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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除咗收會費仲識做乜?」— 新工會的組織難題

2020/11/29 — 10:57

徐考澧與眾工會代表,於醫管局大樓外聲援醫管局員工陣線,要求免受罷工後之清算(圖片來源:香港酒店工會,2020年10月22日)

徐考澧與眾工會代表,於醫管局大樓外聲援醫管局員工陣線,要求免受罷工後之清算(圖片來源:香港酒店工會,2020年10月22日)

【文:徐考澧(香港酒店工會主席)】

<社運中的工會>專欄編按:

疫情下的限聚令與國安法,大幅限制了街頭抗爭的空間,也使反修例運動期間湧現的新工會,面對更顯著的組織困難。

香港酒店工會主席徐考澧回顧去年從「素人」變成組織者的經驗,也坦誠地分享自己觀察到的四大新工會組織難題:會員及職場「根基淺弱」;抗爭「行得太快」而忽略目標與組織;因路線分歧而顯得「同床異夢」;以及受制於疫情與政經上的「外在因素」。

作者也分享了不少摸索中的組織方向,並渴望大眾能看見職場不公義的政治性。但願其思考和分析,能引發大家共同探討,新工會運動的未來與民間連結的出路何在。

新工會浪潮的形成,主要起源於在八五、九二、九三罷工期間,有一班幕後推手在匿名通訊平台 Telegram 開設各行各業的討論群組(俗稱「公海」)。除了交流抗爭資訊,更重要是組織各行各業的手足成立工會發動「三罷」。本人亦因在「公海」響應一群同行業手足的號召,在 2019 年 11 月 20 日與互不相識的同行業手足出來面談,商討成立工會、發動罷工的事宜。事後,我們才發現幕後有部分的推手是職工盟的組織幹事,當日亦順利透過職工盟幹事的協助,與 20 多名酒店同業成立香港酒店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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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店工會成立初期,香港仍處於抗爭的巔峰期。眼見中大、理大圍城(註),經歷多個徹夜難眠的晚上,一眾創會的理事及成員因憤怒驅使下積極備戰。寫宣言、開Facebook page、印文宣、做 Logo、每星期擺三至四次街站、遊行集會從不缺席,目的只有號召同業手足加入,發動政治罷工。

當一切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大陸卻在 12 月底殺出 COVID-19,令工會的抗爭運動由全面政治抗爭漸漸混合公共衛生及勞工議題。2020 年 2 月初,醫管局員工陣線工會更發起為期 5 日的罷工,要求政府封關,禁止所有經大陸來港人士入境及提供足夠醫療配套。工會號召近萬名會員罷工,佔醫管局約1成的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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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OVID-19 爆發及限聚令的掣肘,街頭抗爭的出席人數大幅減低,新工會的組織及宣傳亦漸漸轉移到網絡上進行。直至國安法出現,社會才爆發一次較大型的抗爭行動,一眾新工會亦藉此發動 620 罷工公投,嘗試組織罷工,但礙於時間倉猝、政治打壓、工會動員力不足等問題而未能成功。

作為參與整場反送中運動及新工會浪潮的組織者,本人冀藉此文章與一眾同路人探討工會抗爭的阻礙,在危難中開闢新的出路。參照自己組織酒店工會的經驗,依我所見,新工會主要面對數個重要問題,包括 : 根基淺弱、同床異夢、行得太快、外在因素

1. 根基淺弱

民眾不了解工會或不關注勞工議題

工會給普遍民眾的印象,是為某一行業或企業的勞工團結力量、謀求更好的薪酬福利和權益的平台,尤其是較低技術的工種。而香港工會過往亦偏向組織基層工友,令民眾對工會的印象就是「為低下階層發聲」。

同時,香港人在職場最缺乏抗爭意志,面對剝削大多選擇沉默、逆來順受、「去旅行離開吓呢個世界」,為求升遷獲利甚至甘於被剝削,或者「轉工」尋求條件較好的工作。若相關的勞工議題並非「殺到埋身」,普遍民眾都不太重視。

大部分工會因為民眾對工會不了解,而未能在反送中運動或疫情中,利用政治或勞工議題廣納群眾。即使新工會會員人數普遍較同工種的舊工會多,但大多數工會會員只停留於「加入工會」層面,未有真正「參與工會」。與香港人多年來習慣用選票將監督政府的責任交給代議士一樣,多數會員交會費「加入工會」後便極少參與工會的討論、行動或聚會。

民眾不了解工會,不懂「參與工會」,使工會未能發揮真正的力量。

欠職場組織意識及手段

在反送中運動下的新工會組織者,多數期望透過政治議題組織職場手足,過往亦未必涉獵過有關政治或勞工議題的組織。因此,大多數新工會招募會員的方式主要靠大型政治議題,入會人數亦因應抗爭熱度升跌。

