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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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3/16 - 18:40

【專訪】由支持大灣區發展到狙擊林鄭 沈旭暉的變與不變

【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Nasha Chan】

沈旭暉很少公開鬧人,在他口中筆下,人人似乎都是值得交的朋友。即使立場對立,他也客氣非常,從不吝嗇溢美之詞。這樣一個說盡好話的學者,仍被外界視為爭議人物。有人認為他親中紅底、有「黃絲」對其寄予厚望;雖然自命傳統菁英,但熱衷研究網絡生態;經常在各大媒體亮相,一些人視他為不務正業的虛榮學者,但他自言不喜愛上鏡和交際;本行是國際關係研究,但每一次香港本地政治的重大轉變,評論界也少不了沈旭暉……

即使筆者認識沈旭暉已久,但仍然看不透。極高曝光率的沈旭暉,其內心世界 — 至少對我 — 仍然是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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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自從去年反送中運動爆發,沈旭暉的評論變得「直線」,不斷狙擊林鄭。外界認為他「轉變」了,沈旭暉說:

「之前褚簡寧和陶傑有個節目也談到類似的問題,陶傑的版本就是說,其實變的不是個人,變的是時代。變不變的問題有兩個答案,一:每個人都有一些職位和 duty ,令人不能時刻表態,這是事實;雖然如此,其實過去十年,我都做差不多的事。例如為何我認識黃之鋒,就是當年我們一班學者聯署和參加集會,去反對國民教育;再早一點的時候,政府說要搞立法會議席替補機制,我們也反對,當時還是以 Roundtable 的名義去做。」

「分別只是當年社會並沒有今日分裂,即使你做這些事,外界也不會視你因此就站在政權對立面。以前是議題之爭,事情可以和平落幕,政府官員也可以跟你繼續溝通,但這種生態在過去一年,已經不存在。」

沈旭暉

沈旭暉

「一個親身例子,早前有個政府高官的媽媽過世,我媽媽就代表我們去送一個花牌。我媽媽跟局長的姊姊去同一個教會,就收到一個很婉轉的消息,說我們不用特意送花圈喇。」

沈旭暉沒有直接回應花圈事件,是否由於自己評論越趨高調;但無論如何令對方忌諱的,應該不是沈旭暉的母親。

「對方有一個人負責逐個花圈檢查,他們可能不想在太敏感的時間,跟一些不是『純建制派』的人來往,以免給關部門做文章。現在建制已經有一個標準,有一些人是最聽話的建制派,中聯辦也接受到,要那種交往才安全,其他人就可免則免。所以社會在這種情況下,說任何話都好像變得很高調。」

「另一方面就是之前說的個人職責問題。過去 10 年,事業都算發展得不錯。在大學我長時期都是做一些課程的設計,我就代表了那個課程,有一些枷鎖;在報紙有一些較官方的職銜(編按:沈旭暉原為《信報》國際版主筆,2019 年 8 月辭任),立場多多少少代表一份報紙,也是一些枷鎖;自己有一些公司和業務,香港人好難完全跟政權沒來往,所以我跟香港一般的傳統菁英一樣,有一條線。」

「去年 6 月我需要做一個決定,可能會接受一個更 hardcore 的位置,自己未來的言論空間會更小。如果之後成世人,或者至少幾年,不能說我想說的東西,雖然我也不是很 vocal 的人,但我預視到自己會很辛苦。如果是一次半次,case by case,那可能 OK ;但如果之後的香港都如此,我就應該想想要『在裡面』,還是『走出來』?那時我衡量過,在一個很高壓的氣氛下我不會生存到,所以我就 re-adjust 了一些自己的工作,將一些必然與政權高度重疊的東西放開,我會自由一些。坦白講都掙扎過了一陣子。具體來說,如果我想寫多些東西,就不要連累其他公司。到我們的年紀,最緊要財務自由,發達是不會,但又不會餓死;但將自己的收入多元化,我是一直做緊。」

(圖片來源: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page)

