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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漩渦裏外 周永康的微笑:救世不必當苦行僧

2017/12/5 — 19:13

周永康式微笑

周永康式微笑

一地兩檢將過、議事規則快改、廿三條步步進逼、佔旺清場案即將判刑,岑敖暉、黃之鋒等或將下監 … 這個年頭,香港社會環境猶如一個深不見底的漩渦,將關心城市命運的人,所有精神、全部力氣、所有情緒,一併捲進去。沒有出口,沒有未來。

周永康卻總是那麼從容自在。十一月七日,他獲終審法院批准保釋,踏出法院一刻,他面露燦爛笑容,不是強裝出來的硬笑,卻是由心而發的歡顏。情緒跟旁邊的夥伴如羅冠聰、黃之鋒,以至整個社會的氛圍,形成強烈對比。

出獄後,周永康的笑容、一舉手一投足,以至每一句話,輕易成為全城焦點。有人佩服他的豁達開朗,有人笑指他像《監獄風雲》周潤發般英偉,有記者誤以為他信佛信到改名為「釋永康」。他在電台節目衝口而出的政改中途方案,引起社運圈熱烈討論(或批評);他在多個訪問中談及父母的溫情故事、拭淚照片,廣為大眾流傳 … 作為政治人物,這刻周永康頭頂有個大光環。問題只在於,被時代選中的他,下一步打算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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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獄與否,他的答案都沒改變:準備到美國升學,遠離香港的漩渦。

「未來幾年,我都不會再在主流視野入面出現,大家可以忘記我。」他斬釘截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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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火熱的香港,將沒有周永康的身影?

「大家不一定要做苦行僧,才可以拯救世界。」他抬頭,露出一記睿智笑容 — 一個周永康式微笑。

周永康

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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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接近一個月,周永康漸漸回歸正常生活節奏。他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事 — 接受媒體訪問,為爭取在囚人士權益奔走,聲援被囚戰友;更重要的,還有陪家人、見女友、與朋友相聚。

遠離壁屋監獄的小牢房,回到熟悉的大世界,重獲自由的感覺理應良好?周永康卻有點保留。

「其實就像由一個細的監獄,轉去一個大的監獄。」

周永康形容,他的朋友圈子幾乎個個都為香港政治形勢著緊,於是每有高官、政客說了句惹火說話,大家從 facebook 讀到有關新聞標題,便立即火冒三丈,情緒波動。周永康警惕這現象:「你會發覺,每日好多時間就係同呢舊嘢(手機)互動,透過呢舊嘢去接觸世界 … 情緒上大家被好多嘢綁住。」

他口中這座無形大監獄,囚禁的是個人心靈。

2017年8月20日,聲援政治犯大遊行

2017年8月20日,聲援政治犯大遊行

聽起來很諷刺,周永康有時倒珍視牢獄生活,雖然單調乏味,但每天用大量時間研讀佛教書、哲學書,又或與囚友、職員親身交談,至少有助他專注地覺察自己內心。如今重獲自由,他反而用力提醒自己,別被紛擾世情牽著鼻子走,因此 facebook 可免則免,上網也盡量減少。

他將躁動的時代比喻為一個漩渦,一個會把所有精力都耗盡的漩渦。

「出到嚟之後發現,這個漩渦是更加大。在暴風裡面,你更加需要學習。」

如何與漩渦搏鬥、拉扯,是周永康也是香港人重要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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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風暴中,從不是周永康個性所願。

周永康生於中產家庭,父母從事紡織生意,另有一弟。他的中學生涯在粉嶺一家中學度過,唸文科,乃典型的文藝青年,讀書時最喜歡劉以鬯、白先勇的小說,還有韓愈、北島、余光中、龍應台等人的文字,「文以載道,好入腦。」中七畢業後,他去過美國波士頓讀 Liberal Arts,後因種種原因回港,重新考入港大文學院。

對於人生,少年周永康沒有明確規劃,父母也作風開放,容讓他自由選擇。中學時他曾參加劇社,父母主動提議前路,「你鍾意做戲,第時做演員啦,入 TVB 啦。」到入港大,他心繫創作,「上莊」時選了青年文學獎協會,想過日後當作家,如今回想也覺天真,「哈哈,即係乞食。」大學一年級,他的恩師、比較文學系張美君教授在堂上播港產片《A1 頭條》,周永康看得雙眼發光,轉念想做記者,不久入《學苑》任副總編輯。