過往工會主要以工潮或勞工議題組織職場員工,而顯然地,單純爭取職場勞權,並非香港人及新工會組織者過往會熱切關注的議題。因此在抗爭熱度減退時,新工會組織者因缺乏職場組織意識或手段,在組織同業方面顯得進退失據。

礙於以上原因,職場組織在短期內是非常困難的工作,但亦有不少組織者正在摸索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政治和勞工議題扣連到行業本身,甚至是社會不同層面,以連結社會各界另覓出路。

工會內部連結薄弱

許多工會理事或成員非常熱心於工會的工作事務,但工會的成員關係疏離,大多只在 Telegram 交流。就算理事們經常定期見面開會,交流的層面也停留在工會會務或議題探討,忽略於建立更深厚的關係。隨著抗爭熱度冷卻,民眾使用 Telegram 的頻率減少,連 Telegram 的工會成員群組也變得沉寂。加上 COVID-19 下限聚令的掣肘,令工會在線上、線下亦難以連結工會內部的成員。

工會內部連結將會是工會未來重大的議題:這直接影響會員對工會的參與度、續會率及往後入會人數。

日常運作單靠理事帶動

縱然工會是由下而上、由會員透過選舉產生理事會的組織,會員亦可發動會員大會阻止理事會的決策。但工會的日常運作卻是由上而下、靠理事會帶動,情況與香港人多年來習慣用選票,將監督政府的責任交給代議士,其實十分類近。

由於工會事務眾多,理事本身亦有正職和其他個人事務,加上抗爭熱度減退,不少新工會的理事會只剩下約一半的活躍理事。而工會的日常運作及決策權都在理事會上,就算有熱心會員經常參與工會事務,礙於「會員」身份的限制,都很少自覺提出計劃或統籌工會事務,龐大的工作量令剩餘的理事不勝負荷。

工會理事會或需嘗試推動熱心會員分擔理事工作,同時明確表明會員在工會的權利和義務,以提高會員對工會的參與度。

2. 行得太快

熱切於政治議題,忽略工會組織元素

處於亂世,香港人每日需要關注的新聞多不勝數。新工會組織者會普遍對政治議題比較關注,亦相對花較多時間和心力應對政治議題,從而忽略工會組織的基本元素,例如帶動會員討論和參與工會事務、連繫互不相識的會員、進行工會理念教育、培育組織者、團結理事會內部等。

組織的核心力量來自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要解決政治議題,首先要有人。

抗爭行動欠具體目標

工會在抗爭行動上缺乏具體目標,間接加速了新工會組織者熱度冷卻的情況。現階段大部工會正處於幼苗期,沒有足夠的動員力,加上社會整體的抗爭熱度下降,令工會行動力大不如成立初中期。而當政治議題如閃電般突然來襲時,工會組織者急於即時回應,往往忽略討論工會在該議題上希望達到甚麼效果,變相「為做而做」。

當完成行動後,熱心的參與者當然了解整個行動的成敗得失之處,但沒有參與行動的工會成員有機會對工會「做過甚麼」、「為何這樣做」、「事後帶來甚麼改變」等不明所以。

工會組織者可多在計劃時評估局勢、社會風氣、工會動員力及預期效果等,以提高工會參與者的行動力,亦令工會其他非參與成員和民眾更明白工會正在做甚麼。

未能擺脫工會既定形象

作為由政治運動而生的工會,新工會組織者普遍熱切參與政治議題,政治取態上比較貼近群眾。但當參與勞工議題時,有不少組織者在行動或取態上未能擺脫工會的既定形象,在姿態、語調、用字、宣傳或組織方式上未能貼近當下主流的抗爭意志,因而未能有效透過勞工議題吸引群眾。舉以下用詞為例:「團結、工人、爭取、勞工權益、抵制、無良、剝削、保障」……它們在意思上絕對沒有問題,只是字眼上對於現今的抗爭者或大眾來說不太「到肉」,普遍民眾仍只會關注「殺到埋身」的勞工議題。

記招、街站、社交媒體宣傳、按章工作、罷工等,都是既有的工會抗爭模式。以上所提及的抗爭模式都是以提高社會關注、宣揚工會理念,或提高企業營運成本為目標的行動。然而,在這場反送中運動中,工會的意義被描述為單純的「入工會、大三罷」的政治動員工具,忽略了工會處理勞工議題的功用,同時忽視了發動成功的罷工前提,是工會成員須要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這間接令工會組織者未有花費太多心神,去建立工會成員之間的互信。

發動三罷所需的還有學生及商家的力量。要發動成功的罷工必須結合多方面的關係,在所有同路人互信的前提下才有機會實行罷工、罷市、罷課。這亦表示工會除了內部連結,在未來亦要連結行業以外的各社會階層,才有機會達成初衷。

