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場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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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25 - 14:52

【專訪】83 歲李怡:我時日無多 相信香港年輕人有超乎想像的智慧

【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Fred Cheung】

李怡今年 83 歲。據他所說,一日要食幾種藥,降糖尿的、降這個那個的……還有安眠藥。他經常說,打從年輕已經睡不好,但他仍然一星期寫五篇報紙專欄,還有做港台的「一分鐘閱讀」;李怡上網閱讀各種消息,熱度不下於比他年輕的人。平時有一個泰傭煮食和服侍他,除此只外,家裡只有滿屋書。

李怡的家人都在外國,亡妻葬在加拿大,但他仍然一個人在香港奮鬥。李怡說,其實到這個階段,應該與家人在一起,寫寫自己的回憶錄。「當然離開香港,我仍然能寫。」然而李怡放不下香港,便留下。他自述,在 1981 年香港前途問題以來,自己已經是「愛港」,由當時起「對中國的感情已經很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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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李怡

幾十年的悲觀和積極

李怡經常說,自己悲觀但積極。悲觀是從 80 年代開始,他從來不相信「一國兩制」,一直說一直寫,但當時香港社會未準備好。

「當時很多人都不信,但行動沒有。當時的人是不相信,但又覺得,可以如何?大家認為中國這股力量是不可抵抗,英國又放棄我們,誰能救你?等於你要嫁給一個又醜又老的男人,父母已經決定了,不去就挨餓,看看結婚之後老公會不會慢慢改變,會不會適應到。當然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很多人就移民。」

「中國人有種難民的性格,有事就逃命,有壓迫的時候不是反抗,有災難不是救災。沒人講我們要在這裡抗爭,或抗爭會成功。當時有個地方來賣護照,叫湯加王國 (The Kingdom of Tonga),你也不知道是哪裡吧?是一個太平洋西南部的小島。當時南美、歐洲、新加坡,都來賣護照,當然新加坡的護照就應該比湯加王國的更貴。」

移民潮之後,當然是六四,整個香港的悲觀到達了極點。「當時我們談《基本法》,叫做 basic bored,基本悶,講到悶哂,很多人都覺得《基本法》保證不了,覺得香港就快死。」

其實香港「死」了三十幾年。

「是這樣,所以《財富》那個封面說,香港已死……80 年代,中國在胡耀邦和趙紫陽之下,開始有自由化,很多訊息出來。貪污是有,但沒後來那麼明顯。我雖然不看好,但很多人都覺得,中國是可以的,因為比以前文革聽來的東西,情況是比較好的……但六四帶來一種新的轉折,那種悲情、帶來那種對民主的追求,香港人就覺得香港人要救香港,中國要實現民主,那香港就有民主了。本來一國兩制不可相信,但如果爭取到中國民主就行。你不要說這種想法荒謬,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這套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當然我對這個始終很懷疑。但你又不能不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無論你用甚麼口號來說。民主和建制的力量相較,民主力量還是比較可取,沒有其他選擇。當然這件事到 03、04、05 年就開始改變。」

03 年中國沙士感染香港,經濟崩潰之後,中國開通了自由行,大量中國人來到香港旅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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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超出了世界的想像

「大量中國暴發戶湧來香港之後,一切就改變。美國對中國由圍堵政策,轉為 engagement 之後,美國對中國是很有期待。他們都是認為,只要一個國家富起來,中產夠多,這個國家就會不可避免地走向民主,制度一定要改變。當然現在你看到……現在發現了不是。哈哈。因為有些事情你是想像不到。例如中國人富起來之後,他們不是搞一些制度出來保護自己的私人財產、家人安全,而是將人和財產移居國外。我想世界上沒有另一個國家的建制人士和成功人士會這樣,把東西都移去外國,國內就繼續維持一個奴隸、專制的系統去剝削人,這超出了西方人的想像。」

