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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回過去和時代革命之間抉擇(一)

2020/4/6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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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過去幾年的政治動盪,北京對香港在不同層面、變本加厲的干預和侵害,已經使對抗極權、捍衛自主、立足於香港的身份意識,已深植於反抗運動當中。本土一詞似是明日黃花,但抗爭的行動、政治的論述,都無一不延伸自「專制的北京—反抗的香港」的政治事實,這種思潮終隨着近一年來的反送中抗爭,成為社會不能逆轉的共識。

另一邊廂,高度緊張的政治環境,似是敉平過往種種政策爭議。在理性管治思維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共產黨的忠誠政治取代過去運作的管治模式 — 後者自英治時期後期,以平衡政治、高效行政、緩步改革來消抵即時落實民主的需求,在中共手上正式被廢棄。討論社會內政,和密切的抗爭節奏相比,似是空中樓閣、不着邊際的事情。

今時今日,我們看到緊張的政治環境,似是壟斷政治討論,社會內政似是難入進入公眾視野;另一邊廂,也看到中間的力量,除了在北京和香港人抗爭之間飄移,也希望掌握對內政的詮釋,表現所謂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抗爭和鎮壓」之外,異軍突起。為免社會的未來前途,被非抗爭的力量帶走,抗爭運動必需扣連社會內政,才能支持爭取政治訴求和開拓更大更深入的抗爭手法,推進香港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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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與財閥的前世今生

社會的自主自治,和政體的自主自治,同樣事關重要,更是彼此攸關。在過去,當香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對比,展現香港相對強勢的狀況,香港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傾向藉開拓中國市場來取得更大的利益,而中國政府則以中港兩地不同的政治位置,由各種顧問和委員,到成為政治核心,來籠絡本地的經濟壟斷寡頭。中國政府在決定接收香港後,承諾香港保持自治地位,以延續「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當中可不包括民主制度、地方分權、社群和文化意識等各項環節,結果香港成為中國和在港盟友平分秋色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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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權移交前,中港兩地的官商同盟關係早已開始,和過渡期與改革開放的時間表密切相關;在主權移交後,官商同盟傾向保持的制度也沿用(卻沒有英國人保持平衡政治的手腕);再加上香港本身的政經環境也有重大轉變,意味着體制安排得到延續,但參與者性質更為集中和壟斷(參見學者吳德榮在端傳媒的文章《香港政商系譜的嬗變》),由不同界別的商業行會政治,更為集中在個體企業及寡頭網絡為主導,在二三十年後的今天看來,利益傾斜的架構加之壟斷化,無助於香港邁向自主而健全的社會發展。

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干預,不單止在阻撓香港的民主發展,也在制度、資源、空間、文化各個環節加速融合。無可否認,中國大陸落後而集權的制度設計、粗放的經濟和規劃模式、管制的文化和社會模式,都在香港社會中惹來極大的反彈,成為了這年來抗爭的大背景。而另一邊廂,隨着中國和香港經濟角色易位,被動的經濟角色,使得自治大打折扣的同時,原有在本地的經濟寡頭也面對中資和次級財團挑戰,鋪排着香港本地經濟重新洗牌的格局。

兩種抗爭之間的抉擇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了兩種走向:第一種是不論所在的崗位、行業、世代的香港人,為着香港社群共同面對的未來,對近乎盲婚啞嫁的制度安排和社會融合 Say No,100% 的拒絕;第二種是過去制度的壟斷利益者,眼看香港人對盲婚啞嫁的全方位抵抗,既不能坐視各行各業的香港人走出紅海,也不願接受集權體制謀奪他們的半壁江山,唯有在「抗爭—鎮壓」的政治導向上獨樹一格。

近日企業人物、行業精英和學人,不約而同大展拳腳,意圖重振舊日政治和經濟安排的認受性,取悅市民、對抗中共,提出種種嶄新外表的構想,甚至是大膽地重整各項內政的方向,吸引更多支持。

不過,之於北京是全方位干預和侵害香港的自主,故此我們同樣需要全方位為香港作主、為自己作主;同時,當上述位處中間的企業人物、行業精英和學人,希望將香港社會的內政從抗爭中帶走,不單只扼殺香港人求變求新的未來展望,更有負於抗爭運動以來犧牲自己的手足,非常不公道。

我們看到,由黃色經濟圈、工會抗爭、重奪社區,一系列的反抗都不只是反抗,而是承載着建立更好香港的責任,和街頭抗爭緊緊扣連,藉着打破長達二三十年以來束縛香港的枷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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