者做人本質,令他們說出過好像不用對異見學生領袖客氣之類的話,但如果維園晚會就是一個大家暫時放下思考的舒適區,那中共主動將香港人踢出這個舒適區,只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擁有意志和獨立思考的人民遍地開花,拋棄代理,找回自己,在一個極須思辯的議題找回大腦肌肉,亦未嘗不能是禍兮福之所倚,可能是另一次思想行動解放的起點。

說歷史總是附帶歷史教訓。六四當然有歷史教訓,除了「中共是殺人政權」這種例牌之外,六四還是一個國際綏靖主義和中國樂觀主義的血淋淋教訓。中國去到大規模殺人,英美世界也有「國際制裁」,但很快就無以為繼,因為當時的老布殊政權、華爾街、美資等等太想要中國市場和人力,「只要對中國更好,幫中國改善經濟,中國就會變好」的庸俗民主化理論說得再多,騙人之餘也騙了自己,之後就沒有了然後。親中秩序的輸出點是美國,而香港也有人一邊痛心學生被殺,一邊做中國和世界體系的媒人,中國是完全 got away with it 的,沒人認罪和賠償,錢還賺更多。他們認為世界體系會改變中國,最終卻是中國腐化了整個秩序。

六四不只體現了中國政治的殘酷,也體現了國際的無能和勢利,還有國內外 Panda hugger 可以造成多大荒謬。有人認為港獨思想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然而港獨思想重新興起大概就十年之內,它會去到甚麼結果,現時還未有人能定論;但對中綏靖主義、臨去到制裁又要出聲反對、變相百般包容中國的代價,自 1991 年之後就十分清楚。愛中國、容忍中國,十分危險,要思考代價。「自然療法」只會令中國繼續強大,繼續濫用世界秩序,暴政的死者繼續暗無天日,施暴者卻風流快活。這就是結合香港特定現實的歷史觀,永遠要警惕中國,永遠要警惕中國的姑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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