當時他的自我定位,只是一個以文字和思考推動世界改變的人。「《學苑》的 motto 是『慎思明辯』,大佬我只想做一個 thinker 咋。」

當年他對政治亦不算特別上心,中學時受老師熱誠感染,不時出席六四七一,但除此以外,要到大學二年級出席民陣「警權無限大」遊行,才算是他個人踏足社運的起點。

但政治就在身邊。《學苑》其一職能為監察港大學生會,上莊一年,周永康近距離目睹社運歷史悠久的學生會如何被親中學生把持,步向赤化。他與同學看不過眼,「你唔去做,人哋就會做咗,你就會失去學生會這個重要陣地」,遂決定組閣參選學生會,最終成功踢走親中派。本以 thinker 自居,穩穩站於後台的他,嚮應時代號召,愈走愈前。

「喺學生會我先開始攞住個咪,之前係唔撚講嘢。」

周永康在港大學生會任職外務副會長,每星期都要去學聯開會,並認識了岑敖暉等人。翌年,學聯換屆,他被戰友進一步推舉當秘書長,心裡掙扎,「唔知自己適唔適合。」他自問主見不強,不是典型領袖材料,偏偏大家覺得這種性格最能促進開會討論。

上任前的假期,鍾情閱讀的周永康臨急抱佛腳,買了一大堆工商管理的書來讀,談如何做領袖,論怎樣提升開會效率。到正式上任,時為2014年四月。

時代的風暴來得急遽而暴烈。

三個月後七一佔中預演,周永康首次被捕,「我當時在台下喊過,因為好似令父母擔心。」九月,學界發起罷課集會以反對人大八三一決議,雙學衝入公民廣場,雨傘運動正式展開。之後的,已成歷史。

習慣站在後台的周永康被時代選上,頃刻間處身漩渦之中。

「其實我們都是在巨浪翻騰之間,去到某個位置,扮演某個角色,承擔某些責任。」這是他的感悟。

927 闖入公民廣場後(圖:Chow Alex fb)

927 闖入公民廣場後(圖:Chow Alex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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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第一個星期某早上,周永康約了戴耀廷見面吃早餐。他形容當日二人相處,氣氛親切如志趣相投。「因為大家終於可以撥走障礙,重新見返對方係點樣。」

他又特別向戴及「佔中三子」道歉:「曾經為你們帶來好多煩惱,以及不必要的困擾。」

「對不起」三個字,近兩年周永康經常掛在嘴邊。如八月判刑前夕,他就私下向何秀蘭致歉,因對方曾對學生很失望。「雨傘時學生同傳統泛民傾唔埋,佢哋覺得我哋無禮貌、開會遲到,策略上又唔尊重,有時未顧及係咪做到就先講出嚟,好似迫佢哋咁。」

一場雨傘運動,無疑令周永康等年輕學子,成為鎂光燈下的主角、為人不知的公眾人物。然而事後回想,他確信風暴來得太猛太急,自己根本沒有足夠能力處理。

「真是千斤重的壓力。你根本都未夠成熟,未夠 ready,羽翼未豐就跑咗出去 … 」他嘆一口氣。「大佬,脫閘喎。」

傘運幕幕情景中,周永康最不願回首的是 1130 升級一夜。佔領完結後不久,他接受有線新聞專訪,承認經驗不足,不少情況都因恐懼而卻步。佔領後期,學生的體力和精神「基本上快崩盤」,事後回想,1130 當晚包圍政總決定的結果,令只期望行動升級的人看到,這類行動未如理想,並不可行。訪問其後引起巨大迴響,記者在片段旁述的「升級是為了證明激進未必有用」,令不少人將矛頭指向學聯,指摘周永康無異於「推示威者去死」。[1]

周永康一直不敢重溫訪問片段。

「嗰時會不斷  loop,點解會發生咁嘅事,自己做錯啲咩呢?件事錯綜複雜,又百詞莫辯。然後你會諗,自己需要負責任的地方係咩 … 」周永康稍頓,續道:「被冤枉或者無辜的地方,又係咩?」

好一段時間,他整個人被挫敗感牽著走,傘後再遇上退聯潮,本已鬱悶的情緒如雪球滾大。「好似淋花一樣,不過種的是佛家所講,惡的種子。」

與政府談判後,學聯五子向公眾交代。(右一為周永康)

與政府談判後,學聯五子向公眾交代。(右一為周永康)

傘後數月,隨著多間大學學生會相繼退出,六十年歷史的學聯近乎瓦解,周永康深感自責,有段日子不想出門見人,甚至一度改戴隱形眼鏡,好使途人認不出自己;就算往外地散心,也怕被港人認得,惶惶不可終日。

