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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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14 - 14:01

【專訪】作為「戰鬥美少女」(或者宅宅) 周庭的恐懼、謹慎與不悔

【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Nasha Chan】

8 月 10 日,周庭在大埔家中被國安處拘捕。本地網絡爆炸,日本的政客、明星、名人、學者紛紛在 twitter 上表示關注,更疑似動搖中日之間外交形勢。23 歲的周庭,畢業不久、不是議員,卻在網絡上(特別是日本)聲量巨大;僅一身被捕,已經是一條被動的輿論戰線。

終於約到保釋後的周庭,是一個月之後的事,但看得出她還是驚魂未定。作為第一批在《國安法》下受害的人,這亦是無可厚非。周庭說話十分自持和小心;每一句說話,似乎都經過自己的重重思考和檢驗。就像年輕一代的普遍情況,在不正常時勢長期折磨下,周庭的音容腦袋,早已不是一個懵懂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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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庭被捕

周庭被捕

關注也許卑微 但還是很重要

雖然被國安處拘捕之後又獲釋,但周庭最近又在街上擺街站講全民檢疫,再被警察包圍,最終票控。周庭「非常頑固」,不怕?沒想過暫時淡出,避避風頭?

她說:「《國安法》之下,好多政治人都會變得謹慎,行動上、用詞上都是。我也是,我也變得謹慎……不過那個街站是講全民檢疫、健康碼,這些也是迫在眉梢,很需要我們關注。『關注』二字,聽來很卑微;但在這個嚴峻時刻,很多之前能做的事情,都未必做得到,所以更需要持續關注。最近快必被捕不能保釋,你會看到政權在試水溫,他們在嘗試拘捕知名度不是最高、不是最中心的人,看大家反應如何……」

她頓一頓,繼續說:「但看來現實就是,(民間)反應不太大。12 位在中國被捕的朋友獲得的關注也是。堅持地、持續地關注這些事,好像很老套。因為事情發生久了,多了,就會習慣,我們會想回去日常生活。大家心裡面都是憤怒的,覺得不合理,但亦有想放棄憤怒的念頭。關注二字好像很卑微,但最近這兩星期發生的事,令我覺得這卑微的關注才是最重要。」

2020 年 9 月 7 日,周庭在防疫街站被截查及發限聚令告票

2020 年 9 月 7 日,周庭在防疫街站被截查及發限聚令告票

周庭的構成

周庭自言參與社運已經 8 年,這等於她至今 ⅓ 人生。當初是如何開始?點解你會在日本咁紅?

她笑說:「我真的不知道(為何在日本會紅)。剛剛參與社運,只是看到學民思潮的網上文宣,發現跟自己相近年齡的人,在做著跟自己非常不一樣的事。當時自己只是一個廢青,返完學就回家看動漫,但他們除此之外,還做著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當時參與的念頭就如此單純,一開始對政治亦不是熱衷;一直以來對日本很感興趣,在學民時代之前已經是。自己開始講日文,也是因為『雨傘』時一些日本記者的訪問,所以周庭的構成,看來就是『日本』和『政治』。

「人生第一次去日本,是 2015 年年尾。當時是一位日本的大學教授邀請我去做學生交流。當時大家都記得,雨傘失敗,或可以說是雨傘無功而還,社會充斥無力感。當時我的日文程度,只是生活上可以溝通,用來講政治還是麻麻,所以還要翻譯。那次之後,慢慢開始認識日本的記者、學者,也變得可以溝通得更深入。」

2012 年 6 月,周庭首次出席學民會議(圖片來源:《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片段截圖)

2012 年 6 月,周庭首次出席學民會議(圖片來源:《Joshua: Teenager vs. Superpower》片段截圖)

公眾周庭及私人周庭

暴得大名,理論上總是帶來壓力。我們總是聽過很多普通人暴得大名之後,像 EVA 一樣暴走、無法適應等等。周庭是否有過這情況,也許不詳,但在她看來,「公眾人物」和她自己雖然有距離,但也不是非黑即白,自己也沒被「公眾周庭」騎劫。

「公眾人物就是要接受,別人對你有一個既定看法和定位,有時未必跟自己想呈現的一模一樣。因為年輕政治人物不多。自己都可能有些特別之處,不過我近來也開了 Youtube channel,裡面通常是展示非常日常的我。你說作為公眾或政治人物的壓力,當然是有,在街上會被人認得、被人跟蹤是一定有;所以我比較少一個人出街,很少坐公共交通工具,都是坐 uber 或的士,也因此很少自己一個出去行街、一個人買化妝品,最近我的生活都是宅在家,不過面臨這些的也不只有我。