說回這些悲涼的東西,更要積極,李怡說的時候咯咯地笑,但話鋒一轉:「全世界在世家出來的人,行為都是略好的。暴發戶是最糟,最乞人憎的。以前 80 年代的時候,台灣的暴發戶是很乞人憎。台灣怎樣有錢起來的呢?當時就由李國鼎(時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用一個專權的政治,推動一個合理的經濟計劃。其中他的方法是,政府用較高薪金招攪外國留學的人,在新竹搞科學園搞晶片研究生產,成果之後就無償給予私人企業使用,私人企業在政府支持下,工業就建立起來,政府的利益就在抽稅……是成功的。」

「另一個就是 80 年代中後期,美國要壓迫台幣升值,先壓迫日元升值,因為台灣輸入美國的產品太多。台幣升值,就吸引了外錢去金融那裡。金融業發展起來,台灣就人人有錢,台幣就很值錢。台灣人就很闊。剛剛開放的時候,他們好乞人憎的。當時大陸有個人說,有個地方是吸煙罰款,否則罰人民幣五元。那個台灣人就拿著 100 元,在那裡吸了 20 支。哈哈,那個嘴臉是這個程度。雖然當時台灣是暴發戶,但社會很亂。我 1988 年去台灣,我不懂過馬路,紅綠燈斑馬線沒用的,靠默契的,但交通事故又不是很多,原來靠默契也不是不好的。當時台灣人行路都很快。現在不一樣,現在回復到低度增長,其實會令人變得善良一點,對他們是好的。當然那個現場,現在變成在中國上演,怎樣差我就不用說,有太多例子,中國的暴發戶是惡劣過其他暴發戶,世界都看到,所以就抵制了。」

接著本土運動就起來了,由 D&G 事件開始。2012 年,有香港人於 D&G 海港城分店拍攝時,被保安驅趕,但中國遊客卻被允許。本地人深感受歧視和壓迫,引爆了一次針對 D&G 的集會。後來有反水貨的「光復行動」。如果說「光復香港」,其實可以追溯到 D&G 等早期本土運動。當然這些運動遭受過很多「不要歧視內地人」、「排外法西斯」的批評。李怡一直同情這些抗爭者,對於「仇視中國人」的說法,李怡說:

「我想沒人仇恨他們的。我的想法就是 leave me alone 囉,大家分開,你還你,我還我,有點區隔,我沒有特別仇恨。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習性是這樣,又能怎樣。他隨時吐痰,是習慣,不需要仇恨,但你最好不要搞我們。香港人就很簡單,本土意識就是你不要搞我。你中國想怎樣搞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搞我。」

中國不可抵抗的想法,李怡有沒有改變?

「到現在,其實都沒甚麼改變。因為共產黨都有 9 千萬人,他做事永遠只是談政治後果,不談其他。你力量沒法對比,更慘的是他完全不講道理,這場仗怎麼打?所以整個來說,我是悲觀的。但不是悲觀就不反抗,絕望不是等於人要放棄。我絕望了幾十年的了。」

絕望怎麼支撐下去?

「最近流行病,我就翻看卡謬的《鼠疫》,裡面講到,絕望是不幸的,但習慣於絕望更加不幸。不是說反抗可以真正達到目的、達到自由,而是在反抗過程中我們是自由的,你參與抗爭裡面,你就有自由。我相信很多年青人在抗爭裡面,在裡面享受到自由,享受到自我的實現。所以悲觀不等於消極,你應該積極地面對自己的人生,在各種可以想到的抗爭中自由。例如反送中,我們好像得不到甚麼,但其實我也覺得香港得到很多。」

例如呢?

「例如本土意識在香港……我想已經成為一個社會思潮了吧。」幾年前其實李怡都經常想。早至 2013 年,他就有一本書叫《本土思潮》。「當年我想在年青人之間,本土意識都已經是多數,但在老屎忽……不要說老屎忽哈哈,就說老一輩人之間,第一,他們仍舊覺得……潛意識地覺得,我是中國人。第二就是覺得中國政權是不可抵抗;第三就是覺得我們在一國兩制中,如果沒有一國,連兩制都沒有。」

相當頑固。這種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歷史是否有些位置走錯了?

