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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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10 - 0:30

【專訪】拒絕統戰的牧師 80 歲郭乃弘:香港教會切勿依附權勢

【撰文:梁俊勤;攝影:黃奕聰】

郭乃弘是個老牧師,下月 80 歲了。不知不覺間,歲月逐漸在老人身上留下痕跡。

他由 47 歲開始每日游水,堅持了足足 32 個寒暑,還引以自豪,3 個月前身體變差,熬不住了,這習慣被迫中斷。眼前這個身高六呎二的牧師,走路時腰骨依然挺直,但他不得不承認步伐慢了,上斜不時會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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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的症狀,都出來了。」他笑著說。「我不後生了,又有病。邊有以前咁活躍。」

郭乃弘

郭乃弘

這老牧師曾經很活躍 — 六、七十年代任職石硤尾深愛堂,鄰近黃賭毒風行,他卻一反當時香港教會「內聚」傾向,堅持服務社區;八十年代當上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獲中共包機到北京賀國慶,厚待兼統戰,他又不領情,於高山大會發言爭民主,得罪左派,以至被各派教會領袖「聯手對付」;退休多年後,應朱耀明之邀擔任「佔中十死士」之一,最終計劃生變,沒佔領過中環,傘運後他卻發起每月一次祈禱會,為香港祈求。

四年過去,人來人往,郭乃弘和祈禱會都仍在。

*   *   *

一手拎報紙 一手揸聖經

八月某夜,九龍佑寧堂屋頂木樑下,疏疏落落地坐了廿多人,準備參加「週一祈禱會」。其中負責獻詩的佔了幾乎一半,剩下來的「街外客」寥寥可數。

七時半,穿長袍的郭乃弘步上台,點起蠟燭,和詩班一起唱詩,帶信徒祈禱、靜思、讀聖經、派聖餐。九時許,祈禱會完結,他站在門口跟會眾握手、問好。

「我們是為香港祈禱,不是為自己求。」

週一祈禱會始於 2014 年 12 月,當時雨傘運動剛落幕,人心潰散,不少基督徒深感無奈、無助,有的因此離開了原本的教會。郭乃弘想,「可否回歸原始,向上帝祈禱?」於是開始搞祈禱會。

2016 年的週一祈禱會,出席者明顯較多

2016 年的週一祈禱會,出席者明顯較多

起初人頭湧湧,聖堂內次次擠滿百多人,然而日子久了,一如香港社運,空櫈愈來愈多。郭乃弘倒看得開:「人數多少不太重要。」現時祈禱會每月第三個週一舉行,雙數月份設聖餐,單數月份除了唸聖經,還會讀報紙。「好似(神學家)Karl Barth 咁,一手揸聖經,一手揸報紙。」

為何這樣做?「教會是上主在世界的僕人,即是說,教會任何時候都要回應社會迫切的需要。所以我們既要明白聖經,更要明白時事。」他答,「要睇吓社會發生咩事,然後先有些反省。」

在他眼中,教會和社會之間,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的群體不單要服待自己的會員。高爾夫球場可以服待它的會員,馬會可以服待自己會員,教會不應該這樣。」郭乃弘說,「教會是服待整個社會。」

 

石硤尾衝撃

郭乃弘 1938 年生於香港,父親任職怡和洋行,母親是家庭主婦,另有兄姊各一,一家人住在銅鑼灣,稱得上是中產。郭乃弘中學讀皇仁,其後到港大讀哲學,師從近代哲學大師 Karl Popper 的首徒 Joseph Agassi。

畢業後他按興趣去了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進修,當時美國民權運動正火熱,神學院每一兩星期便舉行一次研討會,不少師生更是社運活躍分子。關懷社會的思想,開始在少年郭乃弘心中生根。

郭乃弘(上排左四)在港大(圖:受訪者提供)

郭乃弘(上排左四)在港大(圖:受訪者提供)

留美三年,獲按立成為牧師後,他決定回港。當時擺在他眼前有三份工,一是中學副校長,二是大學教職,三是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主任牧師。

結果他選了當牧師,月薪五百,為另外兩份工作的三分一。

時為 1966 年。郭乃弘正式到石硤尾上班,馬上被這個「紅番區」的周圍環境嚇一跳 — 教堂對出的空地,逢周六晚會搭起棚帳,開大檔賭錢;附近不遠一個地下單位,原是個「架步」,每晚有單身男人出出入入;有次到徙置區探訪教友,又目睹道友掏出白粉,灑在錫紙上「追龍」。

烏煙瘴氣,偏偏無王管。「教會後面就係警署,但他們什麼都不理……因為收了規。」

這個出身中產、名校畢業的牧師深受「文化衝撃」,「以前邊度見過啫。」有段日子,他每天傍晚都登上教堂天台,凝望石硤尾,想想可為這裡做些什麼。

那時香港教會普遍較為「內向」,郭乃弘卻決意要令教會與社區拉上關係,於是開放地方讓附近學生溫習,開辦幼稚園接觸附近家長學童,其後甚至招募 12 個教會青年,將石硤尾分成六個區域,每兩人負責巡視一區,觀察並與居民談論社區問題,向教會匯報後再一同落力「做區」:出區報,印月曆,辦「社區節」活動。

