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家書 neben Kantstra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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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讀書寫作的香港人。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nebenkantstrasseㅤMedium: https://medium.com/@nebenkantstrasse

2020/1/29 - 16:17

年初三咁樣:德國請願信公眾聽證會回顧

圖片來源:Germany Stand with Hong Kong Facebook

圖片來源:Germany Stand with Hong Kong Facebook

大年初三,德國國會聽證會,是國際戰線德國線手足努力的成果。

申請作現場觀眾 ,當天10時半左右到場,約11時10分開始,準時12時結束

但聽後,老實說,我感到有點茫然,在國會外的河岸走了半小時整理思緒,並思考要不要寫這篇文章。

最後還是決定要寫出來,本著的,是將來做得更好的盼望。

先旨聲明,以下的批評內容,絕不是為了散播失敗主義或者散水思維。我是在滿懷敬意的態度下,寫下這些判斷。因為我知道,德國線的手足做了多麼多的工夫預備這次聽證會。他們的努力和勇氣,必需致敬。


關於聽證會內容,懂德文的朋友,可直接看以下YOUTUBE (聽說遲些會有字樣版,到時會更換連結)。另外,也可以參考資深駐柏林台灣記者林育立的報導。本文只為評論,內容就不重覆了:

聽證會全程:


總的來說,我認為這次聽證會,算不上成功。

作這判斷,首先需界定一下,我認為何謂成功。我認為至少達到以下三個目的其一,才算成功。

1)推動德媒及德國國會對香港事態的關注至能落實具體行動的程度。

2)提出真實證據、揭露香港真實慘況,推翻一般德國政官多月來就手旁觀的借口逼使他們面對兩難而要作出抉擇

3)要求對方至少「承諾」在「某個日子」落實某些幫助香港受難者的行動。

第一點不成功,連日來我也不見相關報道和評論。當然,近日所有的注意力也在肺炎事情上,也算非戰之罪。

第二點不成功,理由見下文。

第三點不成功,官員回應空泛,成功混過去。

除去外在的不利因素(語言、經驗、政局氣氛等),我把觀察到的問題總結為三點:態度、手段、目標對手。

關於態度

要達到目的,就要先想好,不單是我們具體要求什麼,還要講出,德國具體如何做到這些要求。

以我有限觀察,德國人跟香港人不同,若你不主動提出要求,他們不會主動提出類似試探性的OFFER。以我理解,這是出於尊重(閣下作為一個成年人)。而我們港人,一般不習慣直接提出要求,傾向宛轉或暗示來引導事情發展,成事時覺得水到渠成,不成事時不太失望 ,因為習慣了期望管理。

好了,那到底我們想要德國人做什麼呢?港人代表林先生提到聯署裡有六點「提議」,卻又補充說「只是提議」。之後他提出三點,認為是德國可做的具體行動:

一)德國要有更清楚的定位,發揮在歐盟的影響力;

二) 要求在即將到來於萊比錫舉行的中德峰會裡,讓人權受損和香港的民主運動成為正式議題;

三)認為德國在UN(聯合國)可扮演更積極角色,推動(對中國和港府)制裁。

本來這些建議都很好,但用字略嫌虛浮(如positionierung…那應該是如何的定位、取態呢?)。而在提出上述要求後,卻又弱弱的說,希望德國可以拉闊對策廣度以助香港,如此鋪排,反而讓人覺得訴求的力度和理念分散了。

我認為,其實可以更有力的直接說出,德國「應」如何定位、討論「哪個」議題、制裁的「措施」是什麼,甚至只直接變成一點:(自持)重視人權的德國,必需加入制裁香港官員和警暴,例如落實推動德國版馬格尼茨法案的日程。可不可行,其實不重要,因為這不是我們要思考的事,重要的是能逼令對方思考和回應。

德國人是規則的動物,我們成功習得簽署而令國會需要回應,這就變了德國人的責任。具體態度上,只要有理由節即可,不必太過「懇求」。

關於手段

是以,整體來說,我認為整個presentation的力道不夠。

何謂力道不夠?就是不夠「煽情」。

例如,會上提出要求德國政府接納更多政治難民庇護,那就要指出,香港人現在其實是面對「無聲的戰爭」,提出「被自殺」和「被失蹤」的人數和實例,提出具體、有血有肉的個人(如陳彥霖、周梓樂)的「神秘死亡」。單提出超過6000人「被捕」,是不夠力道的。因為在政府角度而言,那只顯示出拘捕了「很多涉嫌犯法的人」,並未顯出警察紀律和道德崩壞,產生的人道危機已達高危,以致遙遠的德國也有道德責任插手。

