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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移民」、「安全港」的倫理思考

2020/7/25 — 15:23

一個《送中條例》加一個《國安法》,帶來天翻地覆的震撼。不少香港人忽然覺得自己的安全已經受到威脅,於是匆忙尋找「安全港」。英國和澳洲已經開了綠燈,加拿大,美國,一些歐洲國家也有類似的計劃。就算不是為了政治原因,有意願移民的人數也大升。

這是個情緒先行(emotion first)的年代,黃藍雙方的罵戰已經白熱化,我在太平洋另一邊隔岸觀火,想分享一些肯定是兩邊不討好的觀察,希望或者能令到少數人想一想一些相關的倫理問題。

移民/離開 = 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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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數極端的「本土派」,批評抗爭者想離開的是「逃兵」、「怕死」。他們似乎認為必須殉道才是英雄。對一般想移民的人士,也有人批評他們「媚外」、「自私」、「機會主義」。

按倫理學理論,這些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對抗爭者來說,如果接受效益論,離開而保存實力,肯定比「送頭」更有用。用義務論,也沒有需要留下的理由。「殉道主義」只是中華文化的幽靈,從屈原到岳飛到譚嗣同,其實都是看重自己的名聲加上投降主義加上奴才的 DNA,多於看重對人民的責任。如果孫中山學譚嗣同,今日可能中國人還是要向清帝三跪九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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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般市民,一個更適用的倫理指標是「責任倫理」(英文是 care ethics,但是我認為「責任倫理」是個更準確的翻譯)。這倫理原則是說我們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責任,和我們的關係愈親密,責任就愈大。所以照顧家人的責任,就比對社會、國家更大。這樣,為家人好處而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就是非常道德的抉擇。(這也直接反駁了要將社會/族群利益凌駕個人利益的謬誤。)

「二等公民」/「遞菜斟茶」?

我是許冠傑的忠實粉絲,但是他的「二等公民」和「遞菜斟茶」論,卻完全是譁眾取寵,暗示移民後就一定讓人歧視。

「二等公民」的定義,是指不同的公民群體,法律上明文有不同的權益,這不同權益並不是基於合理的理由。權益所指的是機會,而不是結果。

以美國做例,60 年前,南部黑人要做選民或競選,法律上比白人難得多,所以他們是「二等公民」。但是,民權法通過後,所有公民登記做選民和候選人的方法都是一樣了,各種族在政治上的機會都是相同的。

不過,現在華人移民,不少人怕考試麻煩不入籍,已經成為公民的,登記做選民的比率也十分低。因為投票率低,這社群的需要自然得不到政府和議員的關注。因為這樣,就可以說華人移民是「二等公民」或者被歧視嗎?大家的權益和機會都是一樣,你自己不好好利用,怎能說不公平?

就算對不同群體提供不同的對待,也未必是不合理,請看我幾年前的一篇文章〈甚麼是/不是「逆向歧視」〉

至於「遞菜斟茶」,就更是非常公平的一件事。不同的專業技術,在不同的環境中有不同的市場價值。如果你的技術在當地沒有價值,改行「遞菜斟茶」是非常合理的。今日我在美國是醫生和律師,算是典型「專業」。如果我回香港,兩個資格都不被承認(考試還簡單,要我回醫院實習一年,我就不會做了),加上已經年過花甲,我會連「遞菜斟茶」的機會也沒有。

用「二等公民」和「遞菜斟茶」這意識形態來反對移民,其實有一種潛意識:如果我在新的國家生活得沒有那麼風光,都是人家的錯,我沒有責任去適應新的環境。

所以,如果想計劃離去,就必須摒棄這種意識形態,搞清楚什麼是/不是「歧視」。

「遞菜斟茶」論背後退還有一個心態,就是如果到了外地不能做回我的專業,就是一個失敗。這就牽涉到職業倫理的分析。我不會說每一職業的價值都是一樣(我認為醫生的價值就高於賭場派牌員)。但是,我認為人是可以享受各種不同工作的。而且在外國,不同職業的收入分佈沒有那麼不平均(香港堅尼系數是已發展地區中極高的),醫生改行開個小咖啡店「慢活」,可以是很寫意的一件事。

見到其他人的需要

讀醫時常常聽說過,一個大病過的醫生會更明白病人的需要。香港人一直都是世界中的尖子,覺得「大地在我腳下」。現在突然面對威脅,希望這是一個契機,可以更容易見到其他群體的需要,例如:

● 向誰/為誰爭取「安全港」?

現時多個國家都計劃為香港人提「安全港」,英國和澳洲已經公布了細節,另外一些國家也在計劃中。也有不少抗爭者的支持者在不同國家進行游說行動。要求那一個國家、向誰、提供多少配額,是個重要的分配公義問題。處理得不好,隨時弄巧反拙。

英國和香港歷史上有特殊關係,所以也應有特別責任。現在英國已經公佈的行動,大致上也承擔了他們的責任。但是,其他國家對香港人的責任就少很多,所以如果要游說,論據也需要調整。出發點應該是聯合國難民的定義:

“someone who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return to their country of origin owing to a well-founded fear of being persecuted for reasons of race, religion, nationality, 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 or political opinion.”

如果想用上面的定義來爭取「安全港」,道德上就必須一視同人,我特別想指出的,是這定義中有一群人,是常常被忽略的。他們就是未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在佔中/反送中/反國安法時出來支持香港抗爭的中國公民。當中有新移民,有學生,有專業人士。有些人在香港,也有在外國的。已經有零星的報告,說這些中國公民在回國後受到對付。隨著國際大氣候變壞,他們面對的風險就更高。所以,他們也需要一個「安全港」。

道德上,這是為香港人游說時需要包括的一個議程。

● Whatever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

要很得罪人說,香港人普遍高人一等和排外心態其實很強。現在忽然間,自己也可能成為其他國家的外來客。我希望,當一個星期日我們投訴外傭「霸佔」了公園的時候,也想一想,可能有一日,幾萬香港人在倫敦 Trafalgar Square 過中秋,但是被人投訴,香港人又會怎樣呢?

總結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香港人現在正處於這樣的時間。是否需要離開,沒有人能夠提出保證滿意的答案。我寫這文的目的,只是希望可以從另一角度,引起一些反省。也希望香港人在追尋自己利益時,也能順便關心其他群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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