那個遠未有區議員的年頭,此教會曾擔此重任。

「因為上帝是關心貧窮的人、軟弱的人、受逼迫的人,所以教會一定要這樣做,我們無得選擇。」

深愛堂舊貌(受訪者提供)

深愛堂舊貌(受訪者提供)

當教會領袖被統戰

1984 年 9 月底,國慶 35 周年前夕,中共以兩架包機,邀請 200 位港澳知名人士赴北京觀禮,其中有七人來自宗教界,包括佛教釋覺光、黃允畋、回教脫維善、天主教林卓煒、林家俊、聖公會鄺廣傑,以及郭乃弘。

「那種 royal treatment 很 unbelievable,在北京飯店好食好住,車出車入。」

他最初感覺飄飄然,有點亢奮,但事後回想,愈來愈覺得不妥,「他們飲飲食食,嘻嘻哈哈,冇實在嘢傾。」

光環背後,明顯藏著陰謀。郭乃弘 1977 年離開深愛堂,出任基督教協進會總幹事。協進會為香港教會聯合組織,主流教會均為其會員,於基督教界頗有影響力。適逢當時中英商討香港前途問題,中共派許家屯、李儲文來港,出任新華社社長及第一副社長,大打統戰。其中李儲文曾是上海國際禮拜堂主任牧師,熟悉教會組織,一來港馬上約見香港教會領袖。身居要職的郭乃弘自是拉攏對象之一,此後宴會、訪京團邀請數之不盡。

「統戰嘛!圍哂你們成為我的朋友,就係咁簡單。」

1986年第一次高山大會,郭乃弘發言(圖:受訪者提供)

1986年第一次高山大會,郭乃弘發言(圖:受訪者提供)

有的教會領袖真的跟中共愈走愈近。1986 年初,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立,聖公會鄺廣傑主教應允加入。至六四後雖然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但其後擔任一連串親中公職,包括港事顧問、香港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1998 年成為全國政協。

當年與鄺廣傑一同被統戰的郭乃弘,也看到對方的明顯轉變 — 1985 年 10 月,一次訪問南京和上海的回程機上,兩人碰巧同坐,鄺廣傑提醒郭乃弘,別做香港教會沒有共識的事。郭乃弘有點驚訝,因為他記得,四年前在北京訪問途中,鄺的說法正正相反:「他明明的叫我代表教會多做一點事情。當然我終明白到,這和轉變了的政治氣候有關。」

有人走向中共,郭乃弘則不從。他飯局照去,也多次應約造訪大陸,但政治立場不曾動搖,一直堅持中國收回香港後,應讓港人以民主方式治理香港。「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至少令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政治由人民選出來,要對人民負責。」

因應時代,他開始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1986 年出席首次高山大會並發言,表明要促進政制民主、發揮高度自治。

1993 年,於立法會外爭直選。郭乃弘(左)、劉慧卿、劉千石、李永達、司徒華、楊森等同台。(圖:受訪者提供)

1993 年,於立法會外爭直選。郭乃弘(左)、劉慧卿、劉千石、李永達、司徒華、楊森等同台。(圖:受訪者提供)

這舉動自然引來中方反撃。未幾,左派辛維思(即民建聯前主席馬力)於報章撰文直斥教會不應插手政治:「在政治上,哪有只准自己插手人家的事務,而不准人家涉足自己事務的道理?」

基督教圈子內亦逐漸出現風聲,指郭乃弘對新華社不太友善,主流教會領袖遂行使連串行政手段,合力對付郭乃弘,包括撤換被視為支持郭的執委代表,「換來的都是開始被統戰的一代」;改選高苕華(其後成為全國政協)為執委會主席,再修例限制會內公共政策委員會的發言權,改為先經執委會審議才可發表。

「佢話,協進會總幹事 office 咁重要,發聲之前比我哋知道下啦,但隔個月先開執行委員會,有突發事件要等兩個月呀?」用意路人皆見。「無,意思即係叫你唔好出聲喇,就係咁簡單。」

他認定協進會再沒有空間暢所欲言,遂聯同多名職員離開,包括現為立法會議員的黃碧雲,另立香港基督徒學會,繼續回應時代。「最初連有冇人工都唔知,但 as long as 不是為自己的地位、名、利益,就會 free 好多。」一做又做了 12 年,至 2000 年退休。

「好自由,鍾意點做就點做。」

郭乃弘與甘浩望神父(甘仔)(圖:受訪者提供)

郭乃弘與甘浩望神父(甘仔)(圖:受訪者提供)

香港教會:Victim of Its Own

俱往矣。早前香港宗教界辦國慶酒會,代表基督教的協進會現任主席蘇成溢致辭時一邊表示掛念內地「正處艱難困境」信徒,另一方面稱會為一帶一路、大灣區、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祈禱。