「至於『真實的我』和『公眾的我』,也是交雜在一起。我在中四中五已經開始參與社運,公共和私人面慢慢變得一體。周庭的自我雖然不是 100% 在鏡頭前呈現出來,自己都會有私人生活和情感,但公共的我其實是跟私人的我混在一起。因為《國安法》被捕之後,我跟日本媒體說,當時想起《不協和音》這首歌,令日本都很有反響;但我表達這些不是為了滿足媒體需要 soundbite 或自己作為公眾人物的身份,是因為我本身就是宅宅。」

圖片來源: 周庭Facebook圖片

圖片來源: 周庭Facebook圖片

周庭

周庭

不後悔但會痛苦

我們都生活在溝渠,不能談到具體案情,但周庭坦言對自己被捕原因感到費解。談到那一次經歷,她說:

「自己有幾次被捕經驗,這一次警察的面口特別凶惡。國安來拍門,似乎快要爆門進來,所以我就開門給他們。到後來我的家人才下班回來,見到十幾個警察站在客廳,應該是嚇壞的。」

周庭在 2018 年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希望重奪羅冠聰被 DQ 後的議席,為了這事,她放棄了因為家人緣故而得到的 BC(英國國籍)。一直以來,家人怎麼看這個女兒?當時放棄 BC,事後看來有沒有後悔?

周庭說:「家人心情,當然是複雜矛盾和擔心我,我們都知道我面對的狀況會越來越嚴峻。當年參加補選,對我和家人都是一個關口,而且我也是因為家人才擁有 BC;國安爆門也是等於進迫到家裡。至於放棄這些值不值,是不能計算。我們面前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權,當你抵抗的時候,作為無權者,必然會犧牲。在那個(參加補選)時空,不能預計未來的事。想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

「我是一個在政治上不後悔的人;雖然在生活上我經常後悔。」她說:「對參加社運,沒有後悔。當刻(被拘捕時)當然會好痛苦,害怕會坐監,害怕那一刻是否最後一次見到家人,是否最後一次食這餐飯。怕出不了來,但那種情緒不是後悔。在政治裡面,後悔可能是因為『如果當年我沒有做某些事,情況可能就會好點』,但反過來說,你也可以想,『如果當年有做某件事,情況可能就會好點」,這會沒完沒了。想做、應該做的事情就應該去做,我始終是這樣想。」

不過,作為現時少數被指觸犯《國安法》並被拘捕的受害者,周庭亦同意,自己的個人經驗很難向太多人分享。「我的性格比較孤僻。」她說:「知心的朋友,的確不是太多。雖然過去要跟很多黨派的人 social,要跟很多人維繫關係,作為公事我是可以處理到的,但我是一個孤僻的人。」政治壓力,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困難和情緒來到時,有時都只能自行解決,自己轉移注意力。」

周庭在立法會 901 室留影,這天是羅冠聰辦結束的日子。(圖:周庭 facebook)

周庭在立法會 901 室留影,這天是羅冠聰辦結束的日子。(圖:周庭 facebook)

我和大家的迷惘都一樣

在鏡頭前的周庭,總是呈現出溫和及充滿「反差萌」的形象;在網上,也極少看到周庭「爆 seed」、批評別人的時候。是本身不喜歡爭論,還是有意識地覺得自己這個身位,不應該過度介入某些討論?甚麼會令妳憤怒?

「憤怒是必然有的。」她想了一下,又說:「因為(政治)打壓,自己都有承受。去年,對於警察的暴力、官員的嘴臉,第一個最自然、最人類的反應,不是去想下一步,而是憤怒。」然而網絡上的公眾人物,往往就是靠提倡「下一步」的分析、預測、甚至販賣希望 / 絕望作為招徠,但周庭似乎多年來都不是這種類型。有人會問妳接下來應該如何吧?