2015 年初情緒最低谷之際,周永康經港大教授司徒薇推介,讀了明就仁波切著作 The Joy of Living,推開佛學大門。書中提到焦慮是人類長期症狀,作者小時候患驚恐症,完全受情緒擺佈,及後靠禪修慢慢治好。同樣處於焦慮的周永康立時覺悟:要走出陰霾,靠的不是改變外界條件,而是求諸自己內心。

雨傘前,周永康與許多同代人一樣,價值觀從 John Rawls、Michael Sandel 等人著作而來,「我的政治觀就是接觸一套理論,然後覺得,佢好好喎,係正確價值,應該要實踐。」當年參選港大學生會寫政綱,他順著 John Rawls 的思路,講大政策,提倡公平分配社會資源。

但傘運過後,一整代人陷入沉鬱,加上佛學強調個人的情緒、關係,周永康認真反思:在爭取社會正義的同時,還有什麼需要重視?

答案是個人靈性、關係、情緒。一言以蔽之:往內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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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很享受在英國讀書的日子。

2016 年,周永康遠赴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修讀城市設計及社會科學碩士課程,期間造訪英國西南部城市 Totnes,了解當地的城鎮轉型運動 (transition town movement)。這個案例,令他眼界大開。四小時的訪問,他多番長篇幅地向記者談及,這場運動如何改變了他對香港社運的想法。

Totnes 本為工業城市,後因工廠外移及環境污染問題變得日漸荒蕪。2006年,研究能源轉型與氣候變遷之間關係的學者 Rob Hopkins,不滿足於只做研究,便與夥伴在當地發起轉型運動,進行在地實踐,嘗試將荒蕪市鎮變成永續社區。運動結果最終十分成功,在學者領導下,Totnes 居民展開由下而上的凝聚共識過程,提出多個針對交通、規劃、能源的發展方案,並付諸實行。這小城自此吸引無數城市研究者到訪吸收經驗,包括周永康。

英國西南部城市 Totnes

英國西南部城市 Totnes

周永康最記得,城鎮轉型運動展開之初,一眾搞手曾坐下商量:大家究竟可以為這場運動撐到多久?有人答兩個月,有說三個月、半年,「咁都幾大鑊,如果大家只係撐到半年的話,這場運動其實並不 sustainable,因為要見到件事有成果,過程一定不短。如果在個人層面,無論是財政、mental capacity 上都不能 sustainable,咁係唔掂。」

看著案例,他感受很深:香港民主運動,何嘗不是如此?

在英國讀書期間,周永康重遇許多昔日社運戰友。人在異地,遠離教人窒息的漩渦,個個都神采飛揚。「原來香港的環境,真係令到人好容易 burn out。因為大家都傾向否定別人的 contribution、good intention,好多時間都用來批判、否定其他人。」以前周永康也如是,「到我學 buddhism 先發現,原來好多正面的形容詞我都唔識,我無辦法 appreciate 人。」這是他個人的習慣,也是不少政治及社運人的狀況。

浸淫在互相攻訐的氛圍下,加上政權用各種手段進逼,再熱情的公民也難免枯竭、崩潰。

偏偏香港社運文化從不容許領袖表露真實情緒。「我們的社運只會強調一個人要好 tough,不怕任何挫折。展露自己內心情緒或軟弱一面,是不被允許的。一旦 expose 自己,其他人就會 attack 你,而你又唔想被 attack,於是思緒就不斷被呢啲事情扯住行。」類似說法,近月黃之鋒羅冠聰都曾提及。

亦因如此,周永康特別關心近月在幕後默默支援政治犯的團體、戰友、律師,擔憂他們的心力已經枯乾。「而且你諗下由八月至今,只是三個月。但嚟緊旺角禁制令、佔中九子,以至魚蛋事件那些人,刑期可能是跨年計 … 」

「你點樣 support 到對方,又 support 到自己?」

資料圖片:民陣十一反威權大遊行

資料圖片:民陣十一反威權大遊行

Totnus 城鎮轉型運動對他又有啟示:搞社運,必須建立一個情緒上的支援網絡。

為疏導個人情緒,當地的運動陣營設計了一個 mentorship program,為社運領袖安排 mentor,當中有心理學家,也有基督徒、天主教徒、佛學修行人,定期見面聊天,吐吐苦水,訴說對團隊的不滿,以至反思自身的不足,從而重新提取力量,繼續委身。同時,mentor 對上亦有mentor 支援,一層撐一層,構成支援網絡,避免運動因參加者個人 burn out 而步向失控。