(圖片來源:堅離地城:沈旭暉國際生活台 Simon's Glos World facebook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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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有「家底」。外祖父曾是《大公報》管理層,母親也是該報職員;父親曾是香港大學電機電子工程系教授……家裡匯集了香港最主要的政治思想:親中國和親民主,他也寫過認識不少傳統左派中人,也觀察到上一代政治「江湖」的生態。

「香港曾經有一個最好的時光,我也很懷念,就是 80 年代前後,那個時候香港最接近自治。英國和中國都不是太理你香港,社會各界都有偈傾。有偈傾很重要,social capital(社會資本)是這樣滋生的。我是 2003 年讀完書返香港,那個時候香港無論左、中、右,都有一個 consent(共識),有 consent 很多事情就可以隨而建立,其他事情就會進步。為甚麼以前有「中間派」?因為其他派別都會聽他們講,政府也可能 empower(賦權),但現在不是。當然這也是世界性現象,世界向兩極的方向進發。社交網媒和演算法的催化是其中一個原因,但另外也是因為某些地方興起了很對立式的思維,所以就撕裂了。我想我們改變不了這個大趨勢,你只能在裡面 identify 自己的角色。」

「對我們這類傳統菁英背景的人,我們只能盡量令政權反思自己的角色有甚麼問題,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做這件事。如果政權不解決這些問題,對政權自身也是不好的。無論外界怎樣看我現在的言論,我都認為這事要做。當然如果政權不聽,繼續這樣下去,我們當然阻止不到它,那就唯有大家一齊承受那個後果。」

「我來自一個很典型、很循規蹈矩的家庭。我父母那一代,有一些我也很難理解的東西。他們立場完全不同,但有個默契可以相處得到;他們圈子不同,又可以交接。在這個環境下,我的確學習到與不同的人相處。例如我認識一些《大公報》的前輩,跟他們交往,避開擺明會鬧交的東西,都可以相處到。因為以前的菁英教育是這樣,當年社會比較封閉,只要你能壓抑自己情感,就是一個幾稱職的社會人,所以我相對來說,跟不同的人都能傾到偈。不過這套教育也有問題,就是規範太強,不容易跳出去,人的適應能力下降。現在的年輕人,沒有包袱,一切天馬行空,其實是充滿作戰能力,我就很欣賞。你說有些公務員或者公司高層很保守,但事實上他們又的確無法中途回去外面打滾,因為一些規範太固化之後,人就會失去了作戰本能。」

2019 年 6 月 9 日,103 萬人遊行,大公報門外。(立場新聞圖片)

2019 年 6 月 9 日,103 萬人遊行,大公報門外。(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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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自己是一致的」

去年 4 月,《大公報》訪問沈旭暉談大灣區,在訪問中他鼓勵青年去大灣區創業。訪問一出,公民社會、傳統黃營,很多人落力狠批。他這樣回應:

「其實大灣區,和我以前說的次主權,也是在同一個框架之中,就是講香港如何發展自己的腹地,立足於世界,在國際間維持自己的位置。有本土論述和大灣區這個名詞之前的十年,我都已經在研究和寫這些。當然在現實上,有些講法北京比較喜歡,有一些就本土派比較喜歡,各取所需,現實就是這樣運作;但比起很多政客,作為一個人,我認為自己是一致的。」

沈旭暉的「6 月之變」,他這樣解釋:

「我會與不同企業合作。我們經常認為,一個人越有錢、機構越龐大,抗壓能力越大,但現實世界其實剛剛相反,越位高權重,空間越小。在香港關鍵時間,我不想連累抗壓能力相對較低的友好;但我又相信香港各階層都是極聰明,大家都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如果說我們這群人對香港能有甚麼貢獻,就可能是我們在自由結社時代累積下來的社會資本,把事情引領到一個正面的方向。」