她點頭:「也會有人問我這類問題,但這當然不是那麼容易回答。也不能靠估,把口講出來就有責任。對於政治形勢,我們也會很苦惱。我和大家的迷惘和苦惱都是一樣。我在對外發言都是謹慎,自己有政治判斷,但未必會公開講,因為我未必準未必會中嘛。自己的身位必須要謹慎。如果公開講了出來,很多人就會覺得事情是這樣的,他們會相信,我不想誤導別人。」

這個取態,也包括近來的民主派議員是否接受人大委任,至少做多一年議員的爭論。雖然也許對經過生關死劫的受害者來說,議會並非最大問題。就像羅冠聰在海外說,議員是否接受委任,對於國際對港態度應該沒有決定性影響

「路線之爭的爭論過程,我覺得是重要的。」周庭的分析是這樣:「的確我一路以來都很少講到明,我很少講到明自己是支持 A 或 B,我覺得路線之爭不是二元的,可能兩條路線都需要。幾年前或之前都有和理非和進取路線之爭,其實兩邊都是需要的。你要吸納更多群眾,又要向政府進一步施壓。路線之爭中互相駁斥的過程,是有意義的。」

「作為一個在白色恐怖之下被打壓的人,對我來說,接受委任與否這個問題的重點,不是選擇抵制或不抵制,而是你在自己的位置上,是不是正在做有貢獻的東西。你選擇抵制(立會延任),但你坐著都不做,也沒用;反過來說也不是有了議席,就自然代表有用,也不是。純講抵制不抵制,意義不大。議會當然仍有它的價值,但其實是一個局內人的抗爭意志的問題。」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成員周庭 2019 年 8 月 30 日早上被捕,下午由警車押往東區法院提堂。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和成員周庭 2019 年 8 月 30 日早上被捕,下午由警車押往東區法院提堂。

日本人很少思考「是社會和政策製造問題」?

周庭應該是近世以來在日本最知名的香港人(之一),在她接觸日本的經驗之中,日本對香港和中國的看法如何?

周庭先戴了一頂頭盔:「我也不是日本通啦……只是在自己經驗中,日本一般大眾,在反送中之前,不太知道香港是甚麼、在哪裡,也不知道香港是不是一個國家、香港跟中國是一個怎樣的關係?香港在他們內心的既定形象,就是李小龍、成龍、陳美齡(剛好又叫 Agnes) ……日本社會非常政治冷感,對於自己社區的事情可能都不太關心。這裡當然也有歷史的因素。」

有人覺得日本親中起來也很親中,周庭說:「又不能說是『親中』,而是日本人有很根深蒂固的一個文化,就是『不可以替人添麻煩』。當一個問題發生,他們的文化是個人先要反省自己有沒有做錯,所以他們很少會歸咎『社會 / 政策有問題』。認為社會或政治影響人,本身就是一個文化,似乎不是日本的主流文化。香港示威模式越來越進取,有些人可能就下意識覺得這樣是給別人添麻煩。」

不過談到日本,周庭也終於比較放得開,沒那麼小心翼翼。

資料圖片:7月12日 東京有遊行聲援香港 攝:M

資料圖片:7月12日 東京有遊行聲援香港 攝:M

「每個國家都一定有社會問題。日本有勞工權益問題,有過勞死、上下關係男女關係不平等,但以『社會政策問題』這樣的角度去思考,也不是理所當然。也有很多人會認為是受害者有問題。香港的主流價值可能是自由和公平公義,日本人最重要的價值可能是『和平』,以前打過二戰,戰爭完結,很多人覺得和平最重要,但其實遊行示威都並非破壞和平,但在日本人的眼中可能會傾向如此解讀。所以我也希望透過介紹香港的事情,令日本人也知道人權和投票權等等不是理所當然;加上日本的民主是由上而下建立,由美國帶入去。而事實上是在很多地方,爭取民主和人權可能要流血,而且其實是很多人流了血都得不到。」

「當然,作為香港人,我從來沒有覺得香港的抗爭『太 over』,不會。外媒很多時候只會播最 juicy 的畫面,所以為香港解釋前文後理也是我(當時的)的崗位。」

長期擔任首相的安倍晉三,最近因為身體問題而請辭。執政自民黨正在選出新的總理大臣。以周庭看來,將來日本的對中政策將會如何?

「……中日關係的確相當曖昧,中日之間,對大家的國民和政治都會彼此看不順眼,主要是歷史問題,厭惡是存在的,但兩者又覺得對方的經貿很重要,大家都是亞洲的經濟大國;但日本以前一直不太認知香港的獨特之處,沒人問過我覺得釣魚台是歸屬哪裡。日本有三個國家比較重要:中國、美國、韓國。日本在 2020 年春天本來打算邀請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問,但後來因為武漢肺炎和香港問題,這件事似乎搞不成。日本討論這件事就很有趣,他們用『目送』這個詞,而不是說習近平訪問『取消』,這不一定是說他們親中或害怕得罪中國,但日語或廣義的日本文化,就是很喜歡把事情表達得很曖昧。例如日本人說討厭你,不會直接這樣說,而是說『不是太喜歡』。他們對一個香港女生也有這種文化期待,如果我用香港的方式來說話,在日本文化中看來就會比較粗魯。這真是『文化差異』。」

周庭,圖片來源:NNN片段截圖

周庭,圖片來源:NNN片段截圖

周庭作為失傳日本符號的倒影

作為宅宅,近來最喜歡的日本明星是誰?如果說要推介一套動畫給香港人,有甚麼心水之選?

