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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狀態下的特區管治困局

2020/8/27 — 18:26

林鄭月娥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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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筆者差不多每個月也會獲邀出席最少一次,內地的高級別政治與公共行政(內地稱:公共管理)的專家學者討論。去年的主流討論都是圍繞著建國七十年,國家制度與治理體係的優勢,當中提及的十三種顯著優勢,包括:一國兩制。有趣的情況是,台上發言的主講嘉賓,當談及一國兩制的優越性時,往往是依稿直說,沒有解釋,台下的官員學者只管低頭發笑;令筆者這一位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人,實在感到不是味意!

認同政治下的制度失效

眾所周知,我們先不說致遠,去年由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政治風波,揭示著一國兩制連行穩也成問題,制度明顯出現失效情況;而這個深層次矛盾問題,絕非「樓足民富」便可以解決,而是一國兩制在政治制度的設定時,中央與香港市民的政治需要出現南轅北轍的根本性衝突,特別在政治認同上,設定明顯有利,傾斜向新政治經濟特權階級的排他性,又未能透過權力再分配,做到團結大多數的情况。結果便出現公共行政學上,最差的政府與市民關係,即「你有你管,我有我活」互不交接,對制度完全沒有信任的平衡狀態,當中所指的制度,當然是一國兩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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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無法吸納政治

從這個分析出發,再審視近期的社會熱話,便會發現所有的爭議只是表象,歸根結底就是香港市民在行政主導下,無法透過合理的制度性政治參與,日積月累地對一國兩制,失去了制度信心。在全民自願檢測的記者會上,林鄭月娥批評專家們,認為對檢測提出的疑問:是有政治目的,希望抹黑中央、破壞中央同香港關係的目的。若我們換一個語境,林鄭月娥豈不是證實了,就算只是一件遲來的好事,可惜大家已經不再相信一國兩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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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筆者一直認為,從辯證的角度去看,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大勝,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原因是即使最激烈的群眾,仍然願意透過既有制度,與政權周旋,這明顯是對制度抱有一丁點希望,最少認為是可行的方法之一。但近期全體立法會議員因疫情而最少延任一年,抗爭派參選人要求立法會泛民議員總辭,這不但顯示了抗爭派參選人的政治利益考慮,更反映了他們以及支持者已經認為,在國安法與 DQ 前提下,這個制度已經「玩不下去」了!我們從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進行的調查得知,有61%民主派支持者反對泛民議員留任(筆者理解為傾向總辭),再交差分析黃絲群組中,其中一組最經常出現的理據就是:「拒絕招安」;這種長期被拒於制度之外,而產生對制度的徹底不信任在此表露無遺。

立場先行下的政治真空狀態

政治立場先行,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所指:將選賢與能思想發展到德才兼備為選拔幹部原則;本身亦存在矛盾,君不見內地今天打一隻蒼蠅,明天打一隻老虎,都是口口聲聲對(共產)黨絕對忠誠的嗎?雖然香港勝在還有ICAC,兩地的情況亦有別,但在全面管治權的主旋律之下,這種政治立場先行的副作用,已經導致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進一步出現著名學者杜贊奇所提出的內卷化現象,由於市民的在地感受、想法及意見無法進入制度內,生活在接近政治真空,無菌圈養狀態下的官員,不但令人感到是不吃人間煙火的雲端施政,更進一步削弱沉默大多數,以至憤怒中年[1]對制度的信心。近月遭受各界劣評的「全日禁堂食令」 ,事後陳肇始表示:當日才發現很多人還要上班;其後羅致光又表示在醞釀政策之時:從來沒有人提出,在戶外工作的人士和清潔工是最受全日禁堂食政策影響。明顯就是政權內卷化所導致,官員在考慮政策時,沒有任何新鮮空氣的後遺症,勞動人民在風雨下遍地開餐的自救寫照,變相對制度又投下了否定一票。

行政主導變霸權

還有一點,就是行政主導下,行政機關的凌駕性權力缺乏約束,是客易引起已發展,高知識水平的公民社會反彈與不滿;在權力越大,破壞力越大的邏輯之下,把市民對制度的僅有信心也會摧毀。日前,民主黨的林卓廷被警方以721暴動罪拘控,事後,新界北總區刑事總部高級警司陳天柱在記者會上,作出了多翻與公眾認知有明顯落差的陳述,其中一點是指:傳媒直播片段亦充斥虛假、不實,未能全面反映事實,甚至個別媒體選擇性報道,故意抹黑所謂警黑勾結。

筆者從來都鼓勵警方還原真相,香港人苦等了一年,已經叫至聲嘶力竭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也只希望以真相還各方一個公道。因此陳警司代表警方,作出以上陳述時,好應該同時公開警方在當晚所有的行動片段與細節,要知道即使是和平的遊行,警方也全程錄影拍攝,如此大型群眾事件,警方是不可能沒有任何視像記錄佐證。若沒有新證據,而只是單方面陳述警方口中的事實,再以公權力身份,不停反問在場記者問題。市民只會更加討厭特區政府。原因是傳媒的片段,我們還可以選擇性收看,但警方的記者招待會,是具有凌駕性的公權力,傳媒是難以不派員報導,我們也只能接收警方的一面之詞。難道在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的目的,是要市民相信,警方的版本才是唯一真相?所謂行政霸權不徑而走,指鹿為馬甚囂塵土,原因即在於此。

忠誠反對派的先決條件

當然,我們可以繼續認為一國兩制是充滿生命力,是現在的肉食者:唔識得玩,玩得差!所以近日才有忠誠反對派的討論,這正正是針對以上提出的問題,而作出的建議。但要忠誠反對派為政府帶來新鮮空氣,而又要活在現有制度框架下的同溫層,實在是有多少痴人說夢。因此,在政治制度不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這包括雙普選及政治任命,改變反對派長期被排他的宿命,讓他們有合符比例理的政治權力,同時承擔起制度下應有的責任,讓他們明白政策建議的承擔期限,是有可能跨越任期,禍延政黨發展的持續性後果,管治命運共同體才有機會在香港出現。否則,市民對制度的不信任,只會藉著不同的政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我實踐,直至對一國兩制作出全盤否定,這絕非邁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有利因素。

 

[1] 葉振東(2015)。(認同政治與階級政治的雙重影響:香港政黨政治的分析)。(頁53至57)。中國: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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