當日嚮應時代呼召,一步步走入漩渦的周永康,歷經傘後的低谷、佛學的啟迪,以至對社運的長期觀察,如今他的自我定位,不再是最前線的行動者,而是後台的 supporter、facilitator(協調者)。

「現在我扮演的是支援角色,enhance 大家的 mental capacity。」

2016 年初港大罷課一役,是他在後台其中一次嘗試。當時港大學生不滿李國章出任校委會主席,成立罷課委員會。周永康雖未完全走出退聯陰影,卻仍選擇加入,與本土派、退聯成員相處,目的只為分享傘運失敗經驗,從而就著可能出現的最壞結果、戰友們所受的心理創傷,提供支援。

過程中,周永康獲本土派同學稱讚「原來唔係想像中咁膠」,也初步認識了同為罷委會成員的梁天琦等人,並發現自己在社運裡另一個可以扮演的角色:facilitator。

「如果要令民主運動有可能,要有好多人做 facilitator。因為大家各自有太多私怨、積結、誤解,甚至因不認識而產生的偏見。要拆開呢啲結,就需要一些人有一定的capacity 頂住批評,同時又有耐性,托得住對方的負能量。」

周永康、梁天琦

周永康、梁天琦

正因如此,周永康不吝嗇表達對何秀蘭和戴耀廷的歉意,又主動在港大罷委會一役中與梁天琦等本土派交流、和解。在他眼中,民主運動要走下去,各門各派必須拆解心結,恢復對話,互相理解,然後重新尋覓共同的立足點。

作為 supporter 和 facilitator,周永康唯一始料不及的是,尚未成功開導即將入獄的戰友,自己就首先坐監。但想深一層,他倒覺得,這正是對後來者的示範:究竟可以怎樣面對司法制裁、牢獄之苦?

「你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坐監),入去係為咗乜嘢,期間做啲乜嘢,都會 reshape 成個民主運動,可以令更多人有能量有信心,重新思考,佢哋都咁樣喇,我又可以點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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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日,步出終審法院一刻,在鏡頭包圍下,周永康始終笑得燦爛。兩旁的羅冠聰、黃之鋒,在人前擠出微笑,但鏡頭以外偶爾皺起眉頭。像羅冠聰月前便在 facebook 抒發真實情感:「每天好像在跑步機上追著理想,奮力著又不知何時到岸。一個個大浪迎面拍來,渾身濕透,再也無法退後。」

周永康自知比較幸福,至少他不屬於任何組織。當身旁的戰友要背負「香港眾志」整個黨的壓力,終日思考補選安排、選舉工程,以至整條政治運動戰線的未來,「他們已經跟現存的政治情況綁埋一齊」,周永康的包袱顯然較輕,壓力也較小。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

黃之鋒、周永康、羅冠聰

同時他也承認,自己家庭背景比較富裕,對於前路的選擇,比較自由。像周父周母,從沒限制他的職業想像,由 TVB 藝員到作家,再到今天讀 PhD 都如是。「唯一係叫我一定唔好做生意,做生意好辛苦。」他記得小時候父母工作繁重,每天近凌晨才抵家。「訓緊覺見到道門打開,有光線飛入嚟,或者聽到鎖匙聲,先知他們返咗嚟。」父母的辛勤付出,使他在經濟上暫無後顧之憂。周父早前接受訪問時稱,不阻止周永康走這條路,而他可做的,就是減少兒子將要面對的經濟壓力。

「如果我聽日即時要諗搵工的話,就有好多嘢要憂慮。但我唔駛。」

周永康一早獲 UC Berkeley 取錄成博士研究生,原本今個學年便赴當地升學,只因坐監要推遲一年。但無論如何,起碼他已確定此後五、六年的人生如何。「三年 coursework,一年 field work,一年做 dissertation,期間教下書,睇下 NGO 有無 volunteer 的工作 … 」也換句話說,明年年中之後,周永康將會遠離香港社運的風風火火。

「我唔會再在主流視野入面,大家可以忘記我。」他半開玩笑道。

近年不少社運領袖都選擇出外進修,並因而受過批評:當香港處境水深火熱,當社運戰友在前線頂住威權,這時候赴外地休養讀書,既遠水難救近火,又是否太安舒、太奢侈?