歷史的分水嶺

「歷史是有東西走錯了。五四以來,中國人的救亡意識,取代了啟蒙思潮。中國要亡、要救中國,與五四前的那種自由法治向西方學習的初衷,已經不同,走偏了。當然這跟國際形勢有關,大多數人覺得日本侵略中國,列強也來,救亡的意識就產生。在那個時代,民族主義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潮流,另一個就是不能否認,1917 年,蘇聯成功之後,西方很多知識份子都傾向社會主義。以我自己的成長過程,年青的時候,我當然覺得人應該要平等啦。難道人應該剝削其他人嗎?追求平等很自然。社會主義的確是一個理想。當時很多大知識份子好像胡適在內,都不排除社會主義。魯迅就更不用說啦。」

「一般認為社會主義的平等理想可以追求,是大多數人的共識。要到你有實踐的經驗,經歷過失敗才會看到真相。我們當時的主流意識有兩樣,一個是社會主義救中國,第二個就是中國救亡。我小時候在大陸淪陷區生活,國共內戰期間又在北平生活,我知道很多情況,看到國民黨很多貪腐。到了 1948 年來到香港,嗯……亦不能否認,共產黨入城的時候,的確不擾民,做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東西。初期的建設也是有點成績……但當時我們還未認識到,如果目標是正確,但手段是邪惡,其實都是邪惡;另一件事我們未了解的,平等也有很多種。分配平等是做不到的,機會平等、規則平等是比較能實現,也符合人性。羅素講得很清楚,乞衣之間就最平等。最後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沒有一個經濟是發展到的。中國如此是因為他經濟上拋棄了社會主義。」

「所以很多老一輩的人,愛國真的好像天經地義的事。這個我覺得,是慢慢看到『國』這東西,不是簡單的「主權人民土地」這樣簡單,而是一個統治工具。共產黨也沒說錯的,他們說,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只是他是說專制下的制度,而不是西方意義下的國家。」

李怡年輕時在左派機構下工作,但後來分道揚鑣。因為毛澤東認為文藝為政治服務。「我對他們提出來對傳媒的想法不同意,他們強調做傳媒應該是,第一是立場、第二是觀點、第三是方法,但立場是別人塞給你做,我反而認為第一應該是方法,即文采、技巧,你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所以《七十年代》創刊時,我說希望作者是雜誌的讀者,讀者也是雜誌的作者,這個跟左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

「文革初期的時候我太太還在大陸,文革到了中期,我就認為中國這樣下去不行了,但仍舊抱著希望,覺得黨內會不會有人撥亂反正呢?果然 1976 年就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復出,推翻了四人幫。之後帶來了一種思想的活躍期,當時我對共產黨失望,但我對整個思想的開放,仍舊抱有幻想。當時香港是沒有本土意識的,講政治就是講國民黨或者共產黨,講大陸或者台灣,香港沒政治的。香港市政局選舉,投票率很低,who cares?好像世衞那個口號,哈哈。當時英治政府設立了一套那麼好的法律,大家就各顯神通,賣花生、做生意做到李嘉誠那樣都好,只要不違法就好。當時的香港,是中國人幾千年夢寐以求的一個地方,就是安居樂業,政府不需要做太多,設好法律就行。我們沒所求的。當時這東西大陸沒有,台灣沒有。」

現在香港避不了政治,但幾十年前香港人不需要政治。

「當時是這樣,民主跟我有甚麼關係?其實你在台灣在美國問他們,民主跟他們有甚麼關係?其實跟日常生活沒甚麼關係。日常生活需要保障你的人權,保障你的法律權利,自由跟你有關係,法治跟你有關,民主卻沒關係。所以市政局投票率很低,認真地講,選哪個其實都沒分別。」

「自古以來」香港人其實都對民主沒強烈慾望。為甚麼到後來會強烈要求民主,李怡認為是來自六七暴動之後的本土意識。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資料圖片:六七暴動

