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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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7 - 22:00

【專訪】何韻詩 國際舞台上言說香港抗爭

何韻詩其實很怕演講。

出道 20 年,20 歲便習慣拿著一把結他踏上大舞台,面對萬千觀眾,何止從不怯場,直程豔光四射;唱歌可以,但演說總令何感到緊張。

運動爆發前後,何韻詩先後應邀赴美國、英國、澳洲、挪威、台灣等地,以親歷者的身份,在國際傳媒的訪問中,在人權組織的論壇、在聯合國或國會的聽證會上,講述香港。「睇落好好玩,成日周圍去,但其實對我嚟講係地獄嚟。我本身唔識用講嘢去表達自己,仲要用英文……你要我用廣東話講十分鐘,我都有啲淆底…」她坦言:「仲要係我好業餘嘅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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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都要狂做嘢狂讀書,查閱會面者的背景,翻看同一場合其他人的發言,熟習相關法案的細節……何韻詩的講辭通通出自她的手筆,即使偶爾因為太忙請人代為草擬,最後關頭往往還是推倒重來,「自己寫,個 vibe 始終唔同。」

與所有投身於這場運動當中的香港人一樣,何韻詩也在不斷問自己,應該做甚麼,自己還能夠再做點甚麼?就在這樣的拷問中,一再突破自我的界限,摸索到更多自己可以擔任的角色,亦因此發現隨著運動變化,自己的可能性也變得更大。

「Do your best in what you do best。無論咩身位都好,唔需要將自己變成另一個人;要諗自己最叻係做咩,然後去做嗰樣嘢。」

演說者

何韻詩從未想過自己會擔當向國際講述香港的角色,但一直關注她的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蕭鳳霞,卻早已跟她分析過。作為一個典型的 hybrid,香港出生、北美長大,是文化創作人,又有 LGBT 社群的 identity,正是「香港人」多元龐雜身份的最佳體現。這樣的 profile,最適合走向國際。

「嘩,有冇咁誇張啊。」何韻詩記得自己當時還以為,蕭鳳霞說的是她作為歌手,可以在國際上發展。現在回想,才明白蕭的意思。

何韻詩的多元身份,不僅僅是政治以外的額外點綴,而是打開更多空間的鎖匙 ── 連少有邀請邀請政治人物、亦仍未被中國封殺的 TED,也可以將何韻詩標榜為一個 LGBT activist 邀其發言,以創意為主題,側述香港的抗爭。

「整場運動,單靠在地的示威,係好消耗、會攰。在地的抗爭者做咗嘅嘢,我哋點樣延續、延伸出去?」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人,9 月 17 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發言。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人,9 月 17 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發言。

這幾個月來赴全球各地講述香港,令她重新思考自己歌手+ activist 的雙重身份。「歌手的身份、文化上的身份不可或缺,因為我們真的不夠這個範疇的人站出來,去講。」

從一開始硬著頭皮,到獲得正面迴響、漸漸覺得這是自己可以做的事。國際媒體聚焦香港的同時,中共的輿論攻勢亦舖天蓋地;作為抗衡,何韻詩想抓緊每一方舞台、每一個機會,將香港年輕抗爭者的敘事傳遞出去。

「我的角色可以做到的,是將細節帶出來。」她記得令外國人最深刻的片段,是香港的前線抗爭者離家去抗爭前,會寫好遺書放入背囊:「佢哋即刻就會明白,那不純粹是畫面上見到、dehumanized 的一班 black clad,純粹去搞破壞,而明白這件事對一個世代的影響有幾深。」

大國博奕、世界秩序更迭的宏大敘事以外,是那些微細的片段,真正撼動人心。

毫無疑問,何韻詩是個極具感染力的演說者;但這份感染力並非源自技巧,而是源自她與抗爭者,一同親歷的一切。

行動者

與五年前在金鐘旁觀行動相比,2019 年的何韻詩,從參與者進化為行動者;她形容這是巧合,想想又改口,覺得是「整定」。

612 那日,她待在本來最安全的民陣大台、也就是中信大廈玻璃門外;毫無預兆地,警方向持有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地施放催淚彈,人群瞬間擠成一團,何韻詩也整個被壓扁在玻璃幕牆上。

「明明揀咗比較安全嘅位……完全冇預過一轉頭,已經變咗最前排。」

當時四周全是最溫和的「和理非」,中學女生與 OL 爭先恐後的撤入大廈內,還沒反應過來,突然就在前線,面對防暴步步進逼,唯有嘗試與警察周旋,為後面的人爭取時間;她一人站在電梯底層獨對成批防暴的畫面被攝下,頓時從雨傘知名左膠變為「隻身擋警」的手足。

那是何韻詩第一次食催淚彈,也是她第一次在前線擔當與警察斡旋的角色。「試過一次,其實就唔會再咁驚,下次就會主動去做嗰個位。」

之後幾乎每一場衝突,何韻詩都在場,利用自己的知名度,要求警察冷靜、協助安撫受驚的路人、找出路疏散示威者……但隨著運動不斷激化,警暴加碼,火魔橫飛,這樣的身位開始消失。為免在行動前線「阻頭阻勢」,不想礙事的她也越退越後;雖仍想與抗爭者站在一起,但開始摸索不到自己的位置。

7 月 28 日上環,何韻詩在前線後方,看著一個又一個年青人舉著紙製盾牌﹙或浮板﹚,迎向警察的催淚彈與橡膠子彈。

「現場的氣氛,你感受到那份恐懼,但即使如此恐懼,他們不走,繼續叫『喂,去返前面』,」她自問沒有勇氣就這樣上前。「嗰種唔知邊度嚟嘅勇敢、無私……完全三唔識七,嗰份信任係喺邊度嚟?」

