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新聞 Stand News

宗教場所在限聚令下的開放空間

2020/5/20 — 18:11

資料圖片,來源:Michael Morse @ Pexels

資料圖片,來源:Michael Morse @ Pexels

借一個方便

因 COVID-19 疲情,政府實施的限聚令將延長至 6 月 4 日,但宗教場所的宗教集會可有限度放寬。其中一個焦點是:這延長限制令是否針對六四紀念晚會?雖然近年來,坊間對六四紀念晚會已有不同聲音(不是指建制派),其中一個批評是「行禮如儀」,我相信大部份批評者會傾向選擇站在六四紀念晚會,並以他們方式進行相關活動,因為我們當下面對的不是以甚麼方式或誰人從中獲取政治籌碼,而是政權有意地剝奪我們的表達自由和集會權利。

說回來,於 6 月 4 日當晚,宗教場所是否可以為六四紀念晚會提供一個方便,在宗教場所舉行紀念晚會?查實,香港天主教會每年都會舉行與六四相關彌撒。所以,宗教場所舉行與六四紀念活動不是新事物。今年的特別:因六四紀念晚會不可能在維園舉行,宗教場所就特別為社會人士提供一個方便。這不是基於政治考慮,但當然有政治意含,因為政治是處境的,受閱讀者和社會處境解讀而變化。六四紀念晚會算是宗教集會嗎?天主教多年的做法就是一個好例子,天主教對六四的閱讀沒有要取代其他人對六四的閱讀。此外,我一篇文章 —〈六四晚會下的招魂:一個儀軌/神學的詮釋〉— 指出六四紀念晚會沒有跟那一個宗教有明顯關係,但它本身充滿宗教儀軌。所以,宗教團體不用擔心六四紀念晚會是否一場宗教活動。

廣告

開放空間 [1]

宗教場所的借一個方便使我聯想起東德在共產政權下的教會。1978 年,東德政府與教會的協議帶出一個重要影響。因政府答應不干預教會活動,教會成為當時社會唯一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獨立組織。

廣告

自始,人們開始多了上教會,因為在教會,他們可以暢所欲言,有親密和信任的人際關係,不須擔心被監察。同時,他們凝聚群體,彼此交流和組織,一種類似哈貝瑪斯(J. Habermas)所講的公共論域漸漸形成(當然,這所謂的公共論域只限於教會內)。例如,耶朋曼牧師(Rainer Eppelmann)於 1979 年在教會舉行藍調(Blues)音樂會和有藍調的宗教活動。1980 年代初,不同小組開始在教會形成。他們的關注不限於宗教,更是社會和政治課題,因為當時華沙公約與北約進行軍備競賽。雖然教會仍不可公開宣傳這些由小組舉行的活動,但其他人可以進入教會參加,教會成為孕育公民社會一個重要場景。到 1983 年,有接近百多個在教會保護下的獨立和平小組形成。其中有 1982 年成立的「女性和平」和 1983 年成立的「具體和平」(Frieden Konkret)。然而,在教會的和平小組是小規模的,最大的只有數十人。再者,他們都有重疊參與其他小組。

教會有的自由空間不等於教會會成為抗爭者的空間。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基督徒因其信仰緣故而被政府邊緣化,他們本身的經驗成為改造教會自由空間的力量。例如,那些青少年選擇接受教會堅信禮,不接受國家青年禮(Jugendweihe),就不獲大學取錄,並找工作有一定困難。一位在前東德的神學院老師跟我分享,這是他的兒女被剝奪升讀大學的原因。雖然這些數目不多,也不是甚麼殉道,但他們的遭遇將教會的自由空間變得更具社會性和政治性。此外,基督徒也因其信仰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他們為信仰的付出使他們對教會如何運用其自由空間更有話語權。教會如何回應這些越來越社會性和政治性小組?大致上,教會領袖對這趨勢多持正面態度,但仍有一定教會不願意教會被利用,並擔心因此激怒政府而導致教會將受更大限制。雖是如此,但萊比鍚(Leipzig)聖尼可拉斯教堂(St. Nicholas Church)富勒牧師(Christian Führer)對我說,「我從來不覺得教會被這些社會行動者利用。我們的教會被上主利用了。在這時代,教會可以為建立一個自由社會做一點事。我希望上主多利用我們。」

政府對教會的自由空間並非沒有意見。例如,因受政府壓力,教會取消 1987 年和平工作坊,但被抗爭者批評為教會藉此換取政府容許教會會議(Kirchentag)可以在東柏林舉行(1988 年)。因著以教會為基礎的活動受到越來越多限制,有些小組獨立出來,其中是 1986 年 1 月成立的和平和人權組織(Initiative für Frieden und Menschenrechte)。

反省

第一,東德教會的這些小組活動並沒有一個強大領袖和組織在背後,每次活動和行動都是自決和非中心的。雖是如此,但他們之間並不是沒有連繫。所以,當我們說,「遍地開花」時,這不純粹是一個空間的考慮,更是出席者要成為參與者,即有份參與決策和執行。

第二,除了因為神學理據,教會對其自由空間的運用受其會眾影響和塑造,尤其那些在社會不公制度下的受害者。他們教導教會認識甚麼是教會。解放神學說,「這是貧窮人的福音力量。」信眾有責任指出,並幫助教會要被受害者改變,不讓教會繼續扮「非政治」身份出現。

第三,宗教場所舉行六四紀念晚會只是一件小事,但這小事卻考驗教會對受害者者的承擔、對時代的敏銳、對權力的不買帳。我所屬的宗教組織將分別舉行不同活動,其中香港基督徒學會舉行「六四.三一:回憶、重演、紀念、抵抗」、教會舉行「紀念六四,泰澤祈禱」等。

不論政府為何限聚令要延至 6 月 4 日,香港當下的遭遇並不像共產政權下的東德。那麼,宗教團體更有自由度,不須自我審查,為香港人借一個方便。

 

[1] 這部份曾刊於《時代論壇》(2020 年 4 月 19 日),現修訂配合這文章討論。

發表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