「當時共產黨在香港搞暴動,要反港英政權,港英當時是不認為他們會得到香港市民支持,他們覺得香港大部份人都是中國人。英國人不太管本地人的,《大清律例》准你納妾,沒所謂的,因為你們是中國人;中國老闆刻薄員工,也沒所謂的,何必搞甚麼最低工資集體談判權;貪污就更沒所謂,中國人就是貪污的嘛。所以英國人從來沒有一個好好管治的意識,直到 67 暴動,港督戴麟趾寫給英國的信說,想不到會得到香港市民那麼大的支持……但當時大家都恐懼,共產黨要強攻,香港是抵擋不到。中國外交部當時給英國最後通牒,72 小時內要釋放幾個他們的人,否則就會採取激烈行動,《人民日報》當時已經說出口,要收返香港。當時我還在左派,聽到好興奮,解放軍要來了,結果英國沒理,中國最後就派紅衛兵去燒英國的駐京機構,沒有攻打香港……那就是冇料到啦,世界上最有威脅的事情,就是弓滿不發,但中國當時發到盡,原來都是冇料到,那香港人就覺得,香港可以繼續住下去,值得耕耘喎。所以 67 暴動真是很重要,現在我們講麥理浩時代,其實很多事情由戴麟趾已經開始,已經啟蒙,開始有初階的本土意識。到 1979 年,中國通知麥理浩要收回香港,接著中英就開始談判,香港的政治話題才由關注中國和台灣,變成關注香港前途,當時我們的雜誌也是最關注中英談判。」

雖然香港仍有不少人自認中國人,但兩者的差異,在五四運動已經開始。香港自 19 世紀就接受英國管治,接受西方文化,並且保留前現代的寬容環境;中國則在日軍入侵之下,發展出救亡意識,並且逐漸走向信仰專制、大一統救國,並且接受了「社會主義救中國」。

但兩者的差別,被很多時代所掩蓋,直至中國改革開放,重新進入世界,並且以最大的幅度與香港融合,真相就出現在香港。作為最受衝擊,失去英治保護的香港,對中國的幻想破滅,本土意識才再一次激發起來。

反送中爆發 對年青人的看法改變

李怡最在乎自由和個體。與左派、國家和社會主義分道揚鑣,他走過來;支持不受主流歡迎的本土和年青人,他走過來。大概 80 年來見過太多可怕的事,見過太多政治的離離合合和迫害。對於別人的褒貶,早已不在乎。不知道在長滿皺紋的身體,內心是怎樣堅韌。如果我們是天行者,李怡就會是近 900 歲的尤達大師。

反水貨示威,李怡理解支持,表示:「水貨蝗蟲不是客,他們並未尊重我們的家是家或旅遊景點觀賞,純粹只求貨,不見得需雙手將元朗奉上任嫖任插」;

2016 年的旺角騷亂,梁天琦出來了,遭受泛民陣營「鬼」、「鎅票」的指控,李怡說:「選民不須含淚投票,也不必天人交戰,按自己的直覺,只要不投給建制派即可。旺角抗爭使年輕一代在絕望中看到一些希望,新一代特別是首投族把票投梁天琦視為希望的延續」;

同年梁頌恆、游蕙禎成功選上,但最後卻被中共 DQ,旋得旋失,從希望跌到絕望,本土派被一沉百踩,李怡說:「看梁頌恆、游蕙禎?自愧不如。對敢於以卵擊石的向強權抗爭者,無論他們多麼錯誤,我都永感自愧不如。深宵自省,我一生只躲在書桌前論事,引俄國小說《羅亭》的鄙夷話,是『言語的巨人,行為的矮子』……在這個聰明人充斥的時代,總要有人願意站出來抗爭,社會才不會絕望。失敗幾乎是肯定的。雞蛋擲向高牆,怎麼可能不粉身碎骨?主權轉移之後,一切爭民主爭普選的抗爭,哪有成功過?但總要讓強權知道,儘管多數人選擇逆來順受,仍然有人不顧螳臂當車,以懸殊之力去抗拒社會沉淪。」

資料圖片,梁天琦於旺角騷亂當晚。圖片來源:朝雲攝

資料圖片,梁天琦於旺角騷亂當晚。圖片來源:朝雲攝

到了 2019 年的「送中條例」前夕,李怡雖然拒絕認命,但貫徹悲觀。

「我是覺得會過的,因為當時中國和香港的政治形勢,加上立法會的比例,整個形勢我是覺得會過。6 月 9 號 103 萬人上街,那晚政府提出 612 還要拿去立法會(二讀),我仍舊覺得他們做得到。直至 6 月 12 日一大批年輕人去抗爭、堵路,我仍舊不覺得政府會收回。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我認為逃犯條例是北京想做的事,林鄭要邀功,還是北京想做?無疑他們是互相配合,王志民當時叫哂所有人要求他們支持條例,直到立法會有很大衝突,我才開始覺得有機會,因為條例上不到立法會傾,就可能會拖遲。」