那是她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即使之後經歷過更多更可怕的戰役。打到凌晨,有前線仍執意不肯離場,她也圍了上去,嘗試勸服那名勇武年輕人。

她就這樣成為他的「家長」。理大圍城,何韻詩在社交網站上呼籲「有車出車」,自己也駕著座駕在外四圍兜,塞死在通往理大的天橋;那份焦急、心痛,是港人那一夜的共同經歷。

「無諗過會因為呢場運動,有呢啲新嘅關係出現。睇返轉頭好容易只記得啲大場面,但其實呢啲細微嘅嘢,先係令場運動特別嘅地方。」

資料圖片:何韻詩於金鐘清場被捕一刻

資料圖片:何韻詩於金鐘清場被捕一刻

創作者

2019 年六月運動爆發前數週,何韻詩應邀赴挪威奧斯陸演講。那時,69 百萬遊行尚未出現,香港社會仍籠罩在一股宿命的絕望當中,何韻詩卻在演講中說,只要找回靈活性,定可在行動中尋回希望。

過去五年,不少人因為「失敗」而灰心喪志,但何韻詩卻始終記得運動中噴發的、這座城市前所未見的創意。

是雨傘運動將她帶回香港。雖曾攀上香港樂壇的頂峰,但何韻詩始終覺得自己與娛樂圈、甚至與香港社會格格不入,遠赴台灣發展成績不俗,一度打算自此長駐台灣 ── 「直到那一刻,站在雨傘運動萬千群眾之中那一刻,我才終於感受到一份『家』的歸屬感。」

她一再在講述香港運動的演說中強調:創造力,是極權千方百計扼殺,卻始終無法掌控的東西。

作為一個唱作人,她對創作的態度也出現變化。2018年,她開始嘗試自己填詞;隨著對社會議題越來越深入,她對歌詞所表達的意思越來越執著,即使親近如黃偉文,也始終無法對她的經歷完全感同身受。「雖然寫的過程係好痛苦,但既然做得到,就更想由自己的手寫…因為那真的最貼近我想說的…」何韻詩笑了:「等於搵人幫我寫 speech,唔得架嘛。」

用了兩個月時間,何韻詩寫出第一首作品〈極夜後〉。在奧斯陸演講的最後,她唱了這首歌。

歌者

「其實當時很淆底,個台啲聲又唔好、又冇band,又聽唔到自己唱乜,最主要係,佢哋又唔識聽廣東話,但死就死啦,頂硬上照唱……點知唱完之後,不斷有人上前同我講,好鍾意隻歌,雖然聽唔明歌詞,但係好感動,感受到當中的 spirit。

「嗰一次係好大嘅 revelation……原來音樂真係有用,憑你發放出嚟嘅 vibe,係可以穿透到一個人。」

何韻詩形容,五年前、甚至半年前,社會對運動需不需要藝術、音樂等『左膠嘢』,仍然十分模糊;在香港,她一直抗拒在抗爭現場唱歌。沒想到在世界另一端、一個無人聽得明廣東話的舞台,能重新發現音樂與運動的連繫。

「嗰次令到我覺得,一定要捍衛住歌手呢一個身份。」

從《願榮光歸香港》到《肥媽有話兒》 ── 到了今次運動,相信無人會再否定,一場運動要健全地推進、藝術與音樂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而歌手的身份,除了抗爭現場與演講台,還有更意想不到的用武之地。聽眾可以是全世界,也可以是一個人。

一次何韻詩去探望旺角暴動案的在囚者,初次見面沒甚麼話題,就問,不如唱首歌你聽?正當她以為對方會要求她唱和抗爭相關的歌,那名在囚者卻問,妳可以唱〈明目張膽〉給我聽嗎。於是何韻詩就隔著探視玻璃,透過話筒現場唱了大半首、對方已經幾年沒有聽過的心頭好。

2016年6月19日,何韻詩在上環普慶坊街頭演唱,三千聽眾擠滿街道。

2016年6月19日,何韻詩在上環普慶坊街頭演唱,三千聽眾擠滿街道。

*   *   *

過去幾年實在太投入運動、尋找空間進行不同領域的新嘗試,創作卻近乎荒廢;一方面是因為被封殺要另尋出路,但也因為當時的運動低潮令人失語。六月以來,何韻詩一直想為運動寫新歌,只是苦無閒暇靜下心來;但她的創作欲望,比過去五年都要強。

「同五年前嗰種『唔知點講』唔同,而家個空間反而大咗。」

六月以來,一邊落場,一邊滿世界跑去演講,一邊想著寫歌的事,想著要好好把樂感找回來,練練記簡譜,確保一旦沒有樂器在手邊,仍能把靈感化為樂句。

就像任何一個會「發夢」的港人一樣,何韻詩也有為不知何時突如其來的被捕、被控、下獄做心理準備,畢竟在今日的香港當個抗爭者,要全身而退很難。被捕者總愛談一旦入獄,會托親友帶甚麼書給自己;但何韻詩想的是,如果被捕,要想辦法在獄中,仍能好好創作、寫歌。

始終,比起演說,她還是更擅長用演唱來表達。

「好多好多破碎畫面,好難用言語去講,」何韻詩說:「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音樂去記錄低這些情緒、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歷。」

撰文:何桂藍
​攝影:黃奕聰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