「如果你看香港的人口結構,邏輯上應該是全面投共。社會各界都很難不望向中國的資源和政策,則香港應該是極度穩定和擁抱政權。客觀現實是相反的,為甚麼?因為很多在企業、政府裡面的人,他們仍然相信一套與時下政治正確不一樣的價值。這些價值怎樣變成實在的行動?例如捐錢、支援前線。我們有很多群組,我叫做 yellow submarine(黃色潛艇)。有些人表面上是社會賢達,經常要去大陸開會,或是政府的中高層公務員,但你知道他背後用他的崗位,正在做一些對社會有益處的事。那我覺得要聯絡整合這些人,令他們更有 moral compass ,是重要的。社會就是這樣分工,例如前線,或者真正的政客,他們都各有自己的圈子,那我熟悉的就是另一個圈子。」

是甚麼東西,令不少社會賢達思索要停一停,諗一諗「全面投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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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呢」無意義

「我想每一個人都是立體的。例如我認識你很久,你有自己的理想、現實、妥協,所以是立體的人。如果在太平盛世,對我們來說,根據自小的訓練,就是去拿一些社會位置,然後成家立室、搞惦自己就開始投資物業……這些典型的向上流動模式;但當你有大時代的衝擊,你就有可能要將這整條公式改變。你再跟這條公式下去會怎樣呢?」

也就是說,社會已經壞到一個程度,連傳統菁英都質疑自己再跟社會既定公式,是不是就能通向一個童話式的未來?

「例如最近比較多人討論梁文道的文章,他經常問『之後呢』、『以後點』,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因為事情的確不是簡單公式。我以前都是這樣計算,但經過這幾年,特別是特朗普當選,我會發現國際關係要改變計算公式,你不能照檯面條件去計,而是要反過來計算, reverse engineering 。照現時的情況再過十年,我會不會頂得順?我當然頂唔順;如果世界再運行 10 年,是不是跟現在一樣呢?我認為是不會。既然我有這兩個答案,我的結論就是我可以去做那些我價值上認同和喜歡的事,而不是根據檯面的推測,去做設想中下一個階段要做的事。」

梁文道,圖片素材來源:rthk片段截圖

梁文道,圖片素材來源:rthk片段截圖

所以在沈看來,10 年後的世界會跟現在毫不一樣。

「如果你用梁文道式的計法,這個不行,那個又不行,自然一切都是死胡同;而我看到的未來,世界隨著科技發展,兩個價值陣營會因為科技加持,而變得越來越明確。這兩個陣營不是完全對立,而是互相交雜和滲透,但一邊會利用科技去加強控制個人和社會,去做極權行為;另一邊則會利用科技去解放人的創造力,令人最自由的一面發揚光大。我認為這個趨勢是不會返轉頭,如果到時世界是這樣,你希望在哪個陣營呢?不一定是你物理上住在哪裡,而是你想自己的人生落戶哪一個價值系統。以我們的教育背景,選擇哪一個陣營是很明確的。既然是這樣,我們現在就應該鋪陳自己和子女的選擇。」

「反過來說,基於傳統的計算,你甚麼也不選擇,這個不行、那個又很難,甚麼都做不到,那你剩下的選擇其實就是每日返工放工,做所有動物會做的東西,那 10 年之後只會更甚。那不是我自己和下一代希望選擇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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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變成湯家驊

2003 年回港,那麼多年的高調參與「社會事務」,沈有沒有一刻曾有政治抱負?有沒有想過進軍現實政治?

「這十幾年,都有過很多機會去加入政府,但我經常想,社會不能由我這類人去承擔最重要的位置。我說一個例子,湯家驊。我老婆也跟湯家驊共事過。最近幾年,你看見湯家驊的改變,並不只是政治立場改變,而是有一些邏輯解釋不到的東西。看湯家驊,我會想,如果我加入政府,當入行政會議,會不會變成這樣?我相信事情更多是結構性問題,多於個人問題。是不是走到那個位,就會被自然引導到那個狀態?當局者迷,這幾年看見他的心態,是極度急速改變。我們這種背景的人,做錯了決定,就回不來,算是浪費了一生累積的社會資本。」

湯家驊(圖片來源:民主思路 Facebook)

湯家驊(圖片來源:民主思路 Facebook)