「從那時開始,我對年青人的感覺就開始改變。你知道我一直都是很撐年青人,很撐他們的想法,但我過去的想法是,年輕人確實是我們的希望,他做錯都不要緊,包容他,是這樣的很平常的角度。但現在我看到,真是要獻身的時候,他們是會出來。你看見他們的勇氣和力量,你是只能由衷地敬佩。」

說到這裡,李怡有點哽咽。

「反送中年青人整體來說那種勇氣,是一種道德的力量,變成了一種超乎我們想像的智慧,我對年青人的想法已改變了。蘇格拉底有句說話,甚麼叫善良?他說善良就是智慧。有善良和正義的追求,那裡就會啟發你無限的智慧。當然另一句說話就是德國的哲學家 Dietrich Bonhoeffer 說的,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有些人做事做得很蠢,那是道德上的缺憾;有些人那麼叻,就是因為他有一種善良的追求。以我幾十年在新聞傳播的經驗,七日之內可以在全世界的大報章訂到廣告,設計、出稿、交付,對我來說這個機會是零﹗不可能的。當然反送中不只這個,而是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都成為了可能。包括創作了那首歌(《願榮光歸香港》),有個台灣朋友跟我說,為甚麼他們搞了幾十年的本土運動,卻寫不了這樣一首歌出來呢?你從音樂、國歌的、動員力、軍歌……各方面來看,那首歌真是上乘的。這件事很值得我們上了年紀的人去想,他們是有智慧,這是源於他們的正義感所激發出來。」

「到理工的事件,一個人爬下水道走,已經值得拍一部戲。現在是過百人,游繩……這種逃生的能力,是超乎我想像之外,預期不到的。自從中國要收回香港,我對香港是不存希望;你說我唱衰又好,我對『一國兩制』是不存希望。那時倪匡跟我說,如果香港有一百萬人聽我們說,出來遊行示威,英國都不敢馬上將香港交給中國,但當時聽的人不夠多嘛。當時整個社會不成熟。」

理大圍城是半年抗爭中最激烈的一戰。(資料圖片)

理大圍城是半年抗爭中最激烈的一戰。(資料圖片)

抗爭激烈的時候,各種新手法層出不窮。由肢體衝突,到磚頭、「火魔」、弓箭……很多人一開始看不慣,認為他們是「鬼」,警察假扮,會「捉鬼」,個別的人會呼籲他們「停止勇武」。李怡會不會也會覺得這些手段不好?

李怡說:「很多時候都是覺得,好驚。我好擔心,理大又驚,中大又驚,612 我又驚,71 衝入立法會,我又覺得最好不要去。我承認自己在這些地方是好保守,但你叫我呼籲他們不要去,不行,我做不到。因為他們比我聰明,比我有勇氣,但我心裡很驚。我看直播是看到很多晚睡不了覺。我好擔心失去了這些菁英。那時甚至覺得,你哋唔好咁啦,心是這樣想,但說不出口。我做不到的東西,不能叫別人不要做。我覺得,我們沒資格批評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在前線,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感受。我認為他們一定要這樣做,是因為覺得這樣才是實現自我。你要在現場,你才知道那些是不是手足;你要在前線,你才知道那些行為應該尊重,和珍貴,但我不在現場,我沒資格說。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樣,我想社會上未有構成一個很強的聲音,叫他們停止勇武。沒有,沒這個聲音。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必須這樣做。至少『逃犯條例』是擱置,至少喚起了全世界的關注,至少喚起了香港社會的本土意識、身份認同的覺醒,我真的沒資格批評他們。所以所有人,我想都是出於擔心……尤其是幾千個屍體發現……」