3. 同床異夢

工會內部及跨工會的發展路線分歧 

當工會成為政治動員的平台,工會走的路線就會比傳統工會更五花百門。單單一個工會內部,甚至是少至 7 人的理事會,大家的目標、理念、取態、風險承受力都不一。而且,過去一年當所有人都行得太快,忽略最根源的路線分歧問題,越行越遠時,分歧自然越來越大。在急於回應重大議題時,此問題更為顯著。

尤其是當工會內部、甚至跨工會之間理念不一,缺乏共同目標或綱領,過去一年卻經常要迫切地回應大型議題或發動跨工會行動(如醫護罷工、620 反國安法公投等),討論的時間根本不足以達成共識。時間壓迫下引致激烈的討論過程,反而令工會內部和跨工會之間產生大大小小的磨擦。有的跟足工會程序運作,任何行動也先經會員及理事會同意,確保所有工會成員都不會惹上麻煩 ; 有的會按照現行抗爭的方向運作,緊貼社會議題,未必跟足工會程序行動,推動工會打破制度的規限 ; 有的對形勢感到悲觀,想像各種失敗後要面對的問題……

工會成員的路線分歧,亦反映著香港抗爭者整體面對的路線分歧問題。由於以上提及的路線分歧,加上行得太快,直接導致工會之間關係變得疏離。其實不同工會面對的困難與成功經驗,皆有共通之處,面對強敵,彼此間實在需要放下成見、共謀出路。

4. 外在因素

疫情限制工會行動

在 COVID-19 及限聚令的打擊下,許多工會日常維繫或招攬會員的工作都被迫停止,例如街站、會員聚會、會員大會、理事會等等,都因疫情而暫停或減低頻率。

國安法

對所有香港人來說,國安法是對抗爭最不利的因素。沒有人知道中共的紅線在哪裡,這對所有新工會組織者,甚至所有抗爭者來說都造成前所未見的阻力。

經濟環境差劣

受疫情打擊,香港失業率創下多年來的新高,減薪、無薪假、裁員等剝削接踵而來,如國泰般的大集團大規模裁員亦是可以預見之事。因此香港人在未知行業前景的情況下,亦無意加入工會,就算被裁也比較關注尋找新工作。亦有不少情況是會員預見原本行業沒有前景而轉行,或脫離產業而沒有再加入相關工會。

總結

其實上文提出的種種問題,在自己的工會裡都經常發生。提出問題只是最簡單的一步;最複雜的,始終是尋找解決的方法,而這實在有賴各同路人,找機會再作交流。

可以預視,這場社會變革是非常長遠的鬥爭。或者許多抗爭者因為憤怒而急於抗爭、報仇,在國安法限制本地抗爭行動無以為繼下,前所未有地熱烈關注外國動向,又冀盼著其他大國會出現一個抗共「英雄」為香港出力……

工會的崛起正正是為本土培育戰鬥力,所謂的抗爭亦不局限於街頭及政治上。抗爭應該是全方位、在所有層面發動的,尤其是在職場上。香港人被奉迎中共的商家迫害多年,日常能思考、學習、監察政府的時間也被超長工時掩蓋,在肺炎下更可見在職者權力的卑微,只能任商家魚肉。

若果香港人面對社會上的不公義,敢於犧牲性命、血汗走上街頭抗爭,為何面對職場上的不公義卻無動於衷 ? 勞工層面的問題正正是政治層面的問題衍生出來,而且是最直接迫害香港人變成「港奴」的原因。若果連反抗商家的力量都不足,如何反抗具武裝力量的極權 ?

畢竟,工會只是其中一種組織的形式,本文希望透過分享過去一年發展工會時遇見的問題,與各同路人探討工會、或其他民間組織的未來發展方式。任何方式的連結也是工會組織者及所有香港人未來需要探討的出路,香港人對本土的情感來自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建立屬於族群的連結,才是真正令香港這個地方值得守護的原因。

社會上的議題依舊源源不絕,抗爭熱度和壓力似乎在減退,大眾亦對於抗爭不知所措。此時,正正是用各種組織連結香港人的好時機。

註:

「中大圍城」指 2019 年 11 月 12 日起的警民衝突。當日有反修例示威者投擲雜物到東鐵綫路軌上,以堵路促成全民罷工。防暴警察與示威者在香港中文大學二號橋上持續對峙,警方發射逾千枚催淚彈,示威者以汽油彈、磚石等回擊,並留守中大4日。

「理大圍城」指 2019 年 11 月 17-18 日間,紅磡海底隧道被聚集的示威者阻塞,其後演變為警方連日包圍理大紅磡校區,期間過千名反修例示威者遭拘捕。

作者簡介:徐考澧(香港酒店工會主席、職工盟副主席、酒店員工,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成為新工會的組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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