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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高浪急的大時代前行 — 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四十五)

2021/4/19 — 16:44

(1)中美又傾又砌,非常吸睛,但很容易忽略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的系統性衝擊,以及金融與生態危機持續累積的風險,正醞釀特大範圍的政經結構瓦解和重整(例如英國脫歐,復有 12 強隊計劃自組超級聯賽,同樣是錢作怪)。過去那套全球一體化的世界觀,強調合作性和穩定性,有錢齊齊搵,並有線性的產業升級軌跡(例如服務型經濟會過渡至所謂知識型經濟),但現實距離理想越來越遠,這種看世界的方式已無法取信於人。

在無限量寬、全球資產價格暴漲、貧富日益懸殊的時代,不論移民,抑或留守香港 — 除非條件及運氣特別好 — 都面對過去數十載未有過的挑戰。在香港,呼吸困難,毋用多言,但前往他鄉過新生活亦不容易。各地民粹主義與日俱增,新移民背負搶人飯碗及炒高樓價之原罪,被歧視和被針對的詛咒,恐怕揮之不去。使人無所適從,還包括大國之間的博奕,變幻莫測,由外交到國內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無法說得準。一旦台海真的爆發軍事衝突,不單經濟貿易中斷,連帶輸港的基本糧食供應也可能出問題。在這種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下生活,能像前人那樣規劃未來嗎?先儲錢上車,然後結婚生子,等升職加薪,直至有能力再樓換樓,改善生活……誰敢寫包單可循序漸進,逐一實現?

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長王于漸大力推銷租置計劃及明日大嶼,居然不理會這些世紀大變數。偏偏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對這些地緣政治變化尤其敏感,一有風吹草動,資金大逃亡,高槓杆的資產增值遊戲隨時連環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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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伊朗和沙地都可以恢復接觸,美國又重啟跟前者的核協議談判,顯然不希望伊朗和中國結成堅實盟友關係,以穩定的戰略性石油供給為數字人民幣提升儲備及交換價值(周小川也承認數字人幣國際化要先處理各國央行警惕本國外幣化問題),動搖美國三萬億元救市大計靠外國埋單的融資部署。政治和經濟互為因果,以往香港那套所謂積極不干預的管治法則,假市場之名,任由大財團打橫行,早就應該大幅修正,現在便更加要和時間鬥快,宜用生態系統的思維和眼光,把城市空間的策略規劃配合社會多元化發展,望趕得及撥亂反正,增強面對經濟逆境的抵禦能力,把痛苦指數壓至最低。(當然,政府是否關心市民福祉,實屬疑問,但如果我們說得出怎樣做才比較好,至少批評起來,會更有根據,更有力)


(2)跟年輕的學者朋友聊天,他們知道筆者正嘗試拆解(主流)經濟學的迷思,便提及今年有一本新書出版,名為《經濟學家的權力和影響》(Power and Influence of Economists),可見這問題開始受學界關注和重視。顧名思義,該書作者是要探討經濟學家在社會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關乎論述的生產和傳播方式,以及如何滲透各階層、各領域,從而主導公共討論議程及公眾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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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nd Influence of Economists》

《Power and Influence of Economists》

這跟港府國師所描述的「經濟學」很不一樣。像王于漸、雷鼎鳴以至一班主流經濟學者,其傳媒上的言論和取態,一向有意無意,將自家的「經濟學」觀點捧成自然科學般可靠,使人難以質疑。他們自視為科學家,把握著社會發展的真理,信者得救。如果不同意他們,就好似明知外面下著雨仍拒絕拎遮出街一樣,被雨淋病,與人無尤。

但事實並非如此,至少經濟學是否(硬)科學,在經濟學界內部也有不同意見。擺出硬科學的姿態,貶低甚至否定其他學科在社會議題上的重要性,這些主流經濟學者,有責任先論證其宣稱到底有幾靠得住。如果他們真的貫徹口中的科學求真精神,那就須認真檢視過去被神化了的「市場」自我調節功能,到底要為香港出現深層次矛盾負上幾大責任。但王于漸和雷鼎鳴等人並無這樣做,前者甚至將貧富懸殊 spin 做年輕人買不到樓之過。以往他一直大力反對政府改善市民福利,恐嚇會養懶人,危害公共財政,大大損害經濟。現在卻面不紅氣不喘地改口,叫政府大力出手,低價賣公屋領展這筆賬不再提),作為救港的一大板斧。

另外又有一些主流經濟學者,把市民居住權不受保障的結構性問題,spin 做高樓價問題,而元兇不是狂抽取「地產稅」的大地主,反而是城規會。原來「地產霸權」是別有用心者用來「鬥地主」出的口術,要對付的其實應該是城規霸權,而且有關於曼哈頓的學術文章做證明的,是不是很權威?至於十年前由地產界資深人士潘慧嫻所寫的《地產霸權》,國師們當然不會提。俗語說「真野唔好片」嘛,主流經濟學者就最深諳此道。真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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