李怡相信嗎?我們不用說明「相信甚麼」,但我們是香港人,都知道在時代的黑暗面中隱藏了甚麼。

「你怎能不信?」李怡說:「雖然沒證據,但怎能不信呢?真的沒法子不信。一個游泳健將會全裸浮屍說自殺,我怎能相信。現在你們就做得很好,一切都是直播的嘛,直播怎會假呢?假不了的。為甚麼《立場新聞》那麼多人看,就是直播。以前我們做新聞,是拿回來剪,經過選擇的,現在直播沒有的。你看到那些警察的暴力,你甚麼都會相信。如果你說看不到,是因為你沒看。」

以前警察是不是這樣的?

「以前警察……自從廉署成立之後,警察形象真是改變了。我真不知道近排發生了甚麼事。我又不能說警察完全沒好人,五六年,有一次我漏了一個袋在的士上,裡面都有幾千元。我就回家,工人告訴我,警局打電話來,說司機把我的銀包拿回去。我就多謝那個司機,我就去中央警署,到他拿東西出來,給我點算,那個過程我看到是非常專業,非常人性,我印象很好的。例如他們說,不要公開點鈔票,別人看到,就給了我一個房間點算,逐張鈔票攤出來,看有沒有少了。做事情很規矩,是幫我做事的……總會有好的品種留下,但現在是一種群聚效應,好的東西會失去。大家一齊的時候,互相傳染,不跟著做就衰仔。好像早前在鄧炳強的飯局,你一不跟著唱跟著笑,你就是衰仔,其實他不一定是想參與。是這樣的吧,這種效應下,就很難講有甚麼好人。這可能真是香港最大的悲劇。因為警察是所有人最常接觸的公務員,有甚麼事,家裡打交,要報警,是維持社會很重要的東西。現在警察這樣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另外一個是公務員,真不知為甚麼會變成這麼蠢。」高官?「不只高官啦,普遍公務員都質素低啦。好簡單,如果你是一個真正公務員,你怎會跟著政府舊時那個標書去買廁紙買口罩?政府以前買東西,原則是價低者得。他現在就叫公務員出去買 5700 萬廁紙,要他們填好厚一堆 form,現在甚麼時勢?全世界都買口罩,你這樣買口罩?買不到是一定的啦。你執行命令都不是這樣吧?跟以前的規則,你都問一句,阿 sir,現在全世界都在搶,我們這樣買得到嗎?但現在他們就是,就咁囉,就這樣發出去。」

這些年來,香港是不是全方位向下?

「當香港受一個專一的權力去統治,這個趨勢是不可避免。」十分沉重,李怡覺得香港或香港人有沒有出路?

他沉思了一陣。「……香港人會有出路,但時間會相當長,不是短期可以做到。最主要取決於香港人自己本身,他的堅持和醒覺。」夠不夠醒覺?「已經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但對於對抗中國這樣一個強權來說,是不夠的,還要多方面努力的。現在看到很多方面啦,國際戰線、經濟戰線、文化啦……選舉都,多多少少,在體制下面,都是一種聲音,但起不到決定作用。」

「決定作用一定是堅持我們原有的價值,不停的抗爭,用各種形式,在各條戰線。將來不知會怎樣,也看中國和國際的前景。變化可能會突然來,很快,也可能很漫長,拖很久,好像現在那個新型病毒一樣,可能突然熄滅,沒人知道結果,但有一件事就是,我們一定要堅持,你跟疫情做一個對比,香港人現時感染疫情的人數少,是一個很大的意外。香港人的自我防護意識,應該是說世界少有的。現在個個都戴口罩啦,你看台灣和日本,他們不是這樣。」

「香港這種本身的質素,1979 年到 1997 年之間,我有個在中文大學教書的朋友,他一直在外國讀書的,他說香港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不是之一,是最文明。香港人的質素也是全世界最好,不論是對外溝通、對國際的融合、對人的善意。現在當然差了。然而現在反送中我們看到,我們的國際聯繫,超出所有人的想像,無得頂的。不論是文宣,各方面。在條例的諮詢期,沒人理的,外國也不理,現在不用花錢登報紙引起關注,整個世界的名記者都來採訪。加泰又好,都不會像香港的獨立運動那樣受關注……好了不要說獨立運動,自主運動吧,免得又說政治不正確。台灣也沒受到那麼大的關注。」