「一個人沒有經過大時代的洗禮,會有過份天真的想法,直至我自己有真正的人生歷練之前,都不敢承擔真正重要的位置。我們是相對沒有風浪的一代,這大半年確實反思和成長了很多。以前朋友聽到激烈抗爭就會反感,但現在可能認識很多,也看見更多現實,想法就會不同。過多一段時間,香港全體市民都會更成熟。以前天馬行空的想法,就會變得更具體。不過,始終需要更多歷練。」

「你說有沒有想過參與政治,以前沒有,最近大半年反而有,但不是選舉或者入政府,而是例如『海外新香港』,以前大家覺得天馬行空的東西,現在都變得越來越現實。我一向都有研究香港的非主權對外關係,慢慢去做,考察,在海外能夠建立一些東西的苗頭越來越多。不是因為這個時代衝擊,也不會激發到很多高質有心人去幫助。在街頭抗爭以外,也需要其他東西去延續我們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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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香港第一次「政黨輪替」

政治江湖。2012 年特首選舉,沈也寫了文章,之後據說收到恐嚇電話。對沈來說,那一年的選舉結果,是否打亂了他的生涯規劃,或者對局勢的研判?

「2012 年特首選舉(唐英年對梁振英)……當然很難忘。我們這類所謂年青才俊,是他們接觸的對象。用共產黨術語,那場選舉是一個路線鬥爭,也可以說是香港第一次政黨輪替:地產黨和共產黨。鬥爭派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就是土地和民生問題,問題在商人和地產商,只要解決了這個矛盾,其他問題就會不存在。之後關於一國、23 條、港獨,就逐樣打出來鬥爭;非鬥爭派的路線就是:雖然地價很貴,但自由社會同樣保護了很多香港價值,所以次要矛盾就暫時放開啦……事後看來,關鍵就只是中國經濟發展得太快,有一批人要來香港插旗洗錢,就在香港推動政治洗牌。當時完全沒港獨、本土派,我們去 day trip 返大陸,完全沒心理包伏,包括民主派人士也如此。之後是完全走向鬥爭化的社會。香港自 67 年之後,都沒有這樣的鬥爭方式。8、90 年代,香港人甚麼都敢說,買島做新香港、要一國一制、香港獨立……有膽就試。現時,任何東西都有一個大的規範,令人的思想和行為變得壓抑。」

「選舉後期發現大勢已去,當然感到很沮喪和憂慮。因為不談路線之爭,梁振英確實有能力實踐『改變』,所以香港就會跟從前不一樣。當你預視到香港會越來越大鑊、越來越動蕩不安,你就自然不會再玩這個一步一步爬上去的菁英遊戲。當時對我來說是很大的突變,就重新規劃人生。覺得需要有一些實業,有不同的收入渠道。大學是一個身份,但人工相對也不高,學院中人在動蕩時也是首當其衝,所以就會少一點參與,會用多些時間去做小生意,就算不在香港,也有一些小收入;傳統菁英那些入甚麼會、派卡片,就可免則免,之後亦開始研究一些未來、科技的東西。事後看來 (2012 年) 的確是一個轉捩點。」

2017年6月,梁振英、林鄭月娥出席《大公報》創刊115周年慶典酒會(政府圖片)

2017年6月,梁振英、林鄭月娥出席《大公報》創刊115周年慶典酒會(政府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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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假定中國絕不理性、絕不妥協

以沈旭暉看來,中國如何盤算香港問題?香港未來如何?

「雖然我從來不是樂觀的人,戴教授就總是出奇地樂觀……但對香港的前景,我認為是有條件樂觀少少。大家經常假定中國完全不理性,但如果中國不理性,當初就不會設立『一國兩制』,你很難否認『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妥協,當初如果硬來一國一制也是可以。上一代的泛民經常有個口號,叫做『建設民主中國』,我當明天中國突然民主化,那我都相當肯定『一國兩制』就不會存在。至少在這一刻,『建設民主中國』和香港是相違背的。當初的中國高層菁英是有妥協,所以你不能說他們沒有一點理性。如果不相信雖然中國和香港有很多價值觀不同,認為中國就是毫無理性,那麼我們就甚麼都不用做,因為它毫不理性,那我們也不用博奕。」