周永康收起一貫笑容,正色道:「有一群人在漩渦的正中央,佢哋好辛苦,你要畀好多 support 佢哋,要見到佢哋份勇敢、堅持。但如果你講隊伍,要有分工先健康,否則大家都一窩蜂做同一件事,一窩蜂湧哂去做選舉,一窩蜂大家被人 DQ 哂,係咪最好呢?」

「最焦躁的地方係好焦躁,但亦有好多不同面向可以落墨。」

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就議員宣誓覆核案頒下判詞,裁定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及姚松炎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當日四人在法庭前會見記者,梁國雄撐著的雨傘上寫著「提防內鬨」等字句。

2017年7月14日,高等法院就議員宣誓覆核案頒下判詞,裁定劉小麗、羅冠聰、梁國雄及姚松炎宣誓無效,失去議員資格。當日四人在法庭前會見記者,梁國雄撐著的雨傘上寫著「提防內鬨」等字句。

2016 上半年,自決派曾考慮組成「香港列陣」參選立法會,連周永康也一度願意參選,「有幾日狀態好,覺得參選都 OK,Lester(岑敖暉)你去啊?我同你一齊癲!」當時他在想,如果自己的知名度能換來更高勝算,從而促成一個有實力有願景的聯盟誕生,好像也不錯。但幾天過去,亢奮情緒回復平靜,他察見自己根本未適合從政,甚至直言如參與選舉「會累死大家」。

他再次確認自己身位不在漩渦正中心。

「我跳埋入去,都係幫手減慢崩潰的速度啫,哈,你話係咪可以幫到好多的忙呢?比起我透過 PhD 學更多嘅嘢,搵更多資源,拓闊我對世界的認知和視野 … 我覺得絕對唔係。」

周永康也不是為讀而讀。傘後三年,民主發展停滯不前。他觀察到這場運動要走下去,不能再像以往一樣,只講政改,又或單純研究政策。參照英國城鎮轉型運動的經驗,他認為有識之士必須深入社區,與平民共議,發展墟市等社區經濟,令一般人既能糊口,又重拾生活樂趣,由個人開始,一點一滴、由下而上地為城市帶來根本改變。

「在民間,大家可以怎樣推動政策上、文化上、人的改變,以至這種互動可以 preserve 到香港珍貴的價值,而且帶來 alternative,讓大家見到出路,見到希望,而不只是窒息?」

如何找到出路,令市民走出漩渦困境?這將會是未來五年周永康在學院反覆思量的事。雖言之尚早,但他期望有天能像自己欣賞的公共知識分子,如許寶強、陳允中、周保松一樣,在地實踐知識,真正改變社會。

「如果我覺得自己要在民主運動有一個角色的話,出去讀 PhD 就是最好的安排。」只因香港的焦灼環境,根本不容你有任何空間靜下來令思考沉澱,凝固成為知識。

周永康在倫敦海德公園(圖:Chow Alex facebook)

周永康在倫敦海德公園(圖:Chow Alex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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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尾聲,周永康說了一個有幾分禪意的故事。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他被懲教署職員帶上囚車,準備由壁屋監獄送到高等法院上訴庭,聆聽上訴許可的判詞。囚車離開壁屋,轉入清水灣道。這是周永康入獄兩月第一次接觸外面的世界。他望向窗外,看到在巴士站等車的普通市民,有一種強烈感覺湧上心頭  — 是「自由」。

風景繼續往後退,周永康卻突然陷入迷惘,連串問號浮現腦海。「點解我覺得要出返嚟,才會有自由的氣息?我係咪應該在監獄裡面繼續我的修練,繼續我的學習呢?出嚟可能會有好多波濤,好多事情要處理,會唔會唔係一件好事呢?」獄中生活雖困苦,卻能磨練身心。

聽起來,周永康好像「坐到懵咗」,但事實上這也是漩渦之中不少抗爭者的狀態:「好多人覺得,一定要在最辛苦的方式、環境,才可以開出一個截然不同的未來。」

周永康自問開始想通。

「大家唔一定要做苦行僧,先可以拯救世界,如果你堅持要做苦行僧,追求那種苦的狀況,這只是偏執,是病態。」

「當你知道那個環境會令你有好多障礙,係咪都要堅持呢?都可以嘅,都有得著嘅。但如果見到有其他 option,可以有更多 contribution,我會毫不猶豫咁去行。」

「無論去到邊度,都可以因應環境的轉變而調整你的心態,去攞最好嘅嘢,學習最多的事情,這樣才健康。」周永康式笑容,又出現了。

周永康

周永康

 

註:

[1] 本段落曾經作出修改。有線新聞於 2014 年 12 月底播出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記者旁述稱「旺角清場之後,處於疲態嘅學生,決定將行動升級…佢哋咁樣做,原來係想證明,激進,未必有用」;周永康後來多次澄清,有關旁述是記者的個人看法,並非他受訪時表達的意思。有關訪問片段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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