「陳方安生在 BBC《Hard Talk》的對話,直程是精彩,沒一個中國人可以這樣回答問題。也找不到任何一個中國人,可以像何韻詩黃之鋒梁繼平那樣在美國國會說話,不是說中國人英文也說得不好,而是他們講不到像我們的人。你看中國駐英大使,他英文說得不錯的,但講到像屎一樣。一看就知道他胡言亂語,謊言,他整個 mentality 和觀念都是受權力主導的。我感覺 14 億中國人,找一個去美國國會講中國的立場,能不能講到這樣好?我敢說,一個都找不到。不是他們沒能力,而是整個政治框到他們沒了自由意志。你怎做中國人呢?我們怎做中國人呢?我們做返自己,做返個人就好了。」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人,9 月 17 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發言。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歌手何韻詩等人,9 月 17 日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發言。

「1986 年前後,那時我們對中國、基本法、回歸,大家認為不可抗拒。有一次我在電視講,當時都引起不少人議題。我說,如果我可以在中國,按照自己的自由意願採訪新聞,如實報道,我願意做一個中國人;如果我在香港可以繼續教書,按自己的知識,出於自己自覺自願的心理,講自己的知識,不管他們同不同意;如果我在香港做生意,那我都願意做一個中國商人。如果不行的,我寧願離開香港,做一個人,不做中國人。」

所以有一段時間,李怡跟子女移民,但後來又回來了。

「但不行的,因為人很多時候,寫政治文章你知道吧,多數要講理性,但一個人做事、走哪條路,是受感情支配,不是理性支配。所以我是很難離得開這裡,有一種感情的牽扯。本來舊年我就開始想自己的事,但又被反送中扯走了。因為它就在這裡發生,感情不由自主被它帶走,人抗拒不了感情。人可以抗拒很多東西,但抗拒不了感情。感情是發自內心的,不是計算的,如果計算,我就沒必要留在這裡。如果這裡好地地,沒事發生,我就應該走了,好過在這裡做獨居老人。好像有個兒子是弱智或殘疾的,你特別要關心他;如果兒子很聰明很叻,就話知你啦……我解釋不到,只能說是一種感情。就在這裡看看怎樣發展。」

白駒過隙 掌握此刻

李怡 83 歲,會不會覺得不夠時間?

「時日無多?會,但我現在覺得要順其自然。我本來想寫回憶錄,但我現在覺得,做得到就做,做不到就算。很多事抗拒不了。人生還能挖掘幾多經驗,計算不了太多,我做幾多,就做幾多。我不是想對這個世界和社會有甚麼影響,其實也可能沒甚麼,你們年青還可以……主要是想盡自己的能力和心意,去做,就是在生命最後歲月都做了自己應該做的。一生人是他行為的總和嘛,對自己唯一的願望就是死得痛痛快快,不要插著全身喉。」

「很多事是無常,不知道的。我還是相信存在主義那句,每一個人掌握著自己每一刻的存在,這一刻我要自己掌握。下一刻,到了就要掌握。會發生甚麼事呢?我又不是算命先生,我說不準,我自己是覺得,香港人的自主意識,不會走回頭;香港人對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不會走回去中國人,不會走回去依附,不會。我們是由年青那代感染到上一代,不是,我老早就知道。年青人願意為香港犧牲,那我們還有甚麼不能犧牲,我還有多少年命?他們有多少年命?他們不是更重要嗎?他們更要為自己設想。他們都可以了,我們都應該可以。香港要和中國區隔,我不說到獨立咁強啦,這個意識,我不認為可以回頭,只會越來越強。」

「本土是由年青一代推動,好奇怪的事呀。主權轉移之前,沒有這種想法的。越小的越有這種天然的想法,不是教出來的,我們沒教他們的。你知道嗎,現在中學的才最堅決。你不用問他們的,他們不爭論的,我就是這樣。統一好,獨立好?他們不討論,他們就說,我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以前現在將來也一樣。」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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