「如果我們假設中國也有自己的一套理性,那麼中國現時最大的危機,是它整體已過了粗放的經濟發展,即使已經過了所謂『戰略機遇期』,要維持經濟發展,但又不能做政治改革。他們需要有一個跟國際接軌、又不會顛覆你的金融中心,去洗錢、上市、換外匯……這就是香港。為甚麼蘇聯會崩潰,學界有一萬個解釋。西方可能認為是蘇聯邪惡,中國就認為是西方一心顛覆滲透,令蘇聯人自己也忘記了制度自信。然而更實在的原因之一,是蘇聯沒有香港。中國改革開放時靠香港,蘇聯則轉型失敗。未來香港,會有兩組世界價值;中美關係的鬥爭不一定會發展成全面戰爭,但貿易和意識形態衝突,一定會比現在更差。他們的鬥爭是結構性的,將來會越來越多『何志平案』、貿易戰會一輪一輪地持續。在中國領導人眼中,始終有融資需求。當你和另一個世界的關係變差,對外窗口就會變得更重要。韓戰、越戰,對香港都是機遇。當你不是太平盛世,窗口才有價值。中國即使是在文革時期,仍然堅持香港要『長期打算,充份利用』。」

「當然中國經常想複製香港,例如深圳、上海。如果做到,已經做到。其他國家想無中生有做一個香港出來,都不見得做到。」

沈不相信北京會對香港實行「最極端政策」,但坊間一直有個說法:對北京而言,香港重要,但香港人不重要,所以北京不斷輸入「專才」,用中國人 / 新香港人佔領香港,一樣做到北京想做的事:有金融中心,又不會帶來不穩定。

林鄭月娥、習近平,圖片來源:rthk片段截圖

林鄭月娥、習近平,圖片來源:rthk片段截圖

沈回應:「北京相信用新香港人過來,就可以運行到這個機器;但很多海外回流的中國人回去深圳、上海,也搞不起另一個國際城市。因為西方相信香港人,相信他們是非政治化的,不會完全倒向中國那一套,地位和承認是這樣來的。」

「例如陳馮富珍以前當選為世衛總幹事,就是一個經典例子。她是憑香港人的身份勝選。她在本地其實不能說是受歡迎,但對世界來說,她是港英公務員出身,跟國際標準接軌,但同時是中國人,代表一個新興大國,這其實就是『一國兩制』的賣點。世界很想分享到中國的發展機遇,但他們希望交手和吸納的,是一群抱持西方價值的中國人,要可靠;但這套現時玩爛了,你看曾偉雄再去選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主任,就失敗了,因為西方不相信你是恪守西方的價值觀。既然香港的菁英已經很明顯地一邊倒,西方人就不會覺得他們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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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早前出席民間記者會,力陳港人應該搶佔功能組別和選委席位,盡力選出「黃絲特首」,由「自己人政府」提出將功能組別「新九組化」,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實現變相民主。

此論一出,政圈亦有激烈討論。有人支持,有人反對,又是一輪互相傾軋。到現時為止,坊間仍然沒有一致看法。雖然在「兄弟爬山」的信條下,大概是否搶攻,亦不需要所有人路線一致。對「一國兩制」,沈認為還行不行得通?

「『一國兩制』需要『新約』,要大家一齊想。不是「白紙黑紙」,但要大家都參與醞釀。因此香港激進派很重要,能戰才能和,沒有他們就沒有討論空間,別人也不會跟你談。現在是『一國兩制』實行以來,相對最好的時間去 deal 一個修正方案。如果失敗,你就得返『一國一制』或『兩國兩制』這類選項,無論是走向哪一個極端,你都要經過一個試盡任何可能的過程。制度內的空間未試到盡,不管是主流市民或者北京都不願動,因此要試完它。試完下一步點?其實不用回答。現實是不會有諸葛亮錦囊,不會在錦囊裡面找到萬全之法。在現實中,三步計算之外已經是鳩噏。」