這次行動是政治,而政治是情緒的事。理性是基本和必需的條件,但要實現政治訴求,理性遠遠不夠。

情緒是吸引人注意和轉換成交涉力量的工具。一張煽情(但必須真實)的照片、一段警暴的影片,勝過千言萬語,特別在只有一分鐘左右的回應時間裡,這些「道具」更加重要。

其實港隊是有用到照片這招的,但只用於解釋外國調查專家也習體辭職這點,這實在過於「平實」。與其用400頁報告證明警暴,不如用一個能換來sound bite的例子或口號 — 這亦是黃之峰聰明的地方,"Hong Kong is the next Berlin"不必是真命題,但肯定能連繫對方,引發討論。

關於對手

另外,我認為目標對手設定得不夠精確。

目標對手應是聯邦政府。而這聽證會的目標,應要針對德國政府的油腔滑調,引導政黨夾攻這點。其實各大政黨的政客都已經在幫忙了,但有些提問還是沒什水準(例如講到禁售控制人群武器的問題,那是明顯沒做功課)。遊說和連繫政黨是平日的工作,德國手足甚至要考慮和一些有聯繫的政黨「夾定」,提出什麼議題以主導討論方向。

整個聽證會的過程,我感覺Petra Sigmund(德國外交部亞太司主管)很能避重就輕,重複說德國已經做了多少「呼籲」(雙方克制),反對「各種形式的暴力」,支持以「對話」找出政治解決之道,強調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支持香港人保障其福祉、香港的自治和生活方式不變這類官話。這些立場,我們都明白,但不是我們需要的,而是要改變的。

要改變的,就是德國以其interest(很難譯,不譯了)和Chinapolitik(對華政策)作掩護,把人權和警暴問題含混過去的態度

具體如何做呢?我們要言明,追求五大訴求,我們希望德國做什麼,來幫助我們達此目的。例如,我們可直接提出,希望政府、或者政黨聯合提出一個聲明,支持香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具體事件(721、831等),甚至直接要求Petra Sigmund同意,定必把跟上級外交官員討論是否可能。

我們其實是要向德國聯邦政府提出要求,而不是「作證」—他們其實什麼都知道,比政客知得更多。

Sigmund在過程裡只算是弱弱表態同意要獨立調查,卻不止一次重申希望各方對話,跟本沒意思。德國政商界這數個月來,就是要用「曖昧」來製造迴旋空間,以求在中美貿易戰裡leverage出最大利益。

與其說德國親中,不如說她反美,甚至某程度上同情共產主義 — 這是在西歐多國並不罕見的情意結。

我們應該直指她們自相矛盾,並至少逼他們累積起道德債務。這是我們香港人僅有的方法之一,因為在巨大的經濟利益之前,我們需要他們的「虛偽」,需要他們 — 無論被逼與否 — 站在人道主義那方。那是德國最自豪的東西,就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先宣讀Grundrechte第一條「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人的尊嚴不可欺。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是所有國家暴力行為的義務。),然後指出,「視而不見」跟「自欺欺人」其實沒有分別。

道德勒索,若要這樣稱之,也無妨。

一月二十七日聽證會現場

全場主要由林先生發言,他非常努力,作為港人代表,我完全尊重。他的立場較為平實和理智,甚至有點「保守」,我也理解。例如他開首即強調「我們香港的運動並不是獨立運動,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即使有手足不認同,我認為也不必荷責,或說「你有咩資格代表香港人」這類無甚意義的話 —既是be water,又有哪一滴水能代表大海? 只有積聚每顆水珠,才能衝擊高牆。

當然,我也不是沒有意見。例如,林先生和Sigmund被問到,是否有証據證明,有中國公安混入香港警察執法,林先生最後因時間問題,被逼認同沒有證據,這也是有點失分。我認為可以這樣回答:

1)搜證據不是由正在受人道災難的人的責任,而是應該由人道組織和具國際力量的組織,如EU的觀察員去做,而德國政黨或政府的人權部門應有相關資料,沒有的話,則是失職;

2)指出已有學者(如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教授在法國《費加羅報(Figaro)》的專訪)証實有中國軍警混入其中;

3)已有國際人權組織提出報告,指證警暴屬實,政黨和政府應向他們索取資料。

當然,這是馬後炮。林先生不是政客,只是有心人,不能苛求。其間他也有嘗試「補充」(我看來是反駁)Sigmund的一些說法,在這樣的場合,是很有勇氣的了。


委員會會再擇日討論議案,若再有機會發言,我期望「德國港隊」會更加「進取」。不怕被認為「不感恩」、「獅子開大口」等。提出人道訴求,天經地義,特別在自稱自由的地方。

再次強調,這只是我的觀後感,更不是要否定這次聽證會的作用。這次德國手足的努力至少帶來幾個效果,一者,就是首次把香港的聲音,直接帶進德國政治體制內,是連繫德港甚至歐港政治的第一步,非常solid的一步;二者,連繫了港台。這次連台灣駐德大使謝志偉也有出席觀察,這樣的連繫在將來日子非常重要。這些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

我們白,這篇事後孔明的文章是有點討人厭的。只希望讀的人不是單從批評的角度去理解,我寫這篇文章的理由。

作者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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