近年香港社會不公不義事太多,很多人批評,宗教領袖在中共面前,要不奉迎,要不噤聲。

「有些領袖真的相信,依附政權是教會自保自存必要走的道路。另外有些個心面向中國,你一諗住向中國傳福音,就不能夠開罪任何中國官員。」郭乃弘一方面表示理解。

但緊接是批評:「我們有乜資格向中國傳福音?我是否能和那些人民一起生活?我覺得很難。」他也不認為教會需要為「自保」而妥協:「唔係睇個名位咁重要,有乜好自保?」

他眼中,香港教會不過是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致力推動社會服務,遂提供資助,邀請主流教會辦學。「你話佢信任教會,其實亦是搵教會笨。」未幾主流宗派紛紛成為龐大辦學團體,旗下中小學幾十間。「當時好多領袖下意識要 build up 自己的王國,不是上帝的王國。影響力好大喎,我請咁多教師,有咁多學生。」

坐擁「王國」的結果是,教會終於成為建制一部分。

「一個咁大的服務王國,需要好多資源。從哪裡來?不是教友的捐助,這只佔小部分。大部分是政府和大財團的捐助。好了,慢慢你就失去發聲的機會。因為邊個造成香港社會的不公義?當然不是我們這些小市民,而是大財團,加埋政府。你話點樣發聲?」

「無可能一拳打你,一隻手又問你攞錢。香港的教會就係咁,變了建制教會。辦咁多的社會工作,整到佢直情唔可以為任何社會事務發聲。」

郭乃弘(圖:受訪者提供)

郭乃弘(圖:受訪者提供)

近年教會也未必跟社會全無關係,舉例說,不少教會都大力發展「社關」事工,向露宿者派飯,捐錢助窮人。郭乃弘回應:「我無話唔好,但夠唔夠呢?是什麼導致香港成為咁唔公義的社會?因為一小撮人壟斷經濟資源、文化的恩賜,以及政治的決策權嘛!」

如何將權力和資源由一小撮人交回所有百姓?還是老答案:民主。

但香港離民主,好遠。近年威權壓境之姿態,更令人喘不過氣。「現在愈來愈收緊, totalitarian government(極權政府)的統治模式,每一件事都睇到這樣的蹤跡。中國共產黨是要全力控制、管治香港,佢唔會放過香港的。」

牧師,怎樣辦?「等待囉。」齋等?「我會叫佢做 active 等待。唔係乜都唔做。做得幾多就幾多。有機會咪出下聲囉。香港而家出聲付的代價都不太多。」

郭乃弘還記得,89 年東歐變天後,波蘭神學家 Halina Bortnowska 來港分享當地教會如何抵抗強權 — 當波蘭共產政府對異見者施以孤立和隔離,人人都恐懼接觸這班人時,波蘭教會選擇與之同行,甚至在拘留中心聚會。

「佢話,doing something is always better than doing nothing,我好震撼。」

*   *   *

希望無悔

今年 11 月就 80 歲,郭乃弘笑言不打算擺壽宴。「60、70 歲都有擺,最後都係各自傾計,唔係幾好。」這次他決定要搞一場聖樂音樂會,邀請朋友出席,「這樣仲開心。」

郭乃弘三年前患上淋巴癌,其後康復。但身體不復以往強健,卻是事實。

今年中,他和太太和女兒一家到波羅的海坐遊輪,期間突然不適,急急送到芬蘭赫爾辛基一間醫院,原來是大腸桿菌入血。近月又發現心房有血塊,經常要見醫生,服薄血藥。「血塊一上腦,就會中風。」

32 年每天游泳的習慣因而被迫中斷。如今每早起床,他就上天台行圈 20 分鐘,舒展筋骨。其餘時間,有時去咖啡店讀報紙,更多時間來往西貢住所和瑪麗醫院,驗血、覆診等程序佔據他日常大部分時間。「好似返工咁,真係幾慘。」他苦笑。

「但你唔醫佢又唔得。你實在係有病。」

直至記者問他怕唔怕死,老牧師才露出笑容:「我幾時都預備,真係的。我覺得,I have lived a full and happy life, no regret。」

「我無悔㗎,我八十歲。以香港男人來計,算係咁喇。」

自己人生無悔,那麼八十大壽有何願望?「我只希望香港的教牧同工,第一,唔好放棄對信仰的追尋,唔好失掉對教友裝備信仰的任務;第二,千祈唔好黐住權勢。因為你黐咗權勢,就失去咗自己。『無為』是好緊要,不要為自己利益而去追尋。」郭乃弘微笑。

「其實這個不是強求吖。我們作為基督徒,是學效耶穌基督那種捨己、倒空虛己的精神。對於香港教會領袖,我諗這個要求係好小啫。」語畢,他眼睛瞇成一條線,意有所指般再微笑。

郭乃弘

郭乃弘

 

原刊於《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