「關於『一國兩制』的『新約可能』,中國不會主動 wipe off ,但他也不會主動給你。他面對現時香港和國際的情況,應該想這些可能性。如果談判破裂,大家之後的選擇就會變得很清晰,要不就只剩下返工放工,在香港好像在深圳一樣生活,要不就移民,要不就用自己的方式抗爭,重建一個新香港。我認識一些人做移民公司,收到最多查詢,就是警察攻中大理大的那幾天,但事情完結之後,想移民的人又會覺得不如等下,搵多點錢再算。現在大家還是傾向想窮盡『一國兩制』的可能性,所以無論將來走向哪種形式,現實而言我們還是要窮盡可能性。」

沈旭暉(右二)出席民間記者會(立場新聞圖片)

沈旭暉(右二)出席民間記者會(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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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絲、建制派、平民、菁英各自的迷惘

沈旭暉被一些人視為「紅底」,是否因為認識很多「中方人士」?中方人士跟香港菁英的互動是甚麼形式?

「如果你在我那個年代出現,自然就有很多人請你食飯,慢慢就建立關係,那你就識得越來越多人。而我又不是單一界別,網絡就跨界變大。除了親中人士,我也認識外國人,或者反對派。我的網絡跟個人性格完全相反,我個人鵪鶉、不喜歡說話,本身又是宅男。不過你單純問中方人士的話,以前他們與香港人的交往,是比較正面,因為北京也體認到香港需要管治,就要認識社會各界,我認為是合邏輯的。」

「但現在是純高壓,管理香港的人員,就是純利益,只剩下威迫利誘,接觸的都是沒用的人。共產黨成功的時代不會這樣,現時你的敵人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少,而且朋友不真心,自己人越來越廢。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情況也類同。單純靠權術去管治,都有它的極限。香港以前一直的成功,都是近似無為而治,是小政府。我有時跟中聯辦的朋友講笑咁講,港英當年派幾個人來就重整了秩序,就成了聯絡辦公室,現時你們的聯絡辦公室成千個人,還不計地下人員,你的效率卻比港英低幾百倍,為甚麼這樣?當然我也認識一些在共產黨有錢有權之前就在裡面的人,他們相對真心,即使我們不一定要相信他們的信仰,但我相對尊重這些真心人士。」

在大學校園的大圍捕之後,《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火速通過,區議會非建制派大勝,運動卻似乎沉寂下來,市民陷入迷惘。沈旭暉卻表示,其實建制中人一樣迷惑。

「建制派裡面就幾種人,一種純粹用高壓,對香港毫無感情;一種是等指示的典型公務員,現在上頭指示都是不清晰;有一些是過客,也會研究一下香港點搞成咁。北京不會完全走向極端,之前經常有中方高層公開講要立 23 條、要繞過香港立法會直接實施全國法律之類,現在他們相對安靜。北京當然亦不會徹底投降,因為膠著狀態不是政策。雖然前線迷失,但其實中聯辦和民建聯也是迷失。」

立場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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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 6 成以上人都反對你,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難管。這 6 成人,跟以前的民主派選民有分別。以前還是內部矛盾,你做得不好才反對你。這 6 成人現在是有另一種身份轉移,政府做得好不好,都是反對你。現在變成了身份政治……但無論如何,我這 9 個月,覺得開心多了,不是說不痛心運動中很多人的犧牲,而是同時找到了自己在地球的角色。以前我都頗為迷失,經常催眠自己好想搵錢,但我不是這樣的人。當你沒有甚麼具體追求,就唯有找其他東西寄托。買樓、去旅行,去了全世界幾多個地方,做完就好像中學考試考到個 A,不會真心開心。每一個人都會質疑自己,別人可能覺得你很厲害,但你知道自己做不到甚麼。」

「因為人生有很多職責和限制,就會覺得辛苦。人生追求甚麼?這場運動之後,香港人有了清晰的價值取向,也知道了妥協的底線。與政治無關亦如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要選擇自己的生存模式,60 歲之後怎樣?以後可能真是 120 歲才死。那中間 60 年怎樣呢?投資、收息、炒股票?還是到時再搵工,做看更?還是要發展一些東西,在我退休之後繼續滾動?在我爸媽那一代,他們有退休金,而現在強積金大家都知道是騙局,那我們這一代是不是要發展一些技能,一些品牌,讓退休之後收入還能滾動?就算沒有反送中,我都會想這些;現在加上這麼大的環境變動,結合起來,就好像找回了自己在未來的想像和價值。」

傳統菁英其實是不是也跟沈旭暉一樣,積極求變?