談到這些,周庭說:「嘩……這個問題,我會說我喜歡佐藤健。」因為甚麼?「說來好像很膚淺,也有因為他的外貌……」笑靨淺淺浮來,又轉瞬正經起來:「如果說要推介一套動畫,我會推介《PSYCHO-PASS》,有三季,基本上是一個(反)烏托邦的世界,講一個社會裡面,警察已經可以知道人的『犯罪指數』,犯罪指數如果高,可以預先拘捕處理那些人,如果指數特別高,甚至可以馬上處決你……日本動漫其實有很多都反映現實,是灰色的,很喜歡的宅宅也未必會明白,原來這些故事在談一些嚴肅問題。這部我翻看過兩三次。因為最近有很多健康碼、社會信用體系的討論,所以在此時此刻,我特別推介。」

周庭在日本的宅宅之中,很有威望;懂得廣東話、也與周庭相熟的日本「香港通」學者倉田徹則這樣寫她

「……現在雖然女性工作在日本已很普遍,但女性參政仍是少見。……積極參政的年輕女孩子周庭對日本人來說是非常特別……這位「鄰家女孩」忽然變成一位民主鬥士時,日本人不得不驚訝。若是宅女,在家裏看電視肯定可過快樂的日子,為何要冒險搞社運呢?這樣有很多人開始對香港政治感興趣,想知道香港民運的來龍去脈。」

也有評論用「政治的周庭」充滿「反差萌」來解構她在日本為何爆紅;有人重提歷史上「赤軍」的女首領重信房子,如何以「水手服美少女手持迫擊炮」的形象傳世,並且影響日本人至今。

或許,這個文化符號的確通過受安保鬥爭、「紅色歲月」影響的上一代,滲進產出各種「戰鬥美少女」的動漫產業,隔代遺傳到東亞觀眾的腦裡。像宫崎駿動畫的女主角、福音戰士的駕駛員等等。今日的日本,特別是年輕人,大概是公認的政治冷感。「戰鬥美少女」在日本並不容易見到,卻在香港存在,也許正是這點,令日本人覺得周庭既來自異國,又有莫名其妙而說不出來的親切。

這當中的來龍去脈,也許就在 2000 年代的香港開始。周庭自言性格孤辟,中學讀女校,有很多被同學杯葛的不開心回憶。那時她沒有太多人際關係,可能唯一的興趣就是看動漫,而日本動漫呈現的在現實裡並不多見的「戰鬥女生」,也許就這樣烙印在周庭的潛意識。

周庭

周庭

要做的事就去做 但要萬事小心

未來妳想走到哪裡?

她想了很久,才說得出:「我會想,自己是不是沒有未來的人呢。保釋之後開的那次 live,講日本的時候也有感而發,我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幾個月之後都看不到,明天會不會又有警察上門?12 月到警署報到的時候是否就控告我呢?我很怕後悔。不能說因此要『及時行樂』,只是說事情不能拖,要做的事情就要去做。每一日彌漫的不安和恐懼實在太多;不能很自然出街,很多事情不能如願以償,不只是政治,而是日常生活,也因為作為政治人物的限制,而做不到。」

她說,在早前的「警總案」早已被沒收護照,所以亦沒有認真考慮過離開與否。

有沒有想過,其實反送中已經完結?

這個問題,她答得堅定:「反送中完結了嗎?肯定未完,因為現在正是有 12 個人被送中。這件事和這個價值會一直存在,有 12 個朋友用這個方式在中國受審,現在面對不只是法律,而是生命的問題。形勢比過去嚴峻,以前做的行動和參與都做不到。未來要如何參與民主運動,如何 keep 住關注,是一個困難但要思考的問題。」

如果現在告訴妳,這是妳最後的公開發言,妳會對香港人傳達甚麼訊息?

又是重重而長久的思考。

「國安拘捕我之後,律師曾問我有甚麼想對外面說。那個情況是會胡思亂想,當時沒有太具體的想法。現在的話,我經常想對香港人說,要萬事小心,要保重。因為現在的形勢下,日常生活的大小事都越來越大風險,越來越要小心翼翼。嗯,就是萬事小心。」

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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