「傳統菁英的特色就是避險,新興菁英就傾向接受風險。傳統菁英當然會做一些撤資行為,賣樓去英國買樓,做小投資,之類……新興菁英,就搞新嘢、搞 Startup;但我相信哪一種菁英都無人覺得社會和政府正常,沒人會長期計劃甚麼。現在是風險社會,他們不一定會走,他們不會投放資源在『政府的既定遊戲』。以前個社會,就會派勳章、派委員會成員,這些我以前都做不少;有追求就有穩定,現時大家會看到勳章沒甚麼特別,甚至不好。大家都不知道追求甚麼。這套行之有效的機制,是政府自己摧毀。如果政府連提供基本穩定的能力都沒有,這政府又有甚麼用?例如口罩。你會花很多心機入去『口罩委員會』,還是入王維基間公司?當你的結構不存在了,大家就不會玩『政府的既定遊戲』,而是自己開創另一些遊戲。」'

王維基,資料圖片

王維基,資料圖片

「香港咁都無希望 全世界都無希望」

沈旭暉說過離開,在外國也有物業和生意,有後路,不過香港事務也越來越多。對此,他的答案非常「本土」。

「人必須有後路,人有基本責任去照顧自己和親人,由親及疏,不會先照顧其他人而不顧自己家人,這才符合人性。如果有一個領袖突然撲出來說,自己為人民服務、毀家紓難,那才應該小心。我從來都鼓勵朋友應該有自己的後備計劃,做好了,就可以對香港有更大貢獻。移民是不是就代表走佬?正常的後備計劃,是在其他地方搞若干基地,有經濟、小業務,建立新圈子,不然就變了一般那隻移民溫加華,變了廢老樂園。坦白講,因為有海外的資源,現在就算要找一些國際人物,我們也會比較輕易。有了這些對外聯繫,反而更容易為香港做點實事。」

「香港人有質素、國際視野、國際聯繫,亦好有錢,如果咁都無希望,咁全世界都無希望。如果事情慢慢回到正軌,我們就 buy time;如果有些很極端的情況出現,如軍隊屠城,一個月之後在某地方就會傾到個新香港出來。因為這樣的極端情況還未發生,邏輯上,我們仍然有一定的樂觀條件。」

後記:叮噹的弱點

每一個人在社會上都有多於一個身份,佛家說不存在「真正的自我」。社會上的傳統菁英因為身份更多,通常是更令人混迷的存在。訪問做完,見沈旭暉的辦公室有很多叮噹,就問他為甚麼喜歡叮噹,他說:

「叮噹其實好慘的,雖然牠好像無所不能,大雄甚麼問題他牠都解決到,但牠其實是一隻次貨的機器貓,而且尾巴是牠最大弱點,一拉就會停止運作,是一個很矛盾的角色,不像一些超級英雄那樣設定上是無敵。」

沈旭暉認為自己最大的弱點是甚麼?「好多喎,可能人性太多啩?」

網絡盛行,滋生不同身份和群組。像很多現代人一樣,沈旭暉也身處多重宇宙。經常研究網絡的人都會知道,網絡聲量由分化滋生,受眾決定了你的呈現方式。面對不同人群,也許有不同版本的沈旭暉。人的本質也許混迷難測,但人總是結構多重、同時處於不同的平行時空。從沈旭暉身上未必真的能看到沈旭暉本人,但至少我們對傳統菁英的矛盾結構,有了驚鴻一瞥的素